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作者索维尔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一定的智慧。

或许因为此，“终身学习”成了一种信条。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却很容易陷入两种误区：

一是缺少工具意识，在没有思维“脚手架”的情况下，随意攀登知识高峰；

一是碎片化的学习与阅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低水平重复一些枝节片叶。

比如，在中国与世界这一问题上，在经历了“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转变之后，突然发现我们更看不懂了。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只有宏大视野的比较远远不够，必须要从抽象的“中国”，进入到相对具象的“中国社会”认知上。

无疑，这是一个专业而又庞大的事业，我们尝试从社会史领域的三部名家经典——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梁庚尧《中国社会史》、王笛《碌碌有为》，以社会史的视角与思维工具，梳理出关于中国社会的12个洞察，分属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

宏观层面：

早熟、封闭但并不稳定的中国社会

洞察1：中国社会过于“早熟”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发现，从农业起源、农业经营方式（多肥多耨、精耕细作）、工商业水平、城市集聚程度以及中央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化文化确立等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的早熟，且这一文明体系善于借鉴历史不断修正补漏，愈发完善周密。

毫不夸张地说，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中国无疑是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已经出现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及官僚机构，比西方国家要早一千多年。但是过早成熟的国家政府也使中国社会一直都备受压抑，国家权力不断膨胀，人们除非迫不得已只敢当“顺民”，而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常言道：早熟的果子不好吃。事物如果太早发展成熟的话，就会出现种种不完善的地方。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太早发育成熟，也会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

****洞察2：中国社会没有大的变革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1840年，虽然中国有着许多朝代更替，但是本质上其中央集权体制依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小修小补。而西方社会则不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大的变革，例如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西方社会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进步，社会整体的向前，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但在重要制度、文化、经济等社会宏观维度进步不大。

洞察3：中国社会以“大一统”为发展主流

不同于西方与印度，中国历史一直以“大一统”为主流，每过一段时间的分裂，必会出现一次统一。经过战国的分裂后出现了秦朝的一统，经过三国的纷争后出现晋朝的一统，经过南北朝的内战后又出现了隋朝的一统。

中国统一的时间整体超过分裂的时间。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统治当中。大一统的出现虽然有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但是也使中国地方发展不平衡，中央的政策一旦到了地方就会发生变形。民国史学家邓云特所著《中国救荒史》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每当朝廷要决心赈灾的时候，到了地方，赈灾款都会被地方官员瓜分，最后钱款所剩无几。 （推荐阅读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本书为先知书店“绝版复活”书籍）

洞察4：中国社会是集权社会，结构并不稳定

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中，认为中国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但中国历史学者王笛却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他在《碌碌有为》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分析道：

其一，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其二，“大一统”“科举制”“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社会变为了一个二元结构，二元结构其实缺少缓冲机制，社会很容易实现崩溃；其三，在专制集权下，并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也发现，中国社会的三大系统，政治居高临下，包容、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就了“政治一体化”结构类型，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过度政治化社会。

中观层面：

封闭秩序下，法治、产权、宗教缺失

洞察5：中国社会以人情关系为纽带

中国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靠血缘关系、同学关系与同乡关系等社会纽带连结而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遇到什么矛盾，一般的老百姓都会倾向于找关系疏通来解决问题，而不会优先选择法律，走正式的途径去诉诸国家公权力。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人情关系以及人们对这些关系的依赖程度。

但也正因为我们过于依赖这种人情关系，导致了中国社会法治观念的难以普及，阻碍了我国的法治现代化。

洞察6：中国社会的产权不清晰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农业土地的产权并非非常清晰，人们虽然会有私田，但是国家会经常干预土地的分配，使得农民的土地财产没办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而西方不同，例如，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把土地产权分为了使用权、占有权与所有权。

到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土地私有权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极大尊重，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近代思想启蒙者洛克甚至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 哪里就没有正义。”但是，在古代中国，只要皇帝大笔一挥，老百姓的土地就会收归国有，完全没有维权的机会。

洞察7：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多样多层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家。宗教的缺失一直是现代学者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是一个儒释道与民间信仰杂糅的社会，王笛认为，佛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最大，道教的仪式出现在日常生活各个维度，而民间则被各种地方信仰——如妈祖、土地神、关帝庙占据。其他西方宗教则零零星星分布在中国各地。

洞察8：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往往带来民族灾难

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

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时，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或某一个链条断裂，混乱和崩溃就会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无不是如此。

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世界历史上10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国就独占了5个，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得出世界上死亡人口最多的战争为中国的安史之乱。这种浩劫的最新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

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庞大的王朝，无非是满足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开疆拓土，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百姓反倒是最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如果换为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立场，会怎样思考？

微观层面：

从民众到精英，各有其文化弱点

洞察9：中国社会中的市民文化充满“英雄”与“圣贤”崇拜

王家范认为，中国的社会崇拜，不是表现为宗教对先知神的崇拜，而是对世间道德人格化的政治权威的追慕和敬仰，这很像马克斯·韦伯说的沉溺于人格特有魅力的“卡里斯玛崇拜”。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孟子对三代以来政权更迭历史特色的归纳。孟夫子的论断总是被以后的历史验证，由天才人物（或称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地的梦一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却难有梦醒时分。“好皇帝”、“圣君贤相”成为古代历史的主干，从知识精英到民众，都把这看作是历史光明面，民族的骄傲。

梁庚尧和王笛观察明清的中国市民社会，看到了会党、流民、黑社会乃至普通民众崇拜的对象不外乎“关公”、“门派创始人”、乃至《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英雄神话人物。社会更愿意相信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非普通的人民大众。这种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也导致我们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反而助长了专制权力的诞生，也证明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个人崇拜情结的国家。

洞察10：中国社会边缘人群

塑造了独特的边缘文化，经常成为历史动荡的帮凶**

中国历史上的边缘人群，如走江湖的人、练武艺的人、乞丐、妓女、赌徒、卖身为奴者等等，他们多生活在社会底层，为了生存练就了各种本领。正因为这些群体的特殊和神秘性，所以他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然而他们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边缘文化。 （理解中国边缘人群，推荐阅读陈宝良《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但与此同时，边缘人群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端，从生活到舆论都颇为艰难，因此经常成为社会动荡时期的参与者。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庚子拳变乃至辛亥革命、国共内战，都充斥着边缘人群的身影。

洞察11：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能独立于政府

在中国古代社会环境里，“士大夫”——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受科举制影响，一直都依附于中国的政权统治当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中举、成为国家官吏，是所有古代读书人一辈子的梦想。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知识分子都想向政府示好，依附于政府朝廷，缺少像西方那样独立的、能够发表对政府异见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更加不可能出现像“启蒙运动”一样的思想解放运动。

洞察12：中国社会中的宗族与家庭，充当了国家与个人的缓冲带

无论是人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还是秦晖老师常谈的“小共同体本位”，宗法士绅阶层的存在都很好的实行了地方管理与服务的职能，更充当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带以及限制与保护机制。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强政府经常破坏宗法的存在，个人也会因个体权利意识的出现而冲击大家族的限制——大家族固然存在很多缺点，但站在社会结构视角来看，轻言破坏这种传统，无疑消解了社会的稳定性。

当然，2000年中国社会史的特质，远远不止上述12个洞察，这三部社会史经典的价值，也绝不止于此。但这些洞察，无疑是我们从宏大抽象的中国，进入到具象真实中国的“12把钥匙”。

我们总说以史为鉴，总在以历史理解过去，这当然没错，但中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被等同于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者军事战争的历史，能够真正窥探社会本质的“社会史学”从未出现。即使在当下中国，社会史仍然不是历史学中的一门显学，社会史作品被无数读者、历史爱好者所忽略。

然而，破解当下面临的社会转型顽疾，首先需要的就是用社会史学的工具和思维解剖2000年中国社会。因此，跳出传统史学、将视线转移到社会史领域，是当代国人洞察中国历史必须要做的一种选择。

洞察13：中国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

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

下限是左邻右舍的鸡零狗碎、上限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争霸，平均值则是“黑暗森林式国际政治想象”——要么“是我们的一盘大棋”、要么“他们迟早玩完”。

中国哲学家邓晓芒也说*：*

“我见过不少民间的谋略家或军事家，个个高卧隆中，放言高论，无非是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厉害角色。但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公平和正义，听不到人道和权利，也听不到价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也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说中的自我陶醉。

无论江湖段子，还是哲学家的洞察，国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都停留在“丛林法则”，而非政治科学。之所以如此，离不开两大原因：

1. 清末以来的百年屈辱史，使中国由传统的天下朝贡体系，被迫转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这个转型太快太猛，再加上期间又被意识形态裹挟。国际政治几乎和丛林法则画上等号，“弱国无外交”几乎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的金科玉律；

2. 国际政治之所以成为“人人可谈，又人人乱谈”的重灾区，原因除了认知上存在天花板，更在于很多人从未意识到，国际政治不是侃大山，首先是门需要学习的学问：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国际政治，但它作为一门真正专业的学科，不过百年的历史。以仅有百年的理论解释千年的历史，自然有所吃力；很多人理解国际政治，即便有国际理论视角，但也多来自《孙子兵法》《战国策》等国学经典，这样的学问虽然普适于帝制时期，但往往很难接轨现代文明。

当然，就算愿意专研并深入思考“国际政治”的读者，还必须面临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国际政治的诸多理论、范式、方法都来自米尔斯海默、肯尼思·华尔兹等外国学者，不但理论门槛极高，案例也“不太接地气”、更缺少“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

然而，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与转型，又离不开对国际政治的洞察与理解，在国际政治的江湖，有3种理论范式一直争议不断：康德的自由主义、米尔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杰维斯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绝大多数国际政治专家认为三大理论难以彼此借鉴、取长补短，但唐世平教授在书中却透过人类文明的历史视野，成功将三大理论对应于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不仅解释力十足，更被学者斯特林-福克评价为：“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