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张扩张社会信贷和拉高资产价格的学者中，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可谓苦口婆心和坚韧不拔。在他看来，扩大内需不能通过把政府消费转成居民消费的财政方式进行，要通过金融货币的方式扩张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同时拉高房市和股市的价格。他明确认为：“作为债务端核心，房地产不涨其它很难涨。”

其实，政府扩张债务既是财政手段也是金融货币手段，但这不是问题的要点。问题的要点是，政府扩张债务不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底气问题，它首先要求政府通过发出资本扩张和市场扩张的信号，改善市场环境、投资气氛和资本信心，从而提振政府超级生产能力和财政收入预期，并以政府超级生产能力的底气改变财政平衡的古老思维。

把一个资产质量问题当成一个债务数量问题，把制度信用问题当成货币流动性问题，这一直是赵教授的认知错误和政治幼稚病。货币流动性不是不重要，但它只是一个从属于政治问题的技术问题。在我看来，一个经济学家在谈经济发展问题时只谈资源投入和负债消费，特别是忽视制度信用、资本信心和政策型“流动性陷阱”而夸大扩张社会信贷和拉高资产价格的作用，他就是一个假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机制毫不相干的黑板经济学家。

赵教授的另一个相关错误，是把制度信用当成一个未来才可能解决的长期问题，而当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似乎是一个要马上出招解决的短期问题。实际上，制度信用恰恰是通过短期内出招而确立的，关键不是长期短期而是出招的方式和实质内容。如果频频发出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一直不能触动制度信用的上涨，再多的流动性也会进入“流动性陷阱”和变成“流动性外逃”。必须提醒的是，制度信用还不仅是一个“流动性陷阱”的问题，它事关更加全局性的”塔西陀陷阱”：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和做坏事。

所以，赵教授所主张的金融货币政策看似马上能治病救人的良药，实则是时滞更长的头痛医脚的庸策。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不管是针对流动性危机的对策还是针对制度信用危机的对策，它们进入决策考虑和选择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多人认为，经济学家只需操心技术对策，无需操心技术对策的政治公共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估测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及其实际效果。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对赵教授的金融货币对策的效果保持悲观，就如我们对出台提高制度信用政策的可能性保持悲观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