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提问：请问下减少干预的社会，个人自由很多的情况下，会让某些犯罪增加吗？有组织犯罪行为增加到底和对社会管制减少有没有相关性？还是只是人性的弱点而已。

以下是回答：

犯罪，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当犯罪的收益大于损失，且风险可承受，人就会去故意犯罪。反之，人就不故意犯罪，只存在过失犯罪。

1980年代，街上小混混非常多，盗抢案件时有发生，后来为什么减少了？不是因为人的道德素养突然间提高了，或者法律规定更严了、威慑力更大了，而是因为，经济进步使得人们很容易找到工作，通过和平合作的手段就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过上体面而又风险更低的生活，所以犯罪率下降了。

为什么发生经济进步？是因为改革开放了，管制和干预减少了，产权相比以前更有保障了，也就是自由增进了。

所以，自由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自由是和平的根本保障。

所有有组织犯罪集团，即黑社会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管制严苛，由此造成了黑市。黑市无法获得成文法的承认，没有市场竞争的存在，因此必然质次价高。要保证黑市的顺利运行，就必须有暴力的加持，因此就发生了各种有组织的暴力犯罪事件。

历史上所有黑社会，都是经济动因的驱使，都是管制之恶的表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芝加哥的阿尔·卡彭黑社会组织，他垄断了芝加哥的黑市酒精。其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即禁酒令。

美国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为什么必定是黑社会？同样道理是，毒品交易是被各国严格禁止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现在美国出台一项政策，禁止使用卫生纸。那么管制只会造成供给短缺，但是并不会消灭需求，于是，卫生纸就立即转为黑市。这时候它的价格就会飙升，变得有利可图，为此犯罪就是值得的。那么为了保证卫生纸的供给，防止国家暴力干预，就会有一个“卫生纸黑社会”诞生。

因此，有组织犯罪的增加，是管制强化的结果。也就是，自由减少的结果。自由社会，没有黑市。

管制什么，就有什么样的黑市。禁止粮食供给，就会有粮食黑市；严苛地实行蔬菜价格管制，就会有蔬菜黑市。这些，都曾经真实发生过。

这些黑市，之所以看起来面目狰狞，就是因为严苛的管制，让它成为被扭曲的“毁容的市场”。但是，它仍然在发挥着满足迫切需求的市场功能。所以当人们指责黑市的时候，最好想一想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它好，还是彻底没有好？

如果要说管制与犯罪之间的相关性，的确是相关的，但是其相关性与你描述的是恰恰相反的，即干预多了，自由少了，犯罪就会增加。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那就是将逻辑贯彻到底：如果我们认为管制增加，自由减少，犯罪就减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建一座监狱，将所有人关起来，每人再配一个警察。

这个时候，犯罪减少了吗？不，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大规模的犯罪。所以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是什么？可以参阅托马斯·迪洛伦佐《有组织犯罪》。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到底有没有理性？能不能认识到劳动分工和自由交换的好处？能不能认识到和平合作，最有利于自身和他人的福利增进？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人类就会杀成一片火海，就无休止地战争，甚至灭亡了。

否定人有理性，是自相矛盾的，你的否定，就是你理性的证明。

人有弱点，但更重要的是，人有理性。理性就是用来克服人性的弱点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相比于短期的、风险极高的抢劫手段获得的较小利益，长远的、风险较低的和平合作手段所获得的更大利益，更值得追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社会演进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一个无政资的社会，即纯市场化的私法社会，没有任何管制和干预的社会，人们同样会犯罪。总是有反社会的人存在。但是同样存在的是，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安保机构将比干预主义之下的警察机构更加公正与高效，惩罚也将更加猛烈，杯葛会更加果断。

认为无政资社会就会犯罪横行，恰恰是对市场和人性的最大误解。人们对安保、对打击犯罪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人供给，并且在市场化的机制下，安保服务将必然地物美价廉。恰恰是垄断性的安保机构，将必然地走向提供越来越差的安保服务，收取越来越多的税金。

不能从人们有安保的需求，推导出安保的供给必须由一个垄断机构来提供。就像我们并不能从人们有吃饭的需求，推导出饭店必须是国营的。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

这种说辞的根源，在于知识分子营造了一种最终暴力观，来论证垄断暴力存在的必要性，用于污蔑市场社会。故意放大犯罪事件，也是为了扩权的需要。我们知道，其原因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会委身于权力，甘愿充当“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卫队”，享受税金利益和免于承担风险的优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