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此不在的科学：缺失但又被滥用的科学
无此不在的科学：缺失但又被滥用的科学
有一位“先生”，从“五四运动”被热血青年树为一面爱国大旗至今，无论历史如何巨变，它似乎永远都是正确的代名词。
社会精英反复使用它，主流媒体不断强调它，每个人一生接受的绝大部分教育，都是它的延伸课题，然而，无论是在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它的基本精神、以及方法都严重缺失。
它拥有巨大的力量，正确地使用它，伟大的发明、财富的创造会不断涌现，然而，一旦滥用，灾难便会纷至沓来。
——它，就是“赛先生”：科学。
曾几何时，科学几乎成了“真理”或“正确”的代名词，“这不科学”成了人们嘴里下意识的口头禅，似乎印证了科学的深入人心。
但实际上，这却也代表着，科学被滥用于某些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地方，比如，政治、艺术、信仰等等。
相反，在很多本属于科学问题的领域，比如：对“被卡脖子”技术的研发，疫情的防控等等，要问何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却少有人能说清。因此，现实中种种反科学的愚昧、荒诞、极端，屡见不鲜。
▌科学的滥用
翻开20世纪的灾难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被滥用的历史。
*◎进化论被滥用到社会领域，人伦丧失、人道主义灾祸频仍*
进化论，本属于生物科学的范畴，其基本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滥用于人类社会，便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科学的方法“培育优良基因，灭绝劣等基因”：
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绝育法案”，而纳粹德国更是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
将某种优良的基因，通过政治、技术手段向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推广，这正是科学主义被滥用的表现，结果无一不是人道主义灾祸。
▲电影《发条橙》里，科技被用来强制改造人的思想
*◎致命的自负：用”科学“规划经济*
一战前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使人类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规律。这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
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和贫富悬殊、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以“科学主义”来管控国家经济和政治——由强大的管理机构收集、计算全国的需求，然后组织生产、分配，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想法，从学界的探讨最后变成不少国家的实践。
这种看似准确、高效的计划模式，看似很科学，实质上是对科学的无知与滥用，结果经济坍塌，甚至造成贫穷、灾荒。
…..
为什么科学付诸于政治实践，带来的不是繁荣与进步，却是它的反面？因为，政治与科学，恰似一对冤家，底层逻辑不仅不同，甚至相悖：
·政治是求善的艺术——止于至善，但要警惕大恶
政治的起点，是对人性的悲观——人不是天使，人性矛盾、复杂、神秘，不可被计算，更无法被改变——它的崇高与邪恶，在任何时代都将永远共存。因此，政治的首要目的是“抑恶求善”。
然而，求善，不是改造人性，在人间建设一个完美的国度，而是承认人性的复杂与幽暗，审慎地选择“最不坏”的一条路——止于至善、但要警惕大恶，这便是政治最大的善。
▲电影《五百年后》：科技让人成了无条件服从的顺民
·科学求真——可证实，也可证伪
科学的起点是乐观，它认为人类可以不断拓展认知世界的边界，从而改造、完善社会。
既然求真，科学自然要有一套可验证、可通过计算预测的公式或答案——在严谨的逻辑和公理系统中，通过无误的前提，有效的论证，得出一个正确答案，甚至唯一的答案。
科学思维的缺失：科学是现代文明的一翼，却被简化为技术或工具
科学在政治等领域被滥用，但在应该被普及的地方，却又无比稀缺。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先生，在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 等书中写道：我们对科学的最大误解，就是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有着强烈的“应用”倾向，因此，一直将“科”、“技”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
我们在向很多朋友推荐吴国盛、江晓原等老师领衔翻译的 《剑桥科学史》 系列时，不少人也说：“我不太懂技术”。
而吴国盛老师认为，用技术来认识、甚至取代科学，不仅不利于我们真正了解科学，还会带来两大问题：
实用主义泛滥，导致*基础科学的停滞
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如果只看它的技术应用情况，却避而不谈它背后的基础学科与文化精神，那就是舍本逐末。
正如决定一棵树能长多高的，并不是它繁茂的枝叶，而是它的树根扎得有多深，树干有多高——对于科学来说，基础学科就像一棵树的树干，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世界认知的深度和高度。
那么，什么才是科学的基础学科和文化精神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数学、物理学等，其实，看看 《剑桥科学史》 系列的目录，便不难发现，除了数学、物理之外，宗教、哲学、逻辑等对科学的重要性则被我们长期轻视了。
我们知道，理性和信仰是人类文明的双翼，而科学无疑是理性结出的最耀眼的硕果。好的科学史，其实是一部理性视角下的文明史，涵盖了科学所需要的数学、哲学、逻辑等各种知识，以及思想、制度、信仰等环境。
譬如，在人类文明“打地基”的阶段，古希腊哲人所留下的两项重大遗产：
·运用理性，不断对世界求真的哲人精神；
·在一系列基础学科上做出了建树，其中形式逻辑，是科学出现的必要条件。
这两个遗产，贯穿了西方文明2000多年的“接力长跑”，并最终引发了现代科学革命。
然而，东方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底色，导致中国古代虽有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却未形成求真的科学精神。
吴国盛老师在 《什么是科学》 中所总结道：
“中国文化务实，强调“学以致用”，对学术一向抱有明确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从不认为学术、学问、知识有独立不依的价值，读书的价值尽在“黄金屋”和“颜如玉”，尽在“敲门砖”和“进身之阶”。
“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就是强调科学是一种生产力，是人类为了物质生存的需要必定自发从事的一项活动。离开了应用，离开了国计民生，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
基础科学停滞不前，纵有零星的技术，终究无法叠加、迭代。全球化背景下，基础科学落后的国家，在卡脖子的“根技术”上，很难突破。
科学思维的缺乏，导致无知之愚
如果说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决定了“硬实力”，那么科学思维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则是看不见的“软实力”。
科学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使用理性和逻辑，对科学范畴内的事务，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逻辑和批判性思维长期缺失。
现实中，很多虚假消息、洗脑言论，只要稍加运用科学思维，便可辨别真伪，然而，却有无数人对此深信不疑。
疫情当前，各种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让人大跌眼镜：有人选择喝高度酒防毒，有人一出现症状就打抗生素；未经过双盲测试的某些药物，被宣传成具有预防、治疗疫情效果……
为何时至今日，科学思维依然如此稀缺？在 《什么是科学》 一书中，吴国盛老师写道：
“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自赛先生引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学习如何“做”科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在“理解”科学方面，缺课甚多。“理解科学”的缺失不是没有代价的。
科学精神的三个维度：追问本质、尊重事实、捍卫真理
◎追问本质
科学精神的第一个维度，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追问精神。正如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牛顿追问苹果向下掉落这一现象的本质，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科学之所以萌芽，正是始于好奇心的追问，这种追问是不达本质不罢休的，因此它又与“功利性的追问”存在鲜明的差异：
科学追问的是现象背后支配一切的法则，而功利性的追问，更关心的是，如何发明一个有用的工具。
自古以来，中国能工巧匠辈出，四大发明更是领先世界，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指南针永远指南？背后存在何种规律？
追问停在了工具层面——这正是李约瑟难题：“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技术发达的中国”的答案和原因所在。
**◎**尊重事实
什么是事实？
在逻辑学上，事实就是验证为真的“真命题”。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个事实有大量史料、人证交叉验证，因此为真。
科学之所以要尊重事实，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便是一个不断用证据去验证命题的真假，从而使得“真命题”替代了“假命题”的过程。
譬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经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的观测证实，使得牛顿的“经典时空观”为假，“相对时空观”成为新事实。
▲广义相对论原理：太阳的引力场扭曲了时空，使远处的星光发生偏折
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尊重事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首先，要尊重各学科最基本的事实，掌握最重要的常识。比如：可以不懂医学，但必须尊重关于“病毒”的基本事实。不能成为经济学家，但一定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东西最后算下来，一般都是最贵的。
事实和常识，每个月只需要坚持读一两本好书便可廉价获得，但却可以让我们不被谎言、谣言所蒙蔽；
其次，面对事实，不能自我欺骗，更不能歪曲，哪怕它伤害了自己的情感，冲击甚至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认不清事实，最多只是无知；看清了事实，却还指鹿为马，甚至掩盖事实，把事实当做谣言去“辟谣”，那就是道德问题了。
◎捍卫真理：
真理不止发现难，传播真理、捍卫真理更难。
16世纪最大的科学观念革命——“日心说”的提出，哥白尼虽对它有创造之功，但真正将它传播至全欧洲的，却是顶着极大的宗教压力，公开传播、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
《剑桥科学史》 中，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世俗权力冲突的案例，俯拾皆是；新、旧范式的冲突，其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科学与其它领域的冲突，好在科学可以被验证：一旦新的科学范式被验证，即可定纷止争。因此，《剑桥科学史》也是一部发现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的历史。
中国从来不缺为国家献身的知识分子，但敢于为真理对抗强权的知识分子却罕见于历史，科学精神的缺失，实为重要原因。
科学方法两个维度：符合逻辑、重视证据
◎讲逻辑
形式逻辑的出现，为科学发展，奠定了最为关键的思维基础。从此，人类对世界，逐渐从感性的、经验的、片段式的认识，走向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认识。
因此，形式逻辑不仅是科学之父，更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必须遵循的思维规律，它有三个最基本的定律：
·同一律：思考、讨论任何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需要涵义清晰，并且涵义在讨论过程中，需要保持前后一致，不能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
比如，在讨论“防治疫情，到底西医有效，还是中医更有效”这个科学问题时，当讨论进行不下去时，“西医论者”喜欢说对方“智商有问题”，而“中医论者”往往回敬说“我智商有问题，你良心有问题，你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
**·排中律**：****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时，不能说它们都是假命题，否则就是搅混水，其中必有一真。
比如，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催生了科学”。“宗教扼杀科学于摇篮中”——两者不可能同时为假。（ 推荐阅读《宗教与科学：不可能的对话》 ）
无矛盾律：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时，不能说它们都是真命题，否则会自相矛盾，两者之间，必有一假。
比如，“希特勒是魔鬼”，“希特勒是大救星”，只能有一个是事实。
讲逻辑听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我们的情感、偏见、利益相关，以及人性的固有缺陷，都会干扰逻辑判断，导致我们陷入种种逻辑谬误之中：
——诉诸权威：认为权威人士说的，一定是对的，无需验证：
比如在对疫情的看法上，很多人常常不加思考地顺从权威的观点，最后却发现，某些“权威”，现在的观点和两年前已经自相矛盾了；
——诉诸民意：认为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做，肯定正确。
譬如最近的股票市场：价格下跌的信号，引发了更多的抛售，其背后不仅是恐慌情绪，更是从众心理作祟。
——非黑即白：使用武断的二分法，掩盖其它可能，破坏对话的建设性。最典型的当属“媳妇和老妈同时落水，应该先救谁？”
还有不当预设、人身攻击、道德指责等等……科学精神的缺失、科学方法的滥用，正在让各种非理性，充斥于网络和公共空间之中。
值得警惕的是，普通人不讲逻辑，影响毕竟还十分有限。但如果规则制定者不懂逻辑，甚至在应该讲逻辑的地方讲道德、讲政治，那就十分危险了。
◎讲证据：
很多情况下，逻辑自洽并不等于事实。因为很多逻辑推理的起点，是错误的、虚假的。
因此，逻辑加上证据，才可能形成“从理论到实证”的真正闭环。
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讲证据的方式，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
**·**以证据的多寡，判断外界信息的可信度，不可证真或证伪的，应存疑；
**·**以完整的逻辑发表看法，必要时提供证据，建设可信的公共话语空间；
·对那些以“科学面目”出现的信息**，第一反应是看证据。因为真正的科学结论，都会提供可信的实验数据。**
如果某个科研机构研制出一款新药，宣称它对治愈某种病毒有奇效，但却不提供任何数据支持，即便这是一家权威机构，也依然不可信。
验证一款新药是否有效，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是针对它，做一次“大规模的随机双盲实验”：
·“大规模”——用足够多的人数、随机的抽样，稀释掉特例带来的数据偏差；
·“多组实验”——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使用真正的新药，对照组使用无害且无药效的试剂，并保证两种药，在外形上看不出任何差别；
·“双盲测试”——屏蔽实验人员、被测试者对药物、分组的全部信息，以避免心理暗示影响实验结果。
最后，在实验组、对照组的大规模数据比对中，得出该药物究竟是否对病症有实效，又有哪些副作用，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推广。
但凡是涉及生命健康的产品，都需要这样严苛的证据支持。这是科学精神最起码的要求。
然而，在“科学”几乎等同于“正确”的时代，我们常常在不该科学的地方，滥用科学，在应该科学的地方，却又很不科学。“赛先生”在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了，科学的滥用与缺失，正在改变、甚至破坏着我们所处的环境。
因此，重拾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是每个人的刚需。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阅读名家书写的科学通识，以及最经典的科学史。为此，我们推荐收藏“科学通识与进阶六书”：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最好的科学通识
吴国盛老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系主任，是中国科学史界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这两本书：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是他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从概念和历史两大源头，帮国人厘清了有关“科学的一切。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先生说：“吴国盛先生通过这套书还原并呈现出科学为本源的面貌，以此引发中国人反思并纠正自己对科学的长期误解。”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智慧和创新的成果，但是，四大发明是科学吗？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吗？
到底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颇多？中国人对“科学”存在怎样的误解？
理解科学，首先必须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去理解。
吴国盛：高山大学校董。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现任高山大学校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
中国的科学基因
我曾经对高山大学“科学复兴”的使命感到纳闷：一帮企业家，要怎么搞科学复兴？
后来鲁白教授解释：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明白了——如果能再做到“科学通过企业复兴，或是企业通过科学复兴”，或许就更积极了。
今天的世界，底层逻辑是由科学铸造的。了解科学的本质，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身处的世界，从容地生活。不了解科学的人，就像老农民进入闹市，茫然失措——企业家尤其如此，因为企业经营、风险投资等内容更需要拥有对世界的前瞻性与洞察力。
但偏偏，中国人不懂科学。因为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中国人不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有指南针，不等于有磁学；会捕鱼，不代表懂鱼类学、捕鱼动力学。科学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舶来品。
或许有人会反驳：古代中国比西方更先进，直到近代才落后。这其实是一个假概念，存在很多误解。
对科学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以技代科，科技不分。
谈科学，我们常常谈成科技、技术。我们也常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科学不是生产力，技术才是。
1500年前，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技术。除了四大发明，丝绸、陶瓷等都领先于世。相比之下，古罗马处于奴隶制之下，奴隶没有能力革新技术，而奴隶主没有动力去革新。
据说当时有人将发明的起重机进贡给皇帝，却被下令封存，因为一旦使用，5/6的奴隶将无事可做。
第二个误解，科学必须“有用”。
以功利眼光对待科学，追究投入的付出有什么实际用处。科学的本质精神，在于无用之学——无用的探索。有用的探索并不稀奇，各类商学院在做的都是有用的探索。
这个误区和我们实用主义的文化密切相关。对宗教、信仰，我们非常务实：灵则信，不灵则不信。
比如关于求神拜佛，在很多人心里，佛像、默罕默德、耶稣、圣母玛利亚，什么都可以摆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拜，总有一个可能会有用。
对知识，更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化里，知识本身没有独立地位，而是依附在某种好处、权益之上，作为工具存在。
比如古训有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成家立业。所以普遍的想法是，学习都首先要追问用处是什么。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纯粹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没有自己的位置。
第三个误解，在于把科学望文生义地当作分科之学，过早与过分地分科。
现在的学科诸多，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总在强调“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很容易就将科学家培养成匠人，缺乏跨学科的眼光，丧失了创造性的热情。
科学一词，源自日文对science的翻译。除了科学，现代汉语的学术术语，比如哲学、自然、技术、法律、社会、政治、纪律、干部、群众，大都源自日本。日本人基于自身文化对西方术语进行翻译，所以会在原意上产生一些偏差。
比如“社会”的范围变大了。旧时，社区聚会称作“社会”；而现在，它成了一个公共性的概念。
再比如，“经济”的范畴则变小了。古代大丈夫经天纬地、经世济用是大理想；现在它变成一个赚钱的行业。
“哲学”一词的范畴也是变小了。“哲学”的拉丁文原叫philosophy，指的是爱智慧。爱智慧，不等同于有智慧；而“哲”，在汉语里代表聪明。爱智慧之学，成了聪明之学，这也是将高尚、向上的学习精神，沾上了功利主义的边儿。
后来，明朝开始的两波西学东渐运动，尤其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让科学得到了重视，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力量与功利性的印象深入民心，进一步加深了误解。
这些误解是致命的，这样一来，科学在中国撞上了天花板，再也上不去了。所以全民对科学的理解需要提升——如果人民不理解无用的基础科学，只专注功利的技术科学，资源不到位，科学也搞不上去。
作为科学摇篮，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技术的形成，在所有文明里是必然。
所有民族，不管强弱高低，为了生存、生产，都必然衍生技术。但是科学是偶然出现的，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
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严格来说，是从19世纪才开始。在那之前的2000年，科学几无大用——那么，牛顿为什么研究科学？背后的文化动力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科学，是我们过去所缺乏的。
理解科学，首先必须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去理解，科学为什么只诞生于西方。
中华文化，由于地理环境适合耕作，慢慢发展出了极端强大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特点，除了粮食生产，也在于定居生活。
中国人有一个强烈的故乡或籍贯的概念，用以表示祖辈生活的地方。这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标志。相反，欧美没有籍贯，只有出生地。 在我们的文化认知里，幸福是安居乐业、几代同堂，而过去的很多词语如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都意指不幸。
由定居生活衍生的，是一个熟人文化。祖祖辈辈下来，身边全是熟人，而熟人，往往是在血缘关系上构建出来。所以中国的熟人文化，本质也是血缘文化、亲戚文化。
在这样的文化下，我们建构固定的圈子，人也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自己人，另一类是外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遇事帮亲不帮理”，即便今天，中国人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反过来，今天普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源于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由于各种原因，希伯来人和犹太人农耕不足，主要以商贸、游牧、航海为主。由此，他们对定居没有强烈意识，最多是半定居，造就了他们的迁徙常态。
相较于定居生活衍生的熟人文化，西方迁徙常态发展出来的是契约精神。因为身边长期是陌生人，没办法靠血缘、熟悉度进行判定和认可，所以信用精神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据。
契约精神、信用精神，在中国也有，但弱得多。教条主义在我们眼里是古板、僵化的代名词。
中国人不喜欢把东西固定下来，重点强调的是变则通、通则达，见机行事。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一种智慧。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东欧无法施行，但在中国却屹立不倒，因为我们顺应时势地把它搞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版本。
但在西方，人与人之间，尤其商人，需要讲规矩、讲条约、讲信用。尤其希伯来文化，更是把契约精神提升到神圣的高度。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如此。
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参与订约和守约。一旦违约，也将面对悲惨和救赎的一生。
就如熟人文化生成仁爱，同理，西方的契约文化也生成了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性理想。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精神在西方的电影、文学、戏剧里非常常见。
对于中西方情意不通的文化隔阂，朝鲜战争是个有趣的例子。 当时，中国号召青年上前线，靠的是家国情怀。因为朝鲜与中国在过去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援朝等同于保家卫国。而美国，打的旗帜是为自由而战，一个自由的民族（南韩）正遭受损害。两兵交战，文化理想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由此，中美互发传单，中方劝说美方回家团圆、享受天伦，而美方游说中方舍弃家园、投奔自由，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只得落得对牛弹琴。 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彼此的不了解。
自由与科学的共振
自由，字面的含义是：由着自己。那么，“自己”是什么？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深以为然，以社会关系来理解和诠释自己，把自己视作社会网中的一个节点。而社会网络是流动的，因此我们也是随之起伏，身不由己。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相反，城门失火，也殃及池鱼。
我经常说，在中国文化里，人就是一个由很多自变量引发的因变量，没有本质的自己、自我。
但在西方，这就完全不一样——从一开始，你就是你自己。在时间之流中，一切都在变化，但“我”是一个不变的内在本质，就像形式逻辑的第一定律：同一律（the law of identity）。因为存在一个稳定、不变、不取决于外界的自己和自我，所以才有了自由。
“科学”一词，最早出自希腊文的episteme，精神内涵和“自由”是一致的，包含着确定性、不变性的意思——原始的科学，就是探寻万物当中恒定不变的本质。
沿着人的自由、自己，希腊人发展出了奇迹般的科学。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在于无用——不单生产无用知识，更是高度强调如此。
因为任何有用的知识，都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存在，而是依附在其他事物和动机之上。就像情侣之间，如果因为长相、才华或财富等而爱，那么爱就成了不纯粹的东西。只有无用的东西，才是自主、自由的。
第二个特点，在于自我演绎。
自我演绎，指的是依循事物内在的逻辑，自我展开。某种意义上，它看起来近乎像讲废话，比如几何原本的公理：“等量加等量等于等量”；但是，由这些废话自我展开的一系列结论，却是意外开辟了人们原来未曾设想、发现过的新知和天地。
西方文化，在通过科学确认自我之后，弘扬了公民社会、巩固了企业文明和西方的人性理想。科学就是希腊的人文。让一个希腊人成为自由人的，就是科学。
吴国盛：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
更新时间：2016-05-06 15:27:57
作者： 吴国盛
科学主义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宣布，自然科学是唯一正当而且有效的知识形式，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在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而且应当运用于人文和社会领域。这种西方语言中的贬义词在今天的中国却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热捧，何祚庥在2000年6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访谈“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在心声。为什么在一个科学相对落后的国度里，一种畸形的科学意识形态却如此占据上风？如何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
中国科学主义的起源
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迫现代化的历史。西方列强以其军事上的优势（船坚炮利）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和文化传统的更新。中国思想家们在反省中西文化时，最先确认了在器物层面上中国文化的落后，于是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体制、道德观念层次上，还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但西方的科学技术、矿山铁路可以为我所用，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方案没有看出国家的强大是整体的强大，不单单是军事技术一项强大，也没有看出科学技术的有效运用和健康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洋务运动，的确在中国开始了开矿山、修铁路、造军舰、练新兵的活动，但旧的体制制约下，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工作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极为有限，而且，单纯的技术改进在真正的实力比拼时就显出其根本的不足。北洋水师的舰船十分先进，但甲午一战，全军覆没。足以证明，单凭武器先进远不足以克敌致胜。
其实，“中体西用”未必全然没有道理，而且经过适当的廊清和解释后，甚至可以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任何文化都需要一个“主体”，需要一个主心骨，否则难免一盘散沙、豕突狼奔，而本土的传统正应该担当这样的主体。问题是，让一个本来自足、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去有效地接纳来自另一个文化体制的东西为“用”，需要打通许多中间环节、设计许多融通办法，特别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给中国人时间。紧迫的“救亡”任务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不容对文化融合这样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深谋远虑。人们需要的是一些救急的方案。中国文化革新的“浮皮潦草”来自列强的步步进逼。
接替“中体西用”的是五四运动中提出的“科学＋民主”的方案。五四运动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其精神领袖之一陈独秀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公有之文明”，中西文化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之处，因此需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走全盘西化的道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1、列强以武力取胜，科学被认为是这种力量的象征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民族精神嬗变更多的被“富国强兵”的目标所规定。一次次血的教训让中国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厉害，因此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成了中国人几乎没有争议的强国手段，成了国人心目中的“硬道理”。科学成为“力量”的象征，这不仅是中国人的亲身感受和痛苦经验，而且也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实情。
在西方文明的诸多要素中，科学最早赢得中国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科学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实的问题，那么它就值得信任。当然，那个获得至高无上地位的科学，通常和主要的只是作为“用”的科学。科学在中国经常被做了工具主义的理解。
2、在价值真空中科学主义成为首选的意识形态
科学由一种受到广泛推崇的“用”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五四时期与传统彻底决裂之后造成的价值真空有关。正如林毓生所说，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相继解体之后，思想文化处在危机之中，作为一种准宗教的科学主义登上了中国近代中的舞台。信仰科学主义的人对科学并不一定很了解，但就是相信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胡适在科玄论战时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在价值真空的状态下，慌不择路、急急忙忙的中国人选择了科学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来满足内在的心理需要。
3、缺乏对科学本身的细致反思
救亡图存和社会革命的急迫性导致对科学缺乏耐心和深入的哲学反思，听任科学主义在惯性中前行。科玄论战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玄学派的“失败”，在社会心理上早就被预定，但从今日眼光看，其在学理上则未必失败。事实上，那时的学理问题并未充分展开，双方匆匆忙忙地在几乎是大众媒体的刊物上发言，而不是从容不迫地在学术刊物上商讨。
胡适的“问题”与陈独秀的“主义”之争，其实已经是科学主义的内部之争了。胡适的“问题”派又被称为自由主义派，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哲学上信奉英美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他们在政治上当然不是科学主义，相反，还反对“主义”派的强科学主义社会改革方案。但是在哲学上，他们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宗教信仰，则至少是温和的科学主义。陈独秀就曾著文批评胡适（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为科学主义。
陈独秀不满意胡适的科学主义，但他并不反对科学主义本身，而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科学主义，即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主义。他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论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其实，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并未加以说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提倡的唯物史观是科学，因为是科学，所以是历史的铁的必然规律。很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和胡适都不是自然科学家，都不十分关心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但他们却言之凿凿地强调要对“科学方法”进行普遍地运用。
4、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与科学主义的一元论相当契合
在传统被彻底抛弃之后，人们却依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对待新的权威。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思想观念用于“科学”之后，就成了一元论的科学主义。由“独尊儒术”到“独尊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1949年之后，科学主义具有了新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科学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1978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国家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技术又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工程师治国、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政绩数据化，是当代中国科学主义新的表现形式。
科学主义借助于中国传统之中的实用主义、借助于中国社会重大转型价值真空的特殊历史境遇，成了影响中国文化进展的深层意识形态。它在几十年的历史中，有时显现弱的形式，有时显现强的形式。如果说弱的科学主义尚能与其它文化形式、文化传统和平相处的话，那么，强的科学主义则成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杀手。
强科学主义强化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使人们陷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境地，对目前道德滑坡、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有助长作用。科学主义不承认或至少轻视超越科学之外的哲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不承认或至少轻视人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内在价值，因此是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锐利武器。强的科学主义者甚至视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为腐朽的、过时的、无用的、有害的东西。
科学主义驱逐了一切像人生观这样的东西，但自己又给不出一个人生观来。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因为这样的人生观明显太荒谬了。科学主义者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哪有什么人生观一类的东西，都是胡扯，有事实证据吗？能够用逻辑推出来吗？”
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传统相抗衡，相反，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科玄论战的玄学派彻底败北，到文革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文革后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一以贯之的是人文的退隐和衰微。在西方，尽管有着强大的科学传统和科学共同体，但它同时还有强大的宗教传统和教会势力，有强大的民主传统和公众权力，西方的哲学和艺术还经常以科学作为批评的对象，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力量相互制衡，共同构成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而中国一支独大的科学主义，把人文力量挤到边缘，以致于在今天想重建民族精神而不知从何着手。
（本文原刊载于《科学走向传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