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早该获得诺奖的阿西莫格鲁等三大新制度经济学家终于获奖，制度决定增长的获奖命题又得到了热捧。中国当下的经济困局显然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故把奖颁给阿西（另一昵称是毛咕噜）不禁让人要去猜测其中的关联。以我研究制度问题四十年的经验，本文打算谈一谈制度增长论超出一般媒体热议范围的一些门道。

首先，有人喜欢把增长和发展分开，说增长是量的提高，而发展还另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变。这个肯定是不知其所以然者的误解，没有社会结构的改变，以数十年计的长期增长从来是不可能的，故“没有发展的增长”一说不成立，它只是缺乏结构思维或制度思维者的词汇游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不增长是常规，增长是例外。动社会结构意味着动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此难决定了增长之难。故增长与发展可以当同义用，主要的区别只是：发展往往是指后进者的增长。

其次，什么是社会结构？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为什么能妨碍结构变化？增长又为什么需要结构变化才可能？这就说到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谈投资、人力、资源、技术、创新，故只懂新古典的会说增长不是发展。这里包含一个关键信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被自己所掌握的底层理论或潜理论而不是经验观察所污染和决定的。我下面还会提到，多数学者不懂这一条就会出现研究层次受困的问题。新制度增长理论进一步追问：既然产出由投入的量和质所决定，投入的差别又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投入与另一些地方的有不同？

以前诺思获奖就是因为追问并回答了这些问题，阿西现在获奖也是。就是说，要不是新制度理论改造了新古典理论，现在的经济学会非常弱智。不谈结构和制度，你不可能看到不同地方投入差异的原因。这就要说到制度问题的门道了。一般人只知道制度是社会规章和法条，但在诺思那里，制度除了是政法硬规则外，制度还是文化软规则，并且，制度的重要不在于政法硬规则的确立和作用，而在于硬规则的具体运行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软规则特征。如果你在媒体上看到有人谈制度决定增长时没有提到制度运行的文化特征，你就可以肯定他是外行，不管他说自己读过多少诺思和阿西的书。

很清楚，社会结构说的是一个社会投入产出和利益分配的格局，这个格局由政治经济权力所决定。当权者维护既得利益和既有格局，故结构变化很难。当权者只使既有格局对自己比对别人更有激励和更有效率，社会范围的增长就更难。这些常识背后的门道是：政治决定经济，不同社会政治上的不同主要是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我们所有人都是苏八股深度中毒，都只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会因为反作用原理而落入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迷魂阵，都不懂初始决定和功能互动的区别，故多数人不可能懂制度决定增长，说的是制度文化决定增长，说的是制度和文化以及制度的文化决定增长。只要社会增长受阻了，一定是因为制度及其文化惯性开始发功了。如果有经济学家出来说，是消费有问题，是投资有问题，是货币有问题，是信贷有问题，是财政有问题，是外贸有问题，是创新有问题，等等，你就可以放心地判断：他只是一个技术型的低层次经济学家。他只懂新古典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他不可能懂政治意志最大化，他不可能懂技术问题只有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才是重要的（要素推移叠加思维），他不可能懂短期技术对策未必有短期效果而长期政治方案未必要等到长期才出现。

第三，既然制度文化才是制度决定增长的门道，诺思和阿西是否已经穷尽了真理？这是一个所有新制度理论研究者都可能面临的苦恼问题。如果你我研究了半天只是在或为综述和重复别人的理论，并且还可能摸不着门道，那还真不如只混日子或改行算了。理解对了只是研究的最低门槛，开放都四十多年了，你还对别人得奖或对自己猜中谁得了奖而津津乐道，那才真叫没出息。按照这个高标准，理解对了必须包括把别人的理论缺陷理解到位。诺思和阿西肯定没有穷尽真理。

择要而言，诺思所开创的最精华的制度文化组合分析只停留在抽象层面，他没有深入研究东西方具体文化规则、特别是具体政治文化规则的具体差异及其具体影响。阿西的局限就更大，他一贯忽视甚至鄙视文化规则的作用，其最新理论进展也仅把文化理解为意识形态，几乎可以看成他只是补上了诺思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课，还远没有确立诺思关于文化是博弈规则及文化决定制度运行的思维（注意这里不是指没认知，而是指认知没有被转为能贯彻到理论核心逻辑中的思维）。

他们的局限具有几乎所有人还不可能看到的严重的理论和实际后果。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潜理论而不是经验观察决定具体看法的问题。忽视具体文化规则或误读低估文化的作用，导致了诺思的开放权利秩序论和阿西的包容政治制度论都陷入了无视事实的民主决定论，也导致了他们都无法解释中国的增长和困局。阿西用非包容体制能增长但无法长期持续的观点来避开诺思的理论尴尬，但他却陷入了把多个非包容体制的长期增长都硬说成不是长期的新尴尬，并且由于没能触及首脑个人作用和首脑任期制度的政治文化细节而无力解释中国的增长障碍。

本文的结论很简单，不能追随诺思和阿西的新制度理论，就会继续停留在苏八股政治经济学和洋八股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中，而仅仅追随他们的理论，就会继续陷入只求过瘾的民主决定论的价值冲动之中。制度决定增长是制度文化决定增长，不是民主制度决定增长。简单去支持和反对民主决定增长都错，因为双方都会只看对方的反例，不去看民主与增长之间其实有更重大的变量在起作用，这就是我在其他场合多次分析的政府禀赋。只有理解了政府禀赋及其与制度文化的关联，同时确立要素推移叠加的观念，你才可能不再上饭碗经济学家们的当。

方绍伟：民主如何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政治民主有独立的社会价值，经济增长也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如果民主能带来增长，那社会价值就出现了两全其美的组合。但是，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的因果判断一样，民主与增长的因果判断也存在立场至上、证据至上和理论至上三种情况。立场主义者不看证据或选择证据，偏向于按照是否喜欢民主确定民主是否导致增长；证据主义者看经验证据，但对证据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分析却未必通透；理论主义者认为证据只是底层理论或潜理论的体现，证据是潜理论的结果而不是表面中性的经验观察结果。

随着证据主义者阿西莫格鲁（昵称阿西）获得经济学诺奖，民主导致增长的立场主义者受到巨大鼓舞，但诺奖的权威性也遮蔽了其立场主义倾向，并且可能模糊了人们对阿西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分析的深究。

在民主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本文持强硬的理论主义态度。在规范对策上，我明确认为民主可以按其政治价值被独立追求。但在事实判断上本文认为，民主的政治价值是否能与增长的经济价值相协调，完全取决于决定经验证据性质的潜理论和潜逻辑；是个人潜理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个人如何对待证据和证据的选择，个人的利益倾向也会影响个人的理论选择和证据选择。

民主在西方经历了精英民主、小众民主和大众民主三个阶段。就阿西获得诺奖的民主导致增长的具体论证而言，其《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2001）用制度固化论代替了民主阶段论，还忽视了非民主制也可以有衡量好制度的那些指标特征，包括产权保护、有限政府和行政效率（如新加坡）。其《民主确实导致增长》（2019）则在把西方国家从样本中拿出后就不再成立。

但是，在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其关系的因果理论依据。阿西的包容制度论或民主决定论的致命错误有二：一是用于衡量导致增长的制度指标并不是民主（特别是大众民主）的独有特征，二是完全忽视了民主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文化特征如何决定了民主的质量和结果。即便在其真正具备诺奖水准的《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2005）一文里，其充满新政治经济学智慧的政治内生论和政治决定论也忽视了这两个问题。

上述独有特征和文化特征问题意味着说，民主的要害不是制度的确立而是制度的运行，民主与增长的关联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中间变量—-政府禀赋。在这个中间变量有利于增长的情况下，在民主的制度运行得到法治和法治文化的保障的情况下，民主作为一个附加因素确实可以有利于增长，民主确实可以在这个中间变量的推动下转移成为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叠加因素，这也可以从西方和某些非广义西方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中得到证实。

决定增长的那个中间变量并不神秘，但它不是说了等于没说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它是与地理环境和制度文化相关的政府禀赋—-政府能力、政府限度、政府秩序、政府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无政府的发达经济体，也从未有过一个低政府禀赋的高增长经济体。增长出问题一定是政府禀赋出了问题。没有政府禀赋的推动，其他因素不可能对增长起到叠加作用。这就是以政府禀赋为核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

本文的结论是：民主是一个西方历史现象，非西方世界缺少民主基因导致无法原生出民主，但民主可以在非西方世界被派生出来。民主在西方经历了精英民主、小众民主和大众民主三个阶段，不存在一个可以超越历史阶段及其对应因素的能够单独决定经济是否增长的民主。当普选和多党多轮替的大众民主被用来定义民主时，民主可能与增长或衰落都相关，大众民主既无法直接导致增长或衰落也无法单独导致增长或衰落，民主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助推或阻碍增长（民主运行对法治的要求太高），简单肯定和否定民主导致增长都错。历史的无情之处就在于，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往往难以兼得，但这当然也不妨碍人们时时甚至永远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