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文明的原理：真正的经济学》一书出版之前，笔者也邀请著名华人奥派经济学家，台湾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写推荐语。他热情地写了三段话，给予很高评价，其中写道，本书“打破了奥派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绝对是最近几年分量最重、值得各界关注与研读的里程碑式著作”。

笔者的这本书将“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作为整个分析的立足点，为哈耶克的演化理论确立行动学基础，建立自发秩序框架，对文明、野蛮、法治、美德等概念做了重新定义，说明历史主义与理性建构主义之间的相关性，为理解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这本书认为，使扩展的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理论是先验的，或者说，无法从经验中总结出来。**对于研究对象是没有目的的物体的自然科学，可以用观察与实验等经验方法发现或总结规律，但是对于由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构成的社会来说，这种经验方法不适用。这不仅是因为目的无法被观察，更是因为无法在行动与某个特定因素之间建立确定的关联，米塞斯称之为“二元论”。因此，只能把人的行动作为极据，从人的行动的有目性这一事实中演绎出理论，这就是“行动学”。它是有关分工合作的一般理论，也就是有关社会的一般性理论，因为社会正是以分工合作为基本特征的。本书也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与“理论与历史”的方法，作为真正的经济学的构成部分。

米塞斯说，社会除了市场没有别的。这里的市场指的就是分工合作。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之前的思想家所忽视，他们没有从市场的角度理解社会，而是认为社会是历史的、政治的或伦理的，因此是可以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的，如秦始皇修长城，搞大一统，汉武帝扩展疆域等等，就是把自己意志施加于社会的例子；当然，计划经济也是这样的例子。一个社会应该把分工合作的扩展作为目标，然后运用正确的经济学知识（本书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去实现它，这就是文明之路。

为什么把分工合作视为文明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普遍改善个体的境况，而经济学正是有关分工合作的科学。也可以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有关分工合作问题的，因为普遍的、扩展的合作，不可能构建出来，只能建立在价值、价格、货币与产权等等之上，而这些概念都是经济学的问题。其他学科是不讨论这些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学是人的行动科学，所以它具有超越历史经验的一般性，普遍性，能够确立先于经验的形式化理论，而所有其他社会科学某种产生上都是经验性科学，也就是建立在研究者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理解之上，缺乏经济学所具有的形式化、普遍性与一般性。比如，把社会分为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同领域，然后分别论述其中的“规律”，认为道德有道德的逻辑，经济有经济的逻辑，政治有政治的逻辑（当然都是基于经验以及研究者自己对经验的理解），这种历史主义的做法恰恰把普遍的社会规律给消解掉了，并且指向的是对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实施“理性建构主义”，即某些人根据自己认为的“好”去建构社会，而这往往是乌托邦，是通往奴役之路。他们不知道的是，经济学所确立的人类行动的一般性规律（分工合作的一般原理，及文明的原理），是所有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的基础。只有当道德、法律与政治建立在这一普遍原理之上时，才能避免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任意建构，即对合作秩序的破坏。

进而言之，假如没有把合作秩序的一般原理弄清楚，那么道德、法律、国家体制等等就会扭曲。虽然通过经验，也会认识到某些错误，但是假如有正确理论的指引，制度改善的过程会快得多。中国两千年制度演化缓慢，正是因为始终没有把这个一般性原理弄明白。即制度的演化缺乏正确观念的指引。

比如洋务运动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相冲突，市场被政治束缚。这种冲突，正是学界长期的历史主义方法导致的，它以“政治逻辑”理解社会（虽然它本质上是某些人的意志，而非真正的逻辑）。**当政治服从市场逻辑，即人类合作的一般逻辑时，政治或国家才因为服务于分工合作（从而服务普遍利益的增进），而具有正当性或“善的”政治。**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如改革开放之后，相比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上述冲突性已经缓解，表现政治很大程度上朝着市场靠。

美德的概念，也要基于这种普遍性知识来重新理解。**美德通常被理解为利他意义上的仁爱、勤劳与节俭等等，但是这与开放社会的要求有差距，它更应该指这样一种重要的智慧，就对这种真理性知识的发现、认识与遵循。**因为这种智慧，意味着能够促进普遍的合作，从而增进普遍的利益。由于缺乏这种智慧意义上的美德，一个民族的仁爱、勤劳与节俭等传统美德所具有的意义几乎全都被抵消。所有这些传统美德所具有的善，都抵不上这种无知之恶。由于对这种知识的无知或无视，一个民族即便再勤劳，再节俭，也难免陷入贫困之中。因此，对这种知识的理解与认识，才是真正的美德，它比仁爱、勤劳与节俭等等传统美德重要得多。

知识人把文明理解为历史，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认识社会，是中国长期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他们对社会分工合作的普遍规律无知，甚至否定它，把社会视为“政治的”或“伦理的”（也就是“历史的”），这就导致对社会的任意建构，产生“专制”。

主观主义与个体主义（行动学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分工合作理论的基础。换句话说，假如是客观主义的，比如认为价值是客观的（如马克思），那么必然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也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而是为均衡服务的，因此它通往干预主义也就不奇怪了，比如凯恩斯主义就是新古典均衡思想的运用。奥派因为真正采取了主观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方法，才使一门有关分工合作的理论科学的建立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

历史主义不是从主观主义、个体主义与分工合作的角度理解社会的。比如，没有把个体视为有目的的行动者，而是驯化的对象，认为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消极的，因为历史本身有规律，个体无法左右历史，这也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包括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内，都是这种历史决定论思想，比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就是比较典型的历史决定论。

历史主义以历史经验来确立合法性。比如，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或我的爷爷或爷爷的爷爷打下来的，因此我的统治就有合法性，我要享受特权，或历史上这片土地是我的，所以现在也要归我。这些都是以历史经验来确立合法性。这种观念与合作秩序都是相冲突的，导致地缘冲突，比如体现在目前的俄乌战争中。在行动学中，合法性是建立在功利主义方法之上的，即有助于普遍利益的，就是合法的，正义的或善的。比如，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中，尤其是第三个有利于，体现了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对解决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经济学正是通过功利主义方法，通过主观主义，个体主义与先验论等等，关注到社会或文明的根本问题，提供文明的基本逻辑。**某种程度上，有关文明的基本知识，已经由奥派经济学给出，人类不需要再发明轮子。米塞斯表达类似观点：“通过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人们第一次知道了社会进化的规律，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文明和文化进步的基础。那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岁月，从未想象过的前景似乎正在打开大门。”但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是在头脑里天然就具备这种知识，或者说，这种规律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它必须面对各种导致社会解体的学说，如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历史主义，军国主义等等的对抗。假如自由主义学说无法胜出，导致一个社会被后面这些学说所支配，那么文明的进程就会受挫。

有读者评论，《文明的原理：真正的经济学》是正本清源的启蒙教材。若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一切都是沙上建塔。真正的经济学提供的正确知识，是所有制度的基石。观念不立，制度必歪；制度不正，万物皆废。愿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重新理解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