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近代繁荣是西方精英民主的结果，后来的西方大众民主也使西方延续了繁荣，但是，非西方国家搞西方民主却未必能有持续繁荣，非西方国家不搞西方民主也未必不能有持续繁荣。不幸的是，已有理论在统一解释这三个现实情况时陷入了困境。例如，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制度论既无法解释近代西方崛起时的政治不包容，也无法解释当代某些非西方国家采用了包容政治制度后的不发展，更无法解释当代某些非西方国家不采用包容政治制度后的持续发展。笔者提出的新理论试图摆脱这个理论困境—-繁荣的关键不是西方民主，而是民主和集权都可能带来的高水平的政府禀赋。

问题来了：为什么西方民主能给西方国家却无法给非西方国家带来繁荣？西方的繁荣是否可能是对外掠夺、技术引进或西方的多国竞争环境带来的？采用了西方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是否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掠夺才无法繁荣的？政府禀赋又为什么才是繁荣的关键？

首先，关于经济繁荣的理论存在生产关系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资源决定论、政治制度决定论、对外掠夺决定论、国际环境决定论、自由市场决定论、政府政策决定论等等。在这么多的理论面前，我们如何判断哪一个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呢？

判断不同理论的解释力要先区分立场至上、证据至上和理论至上三种情况。立场主义者不看证据或选择证据，偏向于按照是否于己有利来选择理论；证据主义者看经验证据，但对证据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分析却未必通透；理论主义者认为证据只是底层理论或潜理论的体现，证据是潜理论的结果而不是表面中性的经验观察结果。

依此，对外掠夺决定论显然是一种立场至上论：讨厌别国掠夺，所以觉得别国一定只能是靠抢致富的。近代西班牙比近代英国更早更多地进行对外掠夺，可经济更早起飞的却是英国而不是西班牙。国际环境决定论认为，西欧的多国竞争环境导致了西欧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起飞，可是，这个理论既无法解释其他地区的有竞争无发展，也无法解释西欧内部各国的发展先后。技术决定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欧的近代技术突破是靠引入中国的古代技术取得的，可是，引入中国古代技术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其他地方没能象近代西欧那样能率先崛起？显然，问题根本不是技术引进和突破本身，问题是利用和发展技术（或资源）的社会机制是否更有效。类似地，政府政策决定论忽视了政策对制度的依赖。上海交大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战争、枪炮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令人惊讶地汇集了上述错误理论来论证近代西方的崛起，可谓是高情商、低智商的经典。

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决定论有更大的解释力。因为国家政权对一个社会的正负影响比任何其它因素都大，没有国家力量去克服人类的合作困境，自由市场不可能发挥作用；没有国家力量去协调好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不可能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如果国家过分压榨社会，社会也不可能有发展的活力。近代英国的起飞正是在君主立宪或精英民主之后开始的，所有其他因素（如分工深度和市场广度）对英国崛起的作用也是在这个政治制度主因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使其他因素的作用无之必不然，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要素推移叠加原理。

但是，近代西欧北欧也存在有君主立宪无经济起飞的情况，当代世界更是充满有民主无发展的案例，这显然对制度决定论构成了挑战。其实，幼稚版本的制度决定论只看制度确立，精致版本的制度决定论，还要看更重要的制度运行以及体现在制度运行中的文化特征。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规则（特别是法治文化规则）的配合，制度决定不了经济发展。显然，如果只有君主立宪限制王权却无强大的议会和有利的行为规则在运行，立宪只会是一纸空文，这也正是那些有民主无发展的当代后进国家的困境。

精致版本的制度决定论是一种概率意义上的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故问题不仅仅是制度的包容性和攫取性，不仅仅是制度细节（包括最重要的首脑个人作用及首脑任期制度）中的文化含义和文化惯性，问题还在于包含文化特征的制度运行结果如何体现着政府能力、政府限度、政府秩序、政府作为，这四个方面正是决定了经济繁荣能否出现和持续的政府禀赋，也是不同文化特征的民主制或集权制出现不同水平的政府禀赋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制度文化是超主体的源动力，政府禀赋是强权主体的责任落实及特征维度。首脑个人作用及首脑任期规则的制度文化惯性，则是特定社会中决定政府禀赋和经济发展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本文所概述的“以政府禀赋为核心逻辑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也叫“新统一增长论”，它解决了所有其他理论的单因独断、多因无协调、综合缺核心逻辑、比靠潜理论穿透力更靠虚名和煽情等四大困境（有特别兴趣的朋友可通过微信向笔者索要长篇论文《计量增长史学的困境与出路：以阿西莫格鲁一篇有严重错漏的诺奖论文为例》）。新理论不可能穷尽真理，但它显然比已经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任何其他经济增长理论都更有解释力，也是笔者一直在寻找“关门弟子”来发展和完善的起点。只有对诺奖级别理论的缺陷说出具体有力的道理，才能破除世人对诺奖和洋人的盲目崇拜，也才能鼓起国人终结“买办型学术”或“综述型学术”的勇气。

方绍伟：西方的繁荣到底是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

中国经济出现腾飞之后，西方民主导致繁荣的西化观点受到了挑战或否定。中国腾飞的经济出现停滞之后，没有西方民主繁荣就不能持续的观点则开始得到肯定或追捧，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昵称阿西）等人也因这个观点而获得了经济学诺奖。最近，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历史与政治学荣休教授邓恩进一步提出：“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西方的繁荣到底是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

多数人迷信经验数据，不懂得经验数据都是某种底层理论或潜理论的结果，故即便是专家也往往会在这类问题上犯糊涂。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的潜理论和潜逻辑，一个学者甚至可能糊涂一辈子，即便得了诺奖也可能是错的。而如果有一个过硬的潜理论，像这类容易混淆是非的问题就不难被一眼看穿。

很简单，如果两个方程的终值是8，这两个方程的形式可以是不同的（如y=2x+2 和y=3x-1，x=3），其自变量的数值甚至也可以是不同的（如y=2x+2 和y=3x-4，x=3和x=4）。

中国经济出现腾飞之后，就否定西方民主导致繁荣，如果还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才有繁荣，即等于看不到中国和西方是自变量取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程（y=2x+2 和y=3x-4，x=3和x=4）。

中国腾飞的经济出现停滞之后，就认为没有西方民主繁荣就不能持续，这等于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才有持续繁荣，但这还是等于看不到中国和西方是自变量取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程（y=2x+2 和y=3x-4，x=3和x=4）。

但认为西方繁荣不是西方民主带来的，则是等于看不到西方的经济繁荣方程已经从（y=3x-1，x=3）变成了（y=3x-4，x=4）。

这里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熟悉经济学数理模型的人会很容易看懂中西方繁荣的不同唯象特征。但如果你只懂数量经济学而不懂制度经济学，你就只知道繁荣方程的自变量差异是相对投入的差异。而如果你像阿西那样还懂制度经济学，你就知道繁荣方程的自变量差异是相对制度的差异，你就已经从只看繁荣的唯象特征变化到进一步看繁荣的因果特征了。

但是，阿西认为持续繁荣是西方民主带来的，邓恩则认为西方持续繁荣不是西方民主带来的，前者否认中国和西方可以是自变量取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程，后者看不到西方繁荣方程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那制度经济学又如何能帮我们理解这里的制度不同和制度变迁，或如何帮我们理解不同学者对繁荣因果特征的不同把握呢？

如果你认同一种朴素版本的制度经济学，你会认为政治制度的不同长期上必然导致经济结果的不同，你会肯定阿西而否定邓恩，并且认为中国四十年的繁荣不能算一种持续繁荣。但如果你知道一种底层理论不同的精致版本的制度经济学，你就不难发现阿西和邓恩都是错的。

这个精致版本的制度经济学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提出的制度文化组合理论。诺思因为没能把这个抽象理论在制度文化规则的细节上具体化，故他晚年也没能把这个正确理论贯彻到底，结果也犯了同阿西一样的错误，认为政治制度的不同长期上必然导致经济结果的不同。

实际上，持续繁荣是由政府禀赋而不是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西方民主可以导致高的政府禀赋从而带来持续繁荣，中国集权也可以导致高的政府禀赋从而带来持续繁荣。邓恩的错误是看不到前者，特别是看不到西方民主的精英民主、小众民主和大众民主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由于大众民主往往无法给后进国家带来繁荣，就误以为西方近代的崛起不是精英民主带来的。阿西的错误是看不到后者，特别是看不到集权体制在首脑个人作用和首脑任期制度的文化特征及其经济影响。他们两人的错误都是不懂制度文化组合差异及不同制度文化变迁速度差异的结果。

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民主可以打破万古长存的“马尔萨斯陷阱”，导致高水平的政府禀赋从而带来持续繁荣。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民主只可派生无法原生，派生民主也不能有类似结果，而且台湾民主也无法构成反例。因为，制度的要害不是制度确立而是制度运行的文化特征，文化特征的要害不是文化的类型而是文化的博弈规模和复杂程度及其具体规则的差异。集权可以导致高水平的政府禀赋从而带来持续繁荣，因为集权制首脑个人作用和首脑任期制度的政治文化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出现提高政府禀赋的结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以出现降低的结果。不多说了，你懂的。

结论：西方的繁荣就是西方民主带来的，可这完全不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必须搞西方民主才能有持续繁荣，因为繁荣的关键不是西方民主而是民主和集权都可能带来的高水平政府禀赋。底层理论改进了，经济繁荣的方程就必须改写，经济增长理论就必须重构。在经济繁荣的人类难题上，即便是西方的大牌学者也会犯低级错误，迷信名气、迷信诺奖只有情绪价值而没有认知价值。人们可能希望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兼而得之，但是，社会博弈的最终结果却必然是超越个体能力和愿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