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本书原名为《政治崩溃的逻辑》，因种种原因而改为现在的《持续执政的逻辑》。这两者表面上一正一反，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政治崩溃就是无法持续执政，持续执政则是政治没有崩溃；政治崩溃可以是政权或政权制度崩溃，持续执政则是政权持续或政权制度持续。分析政权和政权制度如何崩溃或者就事论事地分析原因是政治崩溃问题的“容易部分”，从一般和通则性的角度分析政权和政权制度为什么崩溃则是政治崩溃问题的“困难部分”。迄今为止的理论大多关注问题的容易部分，本书则试图探索问题的困难部分。

“中国三部曲”与“冷酷实证史观”

学问一半来自好奇心，一半来自好胜心；好奇才会去阅读、观察、思考，好胜才会去分析、批驳、构建。但是，写完了这本书，却不觉有一种“也就如此”的感觉。我当然不是说完成此书轻而易举，实际上，本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1990到2010年约20年的漫长思考过程，直到2010年之后，我才算真正开始动笔。所以，“也就如此”是说：它最多不过是提出了一种解读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而已。

数据和信息是判断和推测的基础，也是立场和主张的依据。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网络时代，可供利用的数据和信息变得日益庞杂纷乱，这对分析鉴别能力也形成了严酷的挑战。在没有快刀可以斩乱麻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越来越倾向于依赖名家的意见和自己固有的立场去进行判测和主张，如此，分析鉴别能力就成为庞杂数据信息的囚徒，庞杂数据信息则成为固有立场的奴隶，“借名家节省思考费用”和“屁股决定脑袋”自然也就是网络时代的流行病症了。

我们无法用数据信息去解释数据信息，所以我们只能靠敏锐的理论视角，也只有敏锐的理论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快刀斩乱麻。本书或许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这是一个可以用于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可以用于理解中国从哪来、到哪去的理论视角，还是一个可以用于理解政治崩溃和持续执政问题的理论视角。

2010年前后，我写的《中国热》和《中国不一样》先后出版，但那两本书只能算是大众性、时政性的专论，不是严格的学术专著。副题为“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的本书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书。所谓“真正想写”，也就是写了这本之后，不写其他的专著也无憾了。一个人的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心安理得有时也很重要。但很显然，只有经过一本专著的折磨，一个人才能更深地体会学术和学问的含义。

《中国热》、《中国不一样》和《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无意中构成了一个“中国三部曲”。我大约用去了十年的时间（2005—2015年）写这三本书，期间另外还写有几本网络版的文集。在之前20年的准备期里，主要是对现代制度经济学进行长时间的研究，也包括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及相关批评的研究，涉猎的范围逐步从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哲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转向了经济史、政治史、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现实，等等。在研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思的“新经济史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展出一种“冷酷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导向而不是学科导向的方法，也得益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哈特的实证法学、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拉卡托斯和夏皮尔的科学哲学，并都较充分地体现在这个“中国三部曲”里了。

在世界最需要理解中国的时候，这个“中国三部曲”也许能提供一种真正超越意识形态的“中国解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中国的历代史家在“究天人、通古今”上，往往是“多术策道德、少制度文化”；而在实证记述上，则往往是“多就事论事、少超然理论”。“以史载道”的传统更使中国的历史成了可以被任意摆布的“小姑娘”，结果，无论左右，不谈好坏就无法论真假，好坏最终也成为可以压倒真假的东西，而实证描述和超然理论，则必定被当成有好坏倾向的“洗地行动”。这就是第一章提到的“政治哲学盛行的国度不可能有历史哲学”的状况。

本书试图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在学人所长之外，难免对别人的理论有过多的批评，这也是理论“扬弃”所不得不做的事。可是，“冷酷实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冷酷实证史观”又真能提供一个新的窗口吗？《中国不一样》里对“冷酷实证”有过一个解释：

“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政策主张或价值规范。“冷酷实证”与“一般实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实证而实证”。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甚至会认为不可能。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任何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变现实的判断，以至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不仁无亲”。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书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规范冲动者”不透过价值就无法认识现实，但是，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这样的“冷酷实证”显然不是取消价值，不是偏向于任何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庄子所说的“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如果实证的含义包含数据实证、逻辑实证、直觉实证三种类型，那么，我所说的“冷酷实证”是三者兼有、突出逻辑实证的实证。逻辑实证永远是具体的，具体的实证是有“逻辑场域”的，故冷酷实证不是抽象实证，而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逻辑实证。“逻辑场域”的要点是本书所阐述的具体的“制度文化组合”及相关的理论构造，这些也可能是解决哈耶克、诺斯关于“涌现秩序”理论困境的出路。冷酷实证的目的是理论化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对过去的“预测”，对过去的预测越接近事实，对未来的推测就越可能有把握。所以，冷酷实证的价值是明显的。

按照以上的信念，我希望在这里进一步强调“冷酷实证的十大要点”：

第一，事物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事物的“存在性”及“持续性”。冷酷实证与一般实证的主要区别有四点：第一是主体主义，第二是制度文化组合，第三是逻辑的实证主导数量的实证，第四是认知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思想家有别于行动家，实证理论家也有别于规范理论家。历史分析的要害不是考虑“该不该”，不是考虑“政治愿望”，要考虑的是制度文化的逻辑和把所有政治愿望纳入分析之后的结果。只有这种涵盖和广纳的真实才能恒久，才能生发非常的价值和意义。真相是清醒剂和镇静剂，但只有具备认识真相潜力的人才有机会服用。

第二，冷酷实证既不包含价值倡导，也不提供政策建议，但是，冷酷实证下的因果理论天然包含着政策含义，因果分析天然包含着建设方案，所以，关键是把握因果分析的逻辑（包括各种实施费用的逻辑），而不是让价值冲动压倒因果认知。策略主张总是主体性质和各取所需的，真正的历史哲学即便有自己的历史推测，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决定论主张，一种企图成为政治哲学的历史哲学必然是一种伪历史哲学。冷酷实证在价值问题上采用“局外人分析法”，在利益问题上则采用“设身处地分析法”。置身事外可能是克服“规范病”的有效方法，要研究它就要先在情感上离开它。

但是，冷酷实证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或犬儒主义都主张在面对现实时采用实利的立场和方法，冷酷实证恰恰不提任何主张，它只描述现实，它在价值问题上不搞“立场强加”，但在利益问题上则注重“将心比心”。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冷酷实证不在任何立场问题上“表态”，它相信，少一个“表态”的一点都不重要，多一个“解读中国”的却可能非常重要。冷酷实证自然也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其实，人类美好的事物几乎与不美好的一样多，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有生存和继续生存的理由。

第三，人的可塑性与不可塑性都一样大得惊人，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也一样大得惊人。改变自己难，改变社会更难。个人往往发现很难改变自己某些能力和偏好方面的秉性，社会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偏好协调费用而更难改变。政权主导着社会，政权的利益有可能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一致；政权的行为规则很重要，但问题却不仅在于改变政权的行为规则，而且在于改变政权主体的利益结构，在于发现政权主体的利益变化，在于洞察政权主体的利益底线。人类历史上政权规范与理想规范的对抗，本质上是“硬暴力”与“软暴力”的对抗。

第四，社会不是设计和憧憬出来的，社会是博弈和争斗出来的。历史主要不取决于理想愿望，不取决于类似于本书所传递的观念及其潜在影响力，历史主要取决于支配政权主体利益结构的制度与文化。当然，冷酷实证不是为了取消价值冲动，而是为了描述规范冲动的局限。人们不可能停止用理想愿望推动社会变革，能量大的群体也未必是社会变革潜在损失的直接受害者，但社会演变依然主要是由本能观念而不是由理想观念所决定。人们往往以为理想愿望的价值冲动就是事物因果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结果忽略了制度与文化的无意识作用，忽视了价值冲动只是在强化而不是在摆脱制度与文化的作用，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因果认知的滞后。对文化本能的强调，使冷酷实证摆脱了乌托邦和犬儒主义的两极困境。

制度与文化无意识作用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人们往往情不自禁地无法实践自己的理想主张，对抗自己理性的正是自己的本能；理想愿望对本能愿望的优势太容易被夸大了，正如在“人性-民族性-个性”之中人性对民族性的优势太容易被夸大那样。现实更多的是情感先于理性、认同先于对话、忠诚先于正义、价值先于认知、好胜先于好奇。向往是无费用的，采取行动实现向往却是有代价的，涉及社会行动的向往往往比涉及个人行动的向往代价更高，尤其是当社会行动触及他人利益的时候。制度与文化的无意识作用接近于一种“社会宿命”，但像“囚徒困境”那样的宿命不是谁主张出来的，而是人们在演化博弈中行动出来的，问题不仅在于理解它，而且在于弄清为何无法摆脱它。这里，“宿命”两字已经被重新定义，个人的宿命可能取决于性格能力，社会的宿命则取决于演化博弈形成的制度文化规则。

第五，文化一定存在易变、难变和不变三部分，否则世界早就大同。在新理想、硬制度、软规则之间，最难变的一定是软规则。核心的软规则就是文化中不变的部分，文化的这种规定性就像人的规定性那样，自由意志无法使人变成非人。变革总是要面临利益与规则的约束，利益对抗涉及他人的力量，规则对抗涉及博弈中的人心，人即便能够胜人，依然存在一个胜己的问题。社会的现实往往是，想改变的人无能力改变，有能力改变的人不想改变，有能力改变并想改变的人又有太多的轻重缓急要考虑，而进入议事日程的变革，也可能因为需要政策配套及社会配合而陷入困境。

第六，人们一般无法触及事物的原因，所以只能设法改变事物的结果，具体改进因此往往比制度改进容易得多；在这种政治过程中，个人“分配优势”的考虑往往会压倒个人“好社会”的考虑，除非“好社会”碰巧是利益相关者“分配优势”中的一部分。争取一个“好社会”当然不意味着天真烂漫或头脑简单，但要害依然是“分配优势”或“影响力”的争夺，“分配优势”的争夺自然也包含了对规则难变性的利用和维护。历史事件当然是人的行为造成的，但问题在于到底应该把历史事件单纯看成是人的行为造成的，还是应该把历史事件看成是“特定制度文化情景的行为规则支配下产生的”人的行为造成的。

第七，一个社会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关键是看哪种观念能同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结合，并且，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有没有可持续性，其可持续性又如何决定。经济学关心利害，管理学关心盈亏，法学关心权责，伦理学关心善恶，美学关心美丑，史学关心真假，政治哲学关心正义，而政治只关心输赢。但是，对成王败寇的描述不是在作价值认同，不能因为关心事物的合理性而否认事物的存在性，更不能把客观描述曲解成价值认同。在冷酷实证这里，拍纪录片比拍故事片更重要。关心事物的合理性无需毁灭实证分析的学术分工，以自己的价值为中心便无能反思所有价值，自我中心其实也是专制思维的体现，至少是一种“己所欲，施于人”的伪自由主义。本书作者当然无法阻止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出自己的规范理解，这就像读者无法阻止作者可以在事先事后否定这种规范理解那样。冷酷实证心中没有一个主义需要去主张或辩护，也没有一个主义需要去阻挠或反对。现实太冷酷了，以至于只有比现实更冷酷才可能理解现实。

第八，在中国，投身于价值冲动的思想家太多，而投身于因果分析的理论家则太少，以至于理论家成了意识形态宣传家的代称。思想家们忙于憧憬如何改造社会，但问题却在于理解社会改造的博弈僵局。一个社会如果在长时间的大声疾呼之后依然故我，原因必然不在于改造社会的动机不强烈，而在于这个社会陷入由制度文化所决定的“囚徒困境”。思想家纠结于制度文化的合理性，理论家则只醉心于制度文化的存在性。犬儒主义主张玩世不恭，冷酷实证则认真对待现实。对于非政客的学者来说，政治道义勇气的过分宣泄，往往是在掩盖学术认知上的怯懦。如果因果分析中自动包含了社会改进的方案，那么，缺乏因果认知的价值冲动就必然只能“促退”而不是促进社会改造。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而言，支持中国模式是一种立场，反对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立场，但不持类似这两者立场中的任何一种立场，才更有利于反思任何一种立场，才更有利于看清持有特定立场之后的认识盲点。持有一种立场非常容易，但摆脱立场的认识盲点却非常难。不持立场存在缺少人文关怀的弊端，但却能因此获得清醒认识的优势。问题不在于应该支持什么，问题在于把支持和反对的力量考虑进去之后，再去分析现实会发生什么。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忙于改造世界，但理论家的任务却只能是以理解世界为改造世界。对于我们所处社会的更透彻的理解，必定有利于改造我们所处的社会。看清世界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看清世界也许不能改造外界，但至少已经改造了自己，而在此之后的行动则自然有个人选择和制度文化的逻辑在起作用。

第九，独立人格不仅是独立于任何政府势力的人格，而且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冲动的人格。冷酷实证不是“选择实证”，对符合自己价值的事物进行实证才叫“选择实证”。避免规范冲动并不是要抛弃价值，规范冲动的本意是预设价值判断而不顾逻辑地否认实证认知。规范冲动实质上是一种以为自己的价值很重要的分析方法，冷酷实证则本质上是一种以为自己的价值很不重要的分析方法。规范冲动是一种价值冲动，冷酷实证则是一种认知冲动。

第十，冷酷实证的政治史观，归根到底是一种抛弃“画大饼政治学”和“买彩票历史学”的理念。本书所认同的偶然性只是在尊重历史随机性意义上的偶然性，只有在了解了制度文化的必然性之后，我们才能去谈历史的随机偶然性。偶然性的要害是谁都无法估测，所以就可研究的可确定判断而言，制度文化的必然性是人类所可能把握的必然性，相比之下，对偶然性充满信心，必定是一种把偶然性必然化的价值冲动。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冷酷实证史观”？研究者不提出自己的“对策分析”和“规范主张”，他的研究还能有什么社会意义？确实，冷酷实证对“学以致用”和“立场至上”的世俗观念来说完全是“装腔作势”和“不可思议”的，但这种“世俗观念”忽视了三点：一是人是愿望主导而不是认知主导的，立场必然会以其偏好和取舍妨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除非认知成为个人的愿望。二是可以存在一种研究，它只对人性和制度感兴趣，对如何改善人性和改善制度不感兴趣；或者，它只对人性和制度以及别人改善人性和制度的企图感兴趣。三是冷酷实证不是没有个人态度，而是个人态度没有客观分析重要，是“表态至上”的个人态度需要进一步被反思。

一个不符合某种愿望的“事实”根本不会被“重度的好坏偏执症患者”当成“事实”，“中立”的“事实”根本不会被认为是“事实”，“事实”往往都是附带着左中右的“规范”；你不认同“某种愿望”，你就会被认为是在反对这种愿望，因为“强化愿望”比“加深认识”更符合人性的需要。愿望在个人那里是比宏观真相更大的微观真相，除非认知成为个人的愿望。别人在分析现实中表达“立场”，冷酷实证则在分析现实中认识“人性”，这就是冷酷实证的独特愿望。冷酷实证的可能性只能来自于个性及其独特处境。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永远再现于当前的精神活动中，历史只有与当前的视野对接时才能被理解，因此，历史也可能成为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的汇编。然而，“迎合现在”不仅可能歪曲历史，也可能歪曲现在。所以，只有“把现在当成历史来研究”，才有可能更好地接近真相。在这个意义上，与克罗齐相反，冷酷实证主张“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主张把当前的民主与专制等一切政治问题都当成历史来研究，不要因为“改造世界”而牺牲“认识世界”，不要因为政治家的立场而牺牲理论家的任务，不要因为“实证不足”就忙于“规范冲动”。总之，行动家让“真理的向度”服从“实践的向度”，而冷酷实证的理论家则让“实践的向度”服从“真理的向度”。

以上是这篇后记里关于“中国三部曲”与“冷酷实证史观”的内容。

方绍伟

2016年1月1日于芝加哥西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