最近看到一段视频：一位解放军战士在青藏高原守卫边疆，他自豪地对着镜头说：“没有科学家和军队，国家就要挨打；没有农民，人民就要挨饿；但是没有明星，国家只会更好。”

我看了以后，无言以对。不是因为这段话有多深刻，而是因为它太常见了。这种观点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从未受到真正的反驳和质疑。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家、军队、农民是"有用的"，明星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

但作为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者，我必须说：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险。它是对主观价值论的集体背叛，是对市场过程的根本误解，是对分工与比较优势的彻底无视。

更糟糕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未意识到，他们正在用一种国家主义的思维框架，贬低那些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企业家。

一、主观价值论：价值不是由"有用性"决定的

让我们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开始：主观价值论。

古典经济学曾经认为，价值是客观的，是由生产成本或劳动时间决定的。但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发起的边际革命彻底推翻了这种观点。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是：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价值存在于消费者的心中，而不是商品本身。

一件商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愿意为它付费。如果消费者愿意付费，它就具有价值；如果消费者不愿意付费，它就没有价值。没有人有权判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这种判断只能由消费者在市场中通过自愿交易来做出。

现在让我们用这个框架来分析明星。

明星提供的是什么？是娱乐服务。他们通过表演、歌唱、演出等方式，为消费者提供精神享受。如果消费者愿意为这种服务付费，那么这种服务就具有价值。如果消费者不愿意付费，它就没有价值。

那位解放军战士说"没有明星，国家只会更好"。但他从未追问：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明星的服务付费？如果愿意，那么明星就是在创造价值；如果不愿意，明星早就被淘汰了。

事实是，无数消费者愿意为明星的服务付费。他们购买电影票、演唱会门票、专辑、周边产品。他们的自愿选择证明了明星的服务具有价值。

你可以不喜欢某个明星，你可以认为他的表演没有艺术价值，但你不能否认消费者愿意为他的服务付费这个事实。你不能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替代消费者的主观判断。

这就是主观价值论的核心：价值不是由你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决定的。

二、市场过程：明星的收入反映了消费者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追问：明星的高收入从何而来？

在自由市场中，收入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明星能够赚取高额收入，是因为他的服务供不应求。无数消费者愿意为他的表演付费，而他只能提供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他的价格（收入）被市场推高。

这与科学家、军队、农民的收入机制完全一致。一个科学家能够赚取收入，是因为他的研究服务有人愿意付费（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一个农民能够赚取收入，是因为他的农产品有人愿意购买。

唯一的区别是：科学家和农民的收入往往由政府补贴或垄断保护，而明星的收入更多由市场决定。但这不意味着明星的收入是"不合理的"或"剥削性的"。它只是意味着，明星的服务更直接地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

那位解放军战士暗示明星的高收入是"不劳而获"或"浪费资源"。但他从未追问：这些收入是从哪里来的？是消费者自愿支付的，还是政府强制征收的？

如果是消费者自愿支付的，那么明星的收入就是合理的，因为它反映了消费者的选择。如果是政府强制征收的（比如通过垄断、补贴、特权），那么问题不在于明星，而在于政府的干预。

市场不会奖励"无用"的人。市场只会奖励那些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人。

三、分工与比较优势：每个人都在创造价值

让我们再进一步：科学家、军队、农民、明星，他们都在做分工，都在为社会创造价值。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就指出：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每个人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和服务，整体社会的福利就会提高。

科学家擅长研究，军队擅长保卫，农民擅长种地，明星擅长表演。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其他商品和服务。这就是分工的逻辑。

那位解放军战士把科学家、军队、农民与明星对立起来，仿佛他们之间是零和博弈。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一个社会既需要科学家来推动技术进步，也需要军队来保卫国家安全，还需要农民来生产粮食，同样需要明星来提供娱乐。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社会的整体福利都会下降。

你可以说"没有科学家，国家就要挨打"，但你不能说"没有明星，国家只会更好"。因为如果没有明星，消费者会失去娱乐，整体福利会下降。一个只有科学家、军队、农民，而没有明星的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瘠的社会。

分工不是等级制度，不是谁比谁更"有用"。分工是每个人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和服务。

四、企业家精神：明星是企业家

让我们再深入一层：成功的明星不是"无用"的，他们是企业家。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指出：企业家是那些能够预见消费者需求，并通过组织生产来满足这种需求的人。企业家的核心能力不是生产，而是判断和决策。

一个成功的明星，本质上就是一个企业家。他（或他的团队）预见了消费者对某种娱乐形式的需求，并通过表演、营销、品牌建设来满足这种需求。他承担了风险（可能失败），投入了资本（时间、精力、金钱），最终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

这与一个创办科技公司的企业家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是在发现需求、满足需求、承担风险。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提供的是技术服务，一个提供的是娱乐服务。

那位解放军战士贬低明星，实际上是在贬低企业家精神。他没有意识到，明星的成功不是"运气"或"炒作"，而是对市场需求的敏锐判断和有效回应。

企业家不是"无用"的，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

五、国家主义思维的危害：谁有权判断"有用"与"无用"？

现在让我们追问：为什么这种"明星无用论"如此流行？

答案在于国家主义思维。

国家主义思维认为：只有"生产性"的劳动才是有价值的，只有能够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劳动才是"有用的"。娱乐、艺术、文化，都是"非生产性"的，都是"浪费资源"的。

这种思维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假设有一个中央权威可以判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

但谁来定义"有用"？是政府？是知识分子？是解放军战士？还是消费者？

在自由市场中，“有用"是由消费者通过自愿交易来定义的。如果消费者愿意为明星的服务付费，那么明星就是"有用的”。如果消费者不愿意付费，明星就是"无用的"。

但在国家主义思维中，“有用"是由中央权威来定义的。政府、知识分子、解放军战士，他们自认为有权判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他们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替代消费者的主观判断。

这就是国家主义思维的危害：它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它用中央计划来替代市场过程，它用少数人的判断来替代多数人的选择。

那位解放军战士说"没有明星，国家只会更好"。但他从未追问：谁给了他权力来判断明星是否"有用"？是消费者，还是他自己？

如果消费者认为明星"有用"，那么他就无权贬低明星。如果消费者认为明星"无用"，那么明星早就被市场淘汰了，根本不需要他来贬低。

国家主义思维的本质，是用强制来替代自愿，用计划来替代市场，用少数人的判断来替代多数人的选择。

六、结语：停止贬低，开始学习

知识分子、解放军战士、普通民众，他们贬低明星，声称明星"无用"甚至"有害"。但他们从未真正理解主观价值论，从未真正理解市场过程，从未真正理解分工与比较优势，从未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

他们只看到了明星的高收入，却从未看到高收入背后的消费者选择。

他们只看到了明星的"娱乐"，却从未看到娱乐对消费者福利的贡献。

他们只看到了明星的"不生产"，却从未看到服务也是生产的一种形式。

明星不是"无用"的，他们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企业家。

明星的高收入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市场对他们服务的奖励。

明星的存在不是"浪费资源"，而是分工与比较优势的体现。

停止用国家主义思维来贬低明星，停止用"有用/无用"的客观判断来替代消费者的主观判断，停止用中央计划来替代市场过程。

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学习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学习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学习罗斯巴德的市场分析，学习米萝社每天都在传递的那些被主流遮蔽的真理。

只有这样，你才能穿透"明星无用论"的迷雾，看见真正的市场逻辑。

否则，你将永远活在一种国家主义的幻觉里：你以为自己在批判"无用"的明星，实际上你只是在为中央计划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