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历史视角的文明观占据着支配地位。笔者《文明的原理》一书的独特贡献，是打破了这一历史视角的文明观，指出文明是理论而非历史。这一对文明观的重塑，将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文明。有读者评论这部书突破了历史，文化与制度的面纱，深入到了最底层的逻辑。

笔者从个体需求出发，认为文明最有理由被定义为个体物质福利的普遍改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认识与遵循合作秩序的原理，因为只有普遍的分工合作，才能带来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因此，文明是有意识地利用分工合作原理的结果，这也意味着文明是正确理性的产物，是对正确逻辑的实践，即文明不是自动的、自然发生的，或通过自发演化的方式实现的。

笔者在《文明的原理》一书中提出“真正的经济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冠之以“真正的”，是因为这一经济学，是有关分工合作的“理论科学”，而社会正是以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假如对这一理论无知，则容易产生与这一理论相冲突的制度，使分工合作受阻，秦制正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例子。

真正的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的全部，而是从经济学的海洋中“提炼”出来的精粹，也是笔者的一个理论构造。它包括行动学，自发秩序理论以及“理论与历史”三个部分，分别代表纯经济学部分，政治哲学部分和认识论部分。它的立足点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文明的原理》整部著作始终围绕这一点展开，使整个论述有清晰的线条与逻辑，避免成为大杂烩。

作者认为文明最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认识正确的理论来理解历史，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否则历史就会在原地打转。这里的“理论”不是文本概念，虽然笔者称之为真正的经济学，但是它不是指某个“学科”，而是指一种有助于实现普遍的分工合作，从而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知识，人们不一定要读奥派的书才能获得这种知识，或者说，它是一种实践性知识，经济学只是发现了它，总结了它。虽然它是实践性知识，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实践中必然就会发现与利用这种知识。这种“非必然性”，也正是社会与自然的区别，也是社会之实践性的体现。

秦制或黑格尔说的中国历史只是不断重复，是因为中国历代知识人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具体而言，他们把道德伦理视为社会运行的法则，也即把历史本身视为规律。历史是个体行动的具体实践，只有当个体具备对社会的正确认知时，一个“好的”社会才会被正确地塑造出来。这里的正确认知是指“理解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普遍改善个体的境况，并且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文明的原理》一书中，这种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被称为“自发秩序”，而手段则是“真正的经济学”。在正确认知的作用下，借助于符合自发秩序原理（文明的原理）的制度或规则，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将是相互促进的，出现人们常说的市场经济。相反，假如缺乏这种认知，那么就无法产生使不同利益相互促进的制度或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秦制正是这样一种利益冲突型社会，比如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大众的利益，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停滞。

因此，正确的认识论，即以正确的理论来理解社会，是产生一个利益相互促进，进而产生一个普遍繁荣的社会的前提条件。因为，如上所述，社会是被人们所持有的理论塑造的。假如人们要拥有一个能够普遍改善个体物质境况的社会，那么就应该运用使这一目标得以可能的理论（真正的经济学）。相反，假如人们不知道这样的理论，或没有去使用这样的理论，而是以伦理的（政治的）视角去理解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使用错误的理论去理解社会），那么那个使得不同个体之间实现充分的分工合作，使不同个体的利益相互促进，从而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物质境况的社会就不会出现。秦制就是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互害型社会。

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等制度，作为“历史”，不能处在高于“理论”的位置上。相反，它们要服从这一原理，这样，这些制度才因为有助于分工合作，从而有助于个体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而获得其合法性。换句话说，假如这些制度不受这一原理的规范，则势必意味着它们缺乏可靠的基础，使政治，法律，道德等等处在阻碍分工合作，从而阻碍个体物质境况改善的位置上。

秦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正是不受这一原理制约，从而导致“政治凌驾于社会，权力凌驾于市场”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些制度的建立，其初衷可能是“善”，但是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善意铺就。儒家的政治观或道德伦理观，就是以善意铺就奴役之路的例子。因为这种政治观或道德伦理观，作为“历史”，不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论（文明的原理）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情感与历史经验之上的，因此，它们也难以成为规范大社会的普遍规则。

本书强调，经验（历史）要服从理论，而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的社会，也是强调历史经验的社会，这正是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引导，甚至有意否定它，这使得历史经验（秦制）被不断重复，而不能被突破。

《文明的原理》一书深入到认识论层面来讨论社会秩序问题，因此，也突破阿西莫格鲁的“制度”视角的社会秩序观。因为很显然，相对于认识论来说，制度只是社会的表层因素，因为制度属于历史层面。因此，《文明的原理》一书对社会秩序的讨论，要比阿西莫格鲁更为深入。由于他使用的是历史学派的方法（实证主义），因此也容易任意建立因果关系。

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要回到这一理论，才是确切的，即西方文明应该理解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自发秩序的扩展。或者说，从其他角度解释西方文明都是任意的，缺乏逻辑依据的。如一些政治学教授，犯了把历史的偶然性论证成必然性的错误。这样的解释是破坏性的，会撕裂我们的世界。

当今世界面临两种冲突，一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国内内部政治与社会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从根源上说，都是认识论的错误导致。这种错误的认识论，否定个体之间产生合作秩序的可能性。因此它必然指向从林，战争，以及国家对市场的践踏等等。以实力求和平或求合作的观念，是“政治的”，而不是“理论的”。它最终会导致各国发展军备等，加剧对抗。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合作的，要么是对抗的。如要合作，那么就要回到正确的认识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