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一种理想化的世界经济秩序？
“新自由主义”：一种理想化的世界经济秩序？
编者按：中文的“新自由主义”包含英文中两个完全相左的概念——主张全球化、减税、大企业的“Neoliberalism”，代表人物为奥地利学派、里根、撒切尔；主张社会保障、政府责任、公平分配的“New Liberalism”，代表人物是西方的自由左派。本文作者批评的是前者。
如果你问一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他很可能会回答你：主张私有化、 放松管制、自由市场、小政府，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作用的那套学说。
如果你问一位经历过1990年代的下岗工人，他可能会说：那是国企改制、铁饭碗打破的年代。
如果你问一位拉美学者，他可能会提到“华盛顿共识”和结构性调整。
这些答案都没错。但它们拼凑出的，是一个已经被反复讲述过无数遍的“标准叙事”：新自由主义是1970年代末由撒切尔和里根推上台的、主张放松管制和削减福利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它在冷战结束后席卷全球，造成了贫富分化和金融危机。
这个叙事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少有人质疑：万一，这个“标准答案”本身就是错的呢？
加拿大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在《全球化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足以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论断：
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从来不是解放市场，而是包裹市场；他们不是要摧毁国家，而是要在全球层面重新部署国家权力；他们的思想源头不在1970年代的芝加哥，而在1920年代维也纳的一条环城大道上。
这不是关于撒切尔和里根的故事，而是关于一群从哈布斯堡帝国废墟中走出来的思想家，如何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设计出一套保护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宪法”，并最终将这个世界塑造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模样。
一、被误解的“新自由主义”：
他们要的不是自由放任
如果你翻开任何一本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大概率会看到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者痴迷于让市场从社会的束缚中“脱嵌”，追求一个自我调节的乌托邦。
这个批判框架借用了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理论。波兰尼在1944年的《大转型》中这样写道，19世纪欧洲试图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结果导致了社会的毁灭性反弹，最终酿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但斯洛博迪安指出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波兰尼和新自由主义者其实是同时****代人，他们共同经历了大萧条，共同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如果新自由主义者真的是波兰尼笔下那种痴迷于“脱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他们就是自己时代的病人，却对病因毫无自知之明。
事实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市场不会自己照料自己。
1938年，一群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家在巴黎召开了一场名为“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的会议。这次会议被视为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正式诞生。但会上讨论的不是如何废除国家，而是如何重塑国家。
德国经济学家威廉·勒普克在发言中提出，自由主义必须“向保守主义学习”，关注那些“无法估量之物”——文化、传统、道德基础设施。他直言：“一个国家可能会孕育出其自身的蛮族入侵者。”——这里的“蛮族”，指的是被民主动员起来的群众。
斯洛博迪安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包裹”（encasement）。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不是解放市场，而是为市场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外壳”——一套由法律、制度和国际机构组成的保护层，让市场免受民主政治的侵蚀。
这个洞察，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他们不是要摧毁国家，而是要把国家“改造”成市场的守护者；他们不是要抹去边界，而是要在全球层面划定新的边界——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的边界。
二、维也纳的起点：
从帝国废墟中生长出的“秩序思维”
故事要从1918年开始。这一年，哈布斯堡帝国解体了。维也纳，这座曾经横跨中欧的帝国首都，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面积和人口都缩水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过剩首都”。
就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东段的施图本环路8至10号，矗立着一幢六层楼的宏伟建筑——维也纳商会。1909年，27岁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这里谋得了一份差事。1921年，一个刚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也在同一幢楼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就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这个地方，是有组织的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地。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三幢建筑：战争部大楼、邮政储蓄银行总部，以及他们所在的维也纳商会。斯洛博迪安敏锐地指出，这三幢建筑恰好对应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三大要素：武装精良的国家机器、强健的货币、繁荣的商业。
▲维也纳邮政储蓄银行
这群维也纳知识分子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帝国瓦解后的世界，如何重建“世界经济”的统一性？
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传遍全球，从东欧到中东，从非洲到亚洲，新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不是解放，而是灾难。
米塞斯在1927年愤愤不平地说：“‘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每天都会赢得新的支持者，哪怕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都试图通过向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或下达禁令，来摆脱对于其他国家的依赖。”他们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经济民族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民主制和民族自决是两个危险的“怪物”。民主意味着群众会吵吵嚷嚷地提出一波又一波要求——提高工资、扩大福利、保护就业——这些都会干扰市场这架精密仪器的正常运转。民族自决则意味着新独立的国家会误以为自己真的可以“自给自足”，筑起关税围墙，把世界经济切割成碎片。
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发生了正义宫大火事件。工人们抗议法院的不公判决，冲进正义宫纵火，警察向示威者开枪，89人遇害，超过1000人受伤。米塞斯目睹了这一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周五的行动宛如一场雷雨，净化了空气。”
他对镇压表示赞同——当民主无法保障稳定时，中止民主是完全正当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自由”的哲学，而是关于“秩序”的政治。
三、日内瓦学派：
被遗忘的第三条道路
在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叙事中，主角通常是芝加哥学派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但斯洛博迪安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流派：日内瓦学派。
日内瓦，这座瑞士湖畔小城，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精神首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国际联盟的总部设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国际公务员聚集于此，试图通过收集数据、统一标准、协调政策来重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哈耶克、米塞斯、勒普克、哈伯勒——这些后来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都曾在这里工作或讲学。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成为他们的思想据点。1947年，哈耶克在日内瓦湖另一端的朝圣山召集了第一次会议，朝圣山学社由此诞生。
▲朝圣山学社
日内瓦学派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他们区分了世界的两个维度：“统治权”和“所有权”。前者是政治的维度，由一个个拥有边界和主权的国家组成；后者是经济的维度，由财产、契约和资本流动构成。在理想的自由主义世界中，这两个维度应该保持平衡、互不干扰。
但20世纪的悲剧在于，民主和民族自决打破了这种平衡。群众通过选举掌握了国家权力，开始侵犯“所有权”的神圣领域——征收外国资产、实行资本管制、推行再分配政策。
日内瓦学派的解决方案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再建立一层“经济宪法”，把市场包裹起来，让它免受民主政治的干扰。这套宪法由国际机构（如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投资法、双边投资条约等组成，它的执行者不再是民选政府，而是法官和技术专家。
斯洛博迪安借用德国政治学家扬-维尔纳·穆勒的概念，称其为“咄咄逼人的全球主义”——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而是要约束民族国家，限制其行使主权的能力。
四、帝国的乡愁：
哈布斯堡的幽灵如何塑造全球秩序
新自由主义者对帝国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谴责帝国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他们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又充满惋惜。
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二元帝国，政治上松散，经济上统一。帝国境内通行自由贸易，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民族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对哈耶克和米塞斯而言，这简直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微缩模型。
哈耶克在1978年回忆说，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二元化政府”的构想——一个政府负责经济事务，另一个政府负责文化事务。这个想法就是为了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冲突问题。
当去殖民化浪潮在二战后席卷全球时，奥地利新自由主义者用自己在中欧的经历来解读这一切。他们看到的是：新独立的国家正在犯和当年中东欧继承国同样的错误——把政治独立等同于经济自给自足，筑起关税围墙，把外国资产收归“本国”所有。
在他们看来，帝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填补帝国留下的空白。这种组织形式不是另一个帝国，而是一套全球性的法律框架，它能够超越民族国家，保护资本的“外来者权利”。
1959年，联邦德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双边投资条约。这份条约后来成为全球范围内数千个类似条约的模版。它的核心内容是：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受到国际法保护，如果东道国征收其资产，必须用投资者的本国货币进行“及时、充分、有效”的赔偿；投资者可以直接向国际仲裁机构起诉，绕过当地法院。
这套机制的设计者——海尔佩林、科特尼、阿布斯——无一不是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员。他们成功地将资本的“外来者权利”嵌入国际法体系，打造了一个“超国家的司法空间”。在这里，公司和个人（主要是公司）可以像人权一样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
这是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秩序最深远的塑造：他们把“资本外逃”变成了一种人权。
五、信号的世界：
作为信息处理器的全球经济
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77国集团——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要求对全球经济规则进行彻底改写：保障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增加援助、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
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比共产主义更可怕的威胁。哈伯勒在1977年的一场会议上宣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威胁比共产主义“更为严峻”。为什么他们如此愤怒？因为在他们眼中，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是在修正规则，而是在摧毁规则的根基。
此时，哈耶克的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演说的题目是 “知识的假象”。他警告说，那种认为可以通过计算机模型和统计数据来“把握”世界经济、进而制定全球规划的想法，是一种致命的“建构主义”谬误。
▲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哈耶克看来，世界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就像鱼群、大脑神经元或者银河系一样，其整体秩序是无数个体自发互动的结果，而非任何中央计划者能够设计和控制的。人类能够做的，只是为这个系统提供一套“规则”——一套“薄薄一层”的有意设计，然后让市场这个“信息处理器”自己去发现价格、传递信号、协调行动。
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GATT）法律专家们——扬·图姆利尔、弗里德·勒斯勒尔、恩斯特-乌尔里希·彼得斯曼——把哈耶克的这套理论直接应用到国际贸易法中。他们主张，关贸总协定应该从一个外交谈判场所，转变为一个基于规则的司法体系。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在20世纪最辉煌的胜利。它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管辖权，它的规则覆盖了从知识产权到服务贸易的广泛领域。萨瑟兰——WTO首任总干事——在哈耶克纪念讲座上明确表示，WTO的章程“借鉴了哈耶克的两大重要洞见：价格系统对于传递信息的作用，以及法治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从此被“宪政化”了。一套全球性的法律框架包裹着市场，确保价格信号畅通无阻，保护资本的“外来者权利”不受侵犯。
六、人民主体的世界？
还是人民的世界？
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遭遇大规模抗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会成员、环保主义者、人权活动家涌上街头，让会议无果而终。马丁·沃尔夫当时评论说：“国际贸易问题曾经只是少数资深政策制定者与技术官僚的玩物，如今却成了众多非政府组织激烈施压的焦点。”
WTO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新自由主义者面临一个他们从未真正解决的问题：没有人民的“世界经济”，如何获得人民的认同？
彼得斯曼——日内瓦学派的第三代传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人权”纳入WTO框架。他主张，贸易自由本身就是一种人权，应该像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受到宪法保护。他甚至在2012年出版的书的封面上，使用了墨西哥共产主义画家迭戈·里维拉的《卖花女》，声称这幅画象征着“市场上交易自由”。
这套论述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了。批评者指出，彼得斯曼是在“劫持”国际人权法，把它“哈耶克化”。在实践中，能够真正“自下而上”地诉诸WTO规则的，从来不是那些卖花的妇女，而是有能力聘请贸易律师团队的跨国公司。
WTO总部对面，矗立着国际劳工组织创始人阿尔贝·托马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一行字：“劳动高于一切为竞争展开的争斗，它不是一种商品。”这句话写于1937年——正是哈耶克发表《经济学与知识》、李普曼出版《美好社会探究》的同一年。两种关于世界秩序的愿景，在地理上相隔一条街，在思想上却隔着整个20世纪。
▲“劳动不是一种商品。” 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对面交通环岛处向国际劳工组织创建者致敬的纪念碑。
七、新自由主义之后
新自由主义失败了——这种论调我们已经听了二十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左翼学者忙着给它写讣告；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之后，主流媒体宣布“新自由主义已死”；2020年疫情之后，各国纷纷出台大规模干预政策，似乎凯恩斯主义借尸还魂。
斯洛博迪安提醒我们小心这种“循环叙事”。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主义”，而是一场持续演变的制度设计运动。每一次危机，都被它转化为自我升级的机会。
今天的世界，确实在经历深刻的转向。杜伦大学法学院教授杜明在2025年的一场讲座中指出，我们正处于国际经济秩序的 “无共识时代”——旧的规则体系正在瓦解，新的共识尚未形成。拜登政府推出的“新华盛顿共识”试图用产业政策和战略竞争来替代自由市场正统，但其内部充满矛盾。
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重塑全球权力的版图。它们曾经是被新自由主义规则规训的对象，如今正在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1920年代，一群从帝国废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面对民族自决和民主浪潮的冲击，开始设计一套保护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1990年代，这套框架达到了巅峰。今天，我们站在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斯洛博迪安的《全球化的未来》提醒我们：塑造这个世界的，从来不只是那些我们看得见的权力——坦克、军队、选票——还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规则、制度和法律架构。它们包裹着全球经济，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天花板，既看不见，又难以打破。
理解新自由主义，不是要为它唱赞歌或写悼词，而是要看清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操作系统”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它服务于谁的利益，它正在遭遇怎样的挑战，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
毕竟，正如哈耶克自己所说，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那么，改变秩序的可能性，也藏在人类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