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农民工花几十万元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结果发现，孩子毕业后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工资还不如自己被辞退前的工资。很多学生在视频里哭诉，自己上大学是一个失败的投资，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大学生，只需要大学生的学费。2024年，官方的数据显示，有接近一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更为不妙的是，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史上最高的1222万。

关于中国经济的现状，除了极少数人依然认为是“通缩繁荣”之外，国内主流媒体总体上都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官方也承认存在“三重压力”，美国则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结束，甚至干脆认为中国经济将从此一蹶不振。对于倒闭、失业、降薪、讨薪、断供、失信、推迟结婚、露宿街头的人来说，危机已经开始。研究经济的学者自然会面临质问：你不是经济学家吗？你倒是说说现在算怎么回事？

首先必须明确：现在的情况是一种周期性的短期波动，还是一种体制性的长期循环？显然，中国经济不是西方那种典型的市场经济，典型市场经济才有周期性的短期波动。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型国控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集权型国控市场经济”。“集权型国控市场经济”不仅体现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且体现为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和渗透；最突出的当然是国家对土地、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操控以及对各行各业的管制。国家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且是规则执行的裁判者，同时还是按规则活动的当事人。政府的本位、越位、错位、缺位也普遍存在。*在这个压力型体制中，总量是被运动式把控的，结构是被制度性扭曲的。在一般状态下，*“*集权型国控市场经济”没有周期性的总量危机，只有常态性的结构危机*。

当结构问题受总量问题冲击时，体制性的长期循环就出现拐点。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既不是西方的周期性总量危机，也不是一般的常态性结构危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总量和结构都出问题的体制性长期循环的下行危机*。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政府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不断出台，但是政策效应已经不复存在，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2023年经济重启失败后，天生热衷于搞对策的经济学家还在不断地“出招”，大家显然都没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一般对策所能应付的经济下行——好消息是，这不是美国人所说的“经济崛起已经结束”；坏消息是，这确实是“经济崛起第一波的结束”*。

为什么说当前的情景是一种体制性长期循环的下行危机？理由并不复杂。*我们只需把这一波体制性长期循环的上行原因理解到位，就能很容易地看到，经济上行因素的消失，正是下行危机的原因所在*。基于这个考虑，本文将集中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读者只需进行简单的对照，就可以理解当前的问题所在。是的，我们有幸正在见证又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国历史这次不再是静悄悄地来到另一个紧要关头。

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对一个原来还是指令经济的国家来说是如何可能的呢？关于经济崛起的原因，大众中最流行的答案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自然说对了方向，但这毕竟只是一个空壳概念，它并没有说出更进一步的道理。所以，一般经济学家会说，答案应该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但经济学家中最流行的市场化答案也有问题，因为关键并不是市场，而是市场如何可能出现*。奥派经济学家会认为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并且强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奥派理论在认知上承认政府的作用，但在逻辑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只要它在逻辑上纳入政府和制度在克服人类合作困境上的作用，米塞斯的有意行动和哈耶克的无意秩序就无法协调，无意结果总会被有意认知才是要点。规模化的现代市场合作存在协调困境，没有政府的介入就完全无法克服。

同样有市场存在，古代的市集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却是两回事。实际上，****摆脱古代低人均收入陷阱的现代经济增长，正是以平等产权和货币信贷为特征的现代市场出现的结果，而现代市场的出现恰恰又是现代有限政府出现的结果（详见方绍伟：《君主不低头，市场经济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来讲，比市场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市场创造，政府的质量决定市场创造的质量，并进一步决定市场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这解释了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从未出现过无政府的发达经济体，即便西欧历史上繁荣一时的“汉萨同盟”，也是一个商业政治同盟而不是一个无政府丛林。

所以，当代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必定出自中国政府创造市场的细节中。*市场毁灭、行政松绑、市场创造、市场干预、市场压制是五个不同的事实，行政松绑不会自动带来市场创造。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市场化决策，中国的市场创造进程就不可能开始。是市场化决策决定了市场创造的出现，是政治决定经济。所以，苏式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谎言，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储蓄投资和技术创新也主次不分、文不对题。**市场创造创造的是制度信用和资本信心，市场压制压制的同样是制度信用和资本信心，没有制度信用和资本信心就没有市场。耐心资本没有耐心一定是因为良心政治没有良心，政治既能创造繁荣也能毁灭繁荣*。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有市场化决策？为什么市场化决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国的市场化决策只是事关政权生存发展利益的首脑决断，是计划体制在首脑交接后和相应国际环境中无以为继的反射。遵循同样的逻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决策能得到贯彻落实，涉及的也是事关持续执政的利益。所以，*发展经济和经济发展都是政权利益碰巧与大众需求相重叠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政权利益在之前和之后都必然只是经济。更重要的是，在首脑决断和决断落实的背后，存在着两个涉及中国制度文化的重大事实：一是首脑的继承和任期制度的重大影响，二是首脑的权威和行为对国家政治的关键作用。如此，当代中国经济崛起的因果链条清晰地显示了出来：**市场化改革开放——市场创造——首脑决断——首脑交接与相应国际环境——政权利益——首脑的继承和任期制度——首脑主导的政治文化**（暂时忽略强政府传统和地理物产问题）*。

如果这样，这是否意味着农村改革、特区发展、民企发育、价格改革、企业改制、税制改革、房地改革、土地财政、加入世贸、财政货币政策等等都不重要呢？这涉及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如何确立一个包含要素与机制的核心逻辑，并由此确立一个要素之间关系得到协调的主次逻辑？简单的答案是：*政府质量和制度文化最重要，其他因素只有在这个核心逻辑的推动下才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叠加作用，此称“以政府禀赋为核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详见方绍伟：《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吗？》）。所以，在政府禀赋已经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如果还继续不分主次地去大声疾呼财政货币政策和项目信贷的常规细节，这就无异于无视风口与火口区别的刻舟求剑。

那么，政府禀赋是什么？政府禀赋又是如何出现转折的？政府禀赋包括政府能力、政府限制、政府秩序、政府作为，*政府禀赋的状态由一个国家的首脑继承和任期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所决定。一个政府能力强大的国家，政府限制不存在，政府秩序和政府作为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