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末，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大，各类主体在投资、生产、消费、收入等主要方面的数据和情绪都在总体上濒临破防（当一般收入至少下降30%而经济数据依然呈现增长5%时，人们都有理由担心“统计幽灵”的存在），一枝独秀的外贸也面临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财政货币政策的低效“托盘”从股市的“逢高出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接连不断的重大治安事件和不断攀升的地方罚没收入也在进一步刺激着大众已经高度紧张的神经。乌云密布的中国经济怎么办？

如果把对问题的分析，简化成“替当事者着想”和“局外人旁观”两个视角，我们也许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替当事者着想”的突出代表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的“货币资本决定论”（见赵燕菁《提振内需：一个货币的视角》，《存量规划前沿》公众号，2024年11月18日）。该论认为，习惯于从投资增长和产业政策看问题的经济对策，已经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新环境中失去效果；在生产能力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寻找突破经济困境的出路。该论提出，理解消费需求的关键是确立一种宏观视角：自然经济没有宏观意义的消费，而市场经济的消费则是分工的结果；分工需要货币中介，故货币规模决定分工规模和消费规模。与有钱的主体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外生货币和外驱动的经济发展，但通过负债投资创造货币资本增量，才能带来内生货币和内驱动的经济发展。*消费扩张要从宏观货币和债务的角度着手，而债务扩张则必须从有净现金流的有效资产的角度着手*。如此，经济回稳的关键，一是通过收费盘活不能带来净现金流的大量公共资产（不该通过减债去消灭货币和消费）；二是大力挖掘能为国资、民资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经济项目（不该通过减税和发钱去推动内需），为此必须从底层设计正确的制度和激励政策，创造高流动的抵押品，在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权益市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尽快大幅减少供地，回购烂尾资产，提振房价，恢复本地房地产资产的流动性。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局外人旁观”的“制度文化决定论”（详见方绍伟：《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因素》《微观经济的宏观基础》）。此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政治利益问题，政治利益是一个政府行为由制度文化（政道治道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行为规则）所决定的超主体规则问题；相比之下，货币资本和经济项目仅仅是从属性的技术操作问题*。中国的政治文化规则包括不容置疑的单一权威崇拜、一切皆政权对抗而非政策对抗的心态、孝敬和进贡情结、后巫术人文等级秩序、外德内兵的双轨权谋等等。政治利益和制度文化是“主宏观现象”，货币资本和消费需求仅仅是一种“次宏观现象”，前者是气候，后者只是天气。

*制度文化的深层含义是：具体政治意志和政治利益只是在特定时空中围绕制度文化波动的政道主体状态*。制度文化涉及的是政府行为的根本理由，而如果不知道政府行为的根本理由，提有实际意义的政策建议就完全不可能。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经济发展仅仅是政治利益的副产品，经济发展是在碰巧符合政治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偶然现象。这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发达的无政府经济体，也解释了为什么是有利于增长的政府行为推动着其他因素（如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叠加促进增长而不是相反，还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的经济萧条总是比经济繁荣更为常见。

*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政治利益不是经济增长，而是保障持续执政的一切运作（书面政治利益可以是任何靓丽的事物），这是一个不容易被接受却几乎是废话的冷酷事实。如此，当代中国经济从上行到下行的转折就是政治意志和政治利益出现转折的结果。如果缺乏这个认识，关于提振中国经济的任何建议就会形同儿戏*，不管这些建议是出自货币资本决定论、财政政策决定论、货币政策决定论，还是出自市场经济决定论、企业家精神决定论、技术创新决定论。*这意味着说，任何可能被接受的提振经济的对策，都只可能是服从及附和最大政治利益的方案。在这个政治大局之下，任何地方政府的小打小闹或边际突破都没有宏观意义*。按照这个思路，本文的“制度文化决定论”不会提出任何提振经济的对策，因为现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管控政策，就已经是服从及附和最大政治利益的方案。*任何超越于此的方案都必定触动政治意志和政治利益*。

按照这个“局外人旁观”的“制度文化决定论”视角，“替当事者着想”的“货币资本决定论”显然“在政治上极其幼稚”，这也进一步决定了“货币资本决定论”的对策在技术细节上没有操作意义。例如，如果更多货币资本的形成有赖于信贷扩张和有效项目，那信贷扩张和有效项目又如何可能出现呢？读者可能还记得，前不久网上出现的关于“好日子才开始没多久”的热议，其言下之意恰恰就涉及“主宏观现象”的投资环境、投资气氛、资本信心、制度信用等问题。*缺失这样一个“赢在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出国扫货”的红红火火的氛围，除了新增货币进入“流动性陷阱”和“资本外逃陷阱”之外，怎么可能有什么更多的信贷扩张和有效项目*？还有，在这样一个资产缩水的冰冻环境中，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大幅度减少供地、回购烂尾资产、提振房价等等又如何可能？通过收费盘活不能带来净现金流的公共资产，对收入锐减和罚没支出大涨的公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难道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是有可能割裂开来的？

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更大问题是：为地方政府买单的更大规模的中央债务扩张（或央行扩表）需要什么样的以及从何而来的魄力、信心和政治利益变迁？耐心资本如何可能不怕政府的任性行为而不留一手？

*在当代的信用经济中，债务推动投资和消费是个不难理解的问题，但难理解的却是与负债对应的净收入流得到保障的正面制度文化环境，负债的魄力和信心也恰恰来自于这个环境所产生的正反馈及良性循环。因此，在一个负反馈和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呼吁“只有债务最重要”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运因政治而掉头是这个古老文明的常态。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存在的就是有原因的。要是经济学家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不如老老实实地回到“黑板经济学”中去自娱自乐。如果在乌云密布的时候需要一点乐观情绪的话，那么可以说，全球化毕竟已经使得更多的事物不可逆转，而那些可被逆转的也已经受到了更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