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三十年来台湾国族认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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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起台独,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有的人喜欢从外部找原因,认为是日本殖民及美国挑拨的结果;有的人从文化心理找原因,认为是两岸长期隔阂,交流不充分导致的;有的人主张经济决定论,认为是两岸发展水平差距导致的;有的人则奉行制度决定论,台独是两岸制度落差导致的,如果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民主化,那么也会扫清统一的障碍。

不过,笔者觉得以上很多观点只能解释某些肤浅表面的东西,或者说出某一侧面原因,而不能说明全部。笔者首先谈一个悖论,那就是无论在日据时代,还是两蒋统治时代,都是中国大陆积贫积弱,两岸交流很少的时候,台湾人民反倒没有这么强的排斥中国认同、仇视中国大陆的意识,为何最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空前强大了,两岸交流从来没有这么密切,反倒是“台独”愈演愈烈?

所以,“外部因素论”、“经济决定论”、“交流隔阂论”都不能解释“台独”为什么坐大。以笔者多年与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接触,以及对华人圈近四十年思想史的观察来看,“台独”意识形态之崛起,背后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两岸三地的传播流行很有关。台湾解严后,社会秩序剧变的“表”,与台湾社会国族认同逆转的“里”,都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权力和意识形态重构大潮中的一个波浪而已。当然本文只不过是笔者的不成熟考虑,权当抛砖引玉,欢迎诸位专业人士提供批评,不欢迎不讲事实、只讲价值观的喷子谩骂。

(二)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台湾两蒋时期的中华国族认同塑造缘何成功。20世纪70年代以前,两岸三地流行的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西方前现代的民族主义(笔者在下文姑且统称为“传统民族主义”)。无论是西方前现代民族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都是以语言、人种、信仰等外在表征为国族认同的最重要标志,在这两种民族主义叙事里,台湾与中国大陆都是一体,台湾人在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是故在二战后,国民党可以迅速接管并且全方位掌控台湾。

也是基于同样意识形态基础,两蒋割据台湾期间,在全台进行的中国正统观教育,也做的比较顺畅,这期间台湾本土人士对国民党确有不满,更多因为其贪污腐败,外省人垄断太多社会资源,而并不是由于国族认同跟国民党人不一样。比如陈水扁创业成立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叫“华夏律师事务所”,民进党创党发起人朱高正,后来又退党成立了“中华社会民主党”,说明民进党人也并非都是 “根里独”。

所以80年代谈两岸统一很简单,其实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的事情,统一后如何给国民党分配权力的问题,人民的“国族认同”在当时并不是主要障碍,无论是邓小平提的“一国两制”,还是台湾当局的“国统纲领”提出“小三通”到“大三通”的路径都基本可以解决两岸问题。不过令两岸统派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历史并没有按照智者所涉及的路径前进,当时正在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深刻改变了两岸经济发展路径,也快速了扭转台海的历史发展方向。

(二)在显性表征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化,间接诱发台湾本土势力极端化,“台独”意识形态在台湾社会高度渗透化

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引发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台湾是其一部分,社会要求结束威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会则推出《台湾民主决议案》(H.R.1777),敦促台湾终结戒严令、解除党禁、实行民主政治。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继而在1990年至1996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最重要的三大选举——“国大”、“立法院”及最高领导人选举走向实质民主化。

台湾的民主化在当时而言,对台湾人民是个福音,终结了威权,把2000万人民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但是在一个并不懂得自由和选举真谛,把选举过分神圣化的东方社会,在一个过去长时间充满专制和仇杀怨恨的土壤上,初得民主的时候,并不懂得民主的真谛,而是把民主外在的表现形式过分神圣化,整个社会选举过于频繁化(至少有“正副总统”、“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十大选举)以及动辄诉诸全民公决过分,这种社会的过度政治动员,成为民粹和极端主义生长的温床。

本土派为了获取选举胜利,不断强化本土主义叙事,宣扬台湾人不属于中国人,把国民党包装成为外来政权——只有刻意制造悲情叙事,强化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对立,民进党才能获得政治动员成功,是故台湾本土主义也愈来愈走向极端化。“台独”从过去的口号式主张,迅速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本土势力也越来越极端化,温和派要么顺应大势化为极端派(陈水扁、吕秀莲等人),要么被迅速边缘化。过去威权时代还有些温情和理性的精英政治,让位于民粹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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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与过分的选举动员相伴而生)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逻辑问题,即外省精英的衰微,可以导致过去国民党文宣中的中国正统主义衰微,但未必一定导致“台独”的崛起,因为中国正统观与国族认同是两码事,谁是正统是权力之争问题,台湾也可以进入一种既有中国人认同,又重视本土人权利的阶段,但是这种激进式的、过度的选举,终结了这种可能的发生。

(三)在深层隐性层面,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瓦解了台湾社会过去长期存在的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国民党建构的国族认同意识形态体系,新自由主义的很多元素还为“台独”提供了关键的合法性依据,为“台独”的愈演愈烈提供了持久的动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新自由主义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个体优先于国家,当大家认为统一的国家妨碍个人基本权利实现的时候,区域团体有充足合法性谋求自治乃至完全独立,这是对过去民族主义的国家本位观念的一种颠覆。

所以,传统民族主义下,国家是基于共同语言、宗教、人种、祖先认同等文化和血缘表征结成的共同体,而新自由主义时代,身份认同又增加了制度、权利的因素,并且这两个成为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谓即便是一个民族,如果采取不同制度或政体,也完全分为不同国家。

如果说在台湾解严以前,两岸政治制度差异并不是那么大,都是由学习借鉴列宁主义的政党执政,是一颗藤上的两个瓜,而台湾解严之后,两岸的政治制度差异越来越大,这方面构成了台湾社会国族认同“去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新自由主义强调族群叙事,小团体叙事,提倡多元化和差异化,反对过去传统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或大一统叙事,甚至宣传国家越大越有害论,统一无益论。乃至到现在,在知识精英中,如果你主张中华民族不可分割、国家统一成为陈腐落后的象征,中央集权帝国思维的象征。

当然这种新的国族认同观的冲击不仅仅体发生在中国台湾,也发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法国的布列塔尼、科西嘉,意大利的伦巴第,上述大多数地方的居民其实都是同一民族中的亚族群,但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新的身份认同观,强调凸显群体细微特征和地域特色,滋生或助长了这些分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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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历史的重构,进一步瓦解了台湾与大陆的情感纽带,更为去中国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大中华地区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市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二是政治的民主自由思想,三是对历史的重构,这方面全球的华人学者主要做的有三块,即对中华民族历史(即古代史)、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史(即近现代史)以及西方日本殖民史的重构(这是近代中外接触的主要部分)。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史观如同过去的任何从西方引进的史观一样,作为研究分析工具,对于解读认识历史是有帮助的,有助于我们破除过去的很多认知误区(比如“五千年文明说”、“中原中心论”等),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更接近真相的视角。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学说,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未有的经济再繁荣,以及社会文明进步。但是新自由主义历史重构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具有鲜明的矫枉过正的色彩,如同20世纪中前叶的极左翼史学一样,陷入意识形态挂帅,对过去叙事所赞颂的,偏要极力贬低、完全否定,对过去所否定的,偏要完全肯定,滑落到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对中华民族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建构方面,华人学者都聚焦于挖掘负面因素,有明显的中国历史虚假论,中国制度专制邪恶论,中华文明落后野蛮论,中国人无能无前途论的倾向。中国过去的近4000年文明史,以及中国现代革命建设史,完全道德负面化的东西。

致使台湾人谈起中国文化,以及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充满鄙视和排斥,所以,“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无靠背这些说法”,颇有市场。过去的戒严时期,国民党文宣系统也会发动各种反共宣传,但是其效果远远不如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学术界和媒体,自发地对大陆制度和形象的重构有效。

第四,新自由主义历史重构的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史则充满了溢美。

台湾在过去先后遭到西班牙、荷兰(1624-1662年)和日本(1895-1945年)的殖民,中国大陆更是遭受十几个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侵略。不过在华人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历史叙事中,抛弃了过去流行的民族主义反殖叙事,选择性忽略殖民中的血腥野蛮,片面强外国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的一面,把殖民史说成为充满阳光正义的全球化史,把反殖民行为一概贴上狭隘、保守、封闭的标签。

在这种基于片面的历史构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台湾社会逐渐消解了对日本和西方殖民仇恨,现在台湾人谈起日本和西方,都是充满感激、赞许的语气,如果谁提日本在台湾的种种暴行,那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是“别有用心”。他们会用双标,把日本殖民期间的屠杀,解释为文明对野蛮的应有的惩罚;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解释为邪恶中国人对台湾人的迫害。

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黑色幻想,以及对西方和日本的玫瑰色幻想,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大,拼命想脱离中国文明圈而融入西方,他们会把拥抱西方,乃至寻求独立,成为捍卫“台湾文明”的必要通道。尽管台湾在与大陆交往中得到了极大好处,他们也认为这是应得的,而哪怕从西方阵营得到微小利益,也感恩戴德,视为无上光荣,看看蔡英文、赖清德接见美国、日本三流政客的卑微肢体动作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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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政客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对中国大陆则横眉冷对)

如今台湾人不仅普遍自视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甚至还学着日本右翼把中国大陆人成为“支那人”,其是他们正在重演当年慈禧老太后为代表的那一类最卑鄙中国人,骨子里极其看不起自己人,而讨好外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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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把中国大陆流行语称为”支语“,并且涌现出”支语警察“,捍卫台湾语言的纯洁)

(五)以上分析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与大陆在2008年后的连接尽管如此密切,远远超过“大三通”的设想,台北机场飞往大陆的航班,要比飞往日本和美国的多得多,上海与台北之间的航班密度,也明显高于上海郑州之间,可是统一的基础非但没有达成,反而瓦解了。

是因为族群认同的标准发生了转变,两岸“制度落差”在日益扩大,共同国族认同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基础和现实基础在迅速消失——“台独”正式顺应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族群认同转变的潮流,才可以在如此迅速席卷台湾全社会,用了大约十多年时间就瓦解了传统民族主义下中国认同的。

当然“台独”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来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话题,还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深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寻背后原因,避免肤浅化、脸谱化、辩论大字报化,笔者本文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某方面的视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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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不同意把账都算到新自由主义头上,笔者强调新自由主义与“台独”的关系,只不过指明二者作为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台独”和台湾社会的剧变因是在新自由主义洪流下发生的,至于中间发生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只不过一些人打着自由主义旗号卖民粹主义的狗肉,或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肤浅化、庸俗化的解读,甚至是异化导致的。就像不能把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很多悲剧,归咎于近代发明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家们,一个思想学说在全球广泛实践中在局部地区被扭曲化,实非创立者们所左右的。

我们只有研究好“台独”,真正了解内部机理,才能更有效遏“台独”、促统一。香港人的国族认同的转变,以及“港独”崛起,背后的原因和历史时间线也大致与“台独”雷同,笔者这方面的直观素材更多,以后有机会再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