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主国家，比如美国，争论谁能入籍基本上等同于争论谁能获得合法投票权。

“我认为我们应该增加入籍的外国公民人数”这句话与“我认为我们应该增加外国公民的投票人数”在功能上是一样的。这两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区别。

在现代西方国家，关于公民权利的争论最终都是在争论选举权。支持大量移民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并且常常虚伪地自称，移民只是一种经济交换的形式。不过，在美国，正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移民者通常是在通过一系列非常低的要求之后才能入籍。相比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入籍通常是提供给那些可能是或者不是常住居民的人。

比较真诚的移民观察家并不否认，当入籍变得非常自由简单时，移民就会变得政治化。毕竟，人类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单位。他们也是政治行为者。

入籍带来的移民政治化会导致反对声音，因为许多本地居民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是有充分理由的——与社区只有最低限度联系的人不应该成为社区中具有投票权的成员。

确定投票箱政治参与的标准，这是早期自由意志主义者——20世纪前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共同探讨的问题。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国家权力，支持私有财产，他们还希望扩大投票公众的规模。然而，即使是这些激进的改革者也认识到，允许每个人投票，无论他们是否“利益攸关”，是愚蠢的做法。出于谨慎考虑，所有政治参与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衡量一个人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一般是通过税收和财产来衡量的。不过，在考虑移民者的入籍问题时，可能还需要参考其他衡量标准。无论如何，自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改革者以来，关于政治参与的问题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洛克与平等派：纳税人的选举权

默里·罗斯巴德将17世纪的英国平等派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自觉发起的自由主义群众运动”。平等派坚决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和随后出现的克伦威尔专制主义。他们反对重商主义，支持自由商业，并寻求扩大选举权。另一方面，他们也认可有所限制的选举权。

如今，历史学家们对于平等派认为选举权应受到多大限制还存在争议。历史学家拉尔夫·雷科（Ralph Raico）认为，平等派“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典型产物，事实上他们赞成将选举权限制在纳税人的范围内”。历史学家小罗杰·豪威尔（Roger Howell, Jr.）和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从平等派创办的报纸《温和报》（The Moderate）中了解到平等派对“人民”（即可以投票的人）构成的普遍看法。豪威尔和布鲁斯特总结道：

在许多情况下，《温和报》往往将“人民”与那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至少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做的。这些人以纳税支持政府，必要时将军队安置在家中，或者从事某些有报酬的职业。

约翰·洛克（John Locke）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很可能是受到了平等派的影响。历史学家马克·戈尔迪（Mark Goldie）这样描述洛克的民主观：

这位研究革命和人民主权的理论家对选举权不大感兴趣。他本人可能从未在议会选举中投过票，也从未为此抱怨过。在《政府论(下篇)》第213段中，他漫不经心地邀请读者假设议会由“单一世袭者”、“一群世袭贵族”和“一群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这非常英国化，而且不民主。一些政治学家仍然虔诚地坚称，洛克是一位隐藏的民主主义者。不过，他肯定不是关心选举权的民主主义者。

后来一些评论家试图解释洛克对民主的看法，声称洛克实际上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很浅薄。罗斯巴德对此并不赞同，他的结论是，1670年以后，洛克更像是“倡导自我所有权、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此外，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奈茨（Mark Knights）所指出的，洛克在很大程度上是“纳税人享有选举权”的倡导者，也就是雷科所说的“纳税人享有民主”。

财产权比政治**“权利”**更重要

这与洛克的整体哲学是一致的，因为正如奈茨所指出的，洛克“在讨论代表权时没有援引自然权利”。也就是说，洛克绝对认为财产权是自然权利问题，但并不认为投票和议会代表等政治机制也是自然权利问题。

孟德斯鸠也对政治“权利”和财产权进行了类似的划分。在孟德斯鸠看来，社会的政治法与私有财产的民法是有区别的。正如一位法律学者对孟德斯鸠观点的概括，“政治法律绝不能削减私有财产，因为不存在比维护私有财产更重要的公共利益”。

因此，孟德斯鸠也试图将选举权限制在财产所有者的范围内，因此，克日什托夫·特尔津斯基（Krzysztof Trzciński）认为，“是否拥有[选举权]仍然取决于所有权的状况”。

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来说，私有财产比任何政治“权利”都更为重要，这就要求对政治参与进行审慎的限制，以利于维护私有财产。

对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私有财产至高无上，不允许毫无限制的选举权。那样会招致人们滥用和颠覆私有财产，而不是保护私有财产。

卢梭的大众民主****获胜

可惜的是，现代民主观——甚至是自我标榜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将财产权置于政治“权利”之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让-雅克·卢梭对几乎所有现代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卢梭是私有财产的死敌，在其《社会契约论》中，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让所有私有财产服从所谓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是由全体人民在完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投票决定的。这是对洛克观点的颠覆，将政治置于财产之上。因此，特尔津斯基总结说，卢梭的制度大大“扩大了国家成员的政治自由，但同时，有趣的是，限制了他们的财产权”。

今天，卢梭的观点占了上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天然的财产权被无情地颠覆，以迎合“多数人的意志”。这种观点在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时代的法国就已经盛行了，导致巴斯夏将国家描述为“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维持自己的生活”。

即使在洛克之后的几个世纪，许多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对普选权持谨慎态度。在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领取救济者”还是被排除在外，很少有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支持毫无限制的选举权。相反，改革背后的理念是将选举权扩大到小业主和家庭享有“户主选举权”——我们说的不是一人一票。改革者把新选民设想为——用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话说——“有责任感的居民”。

遗憾的是，这种对私有财产的关注最终从关于选举权的争论中消失无踪。

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远远走在了英国的前面，法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在英国大行其道。例如，在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男子普选权比英国早了几十年。现代福利制度诞生于德意志帝国，这很可能并非巧合。俾斯麦了解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他发明了一个全国性的官僚“安全网”，作为获得选民政治支持的必要步骤。

毋庸讳言，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德国，选举权的创新性扩张都没有真正确保人民的自然权利。相反，这两个国家的多数统治者都将民主作为掠夺纳税人的手段。

事实证明，洛克是对的。

由于社会民主思想的胜利——它本身就是卢梭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将选举权与财产所有权绑定在一起在今天看来是反动的，而且显得太世俗了。尽管如此，许多选民仍然认识到，不管什么时候，将选举权交给恰好出现在自己所在社区的每一个人都是不明智的。依照洛克、孟德斯鸠和平等派的精神，人们始终认为选民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社区建设。这种观点认为，如果选民没有在金钱上参与，那么至少应该在文化上参与，或者通过某种历史纽带与社区建立联系。

正如早期自由意志主义者所言，这不是关于财产或自然权利的问题，而是关于政治和审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