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坎蒂隆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边际三杰”之一的杰文斯，称他的代表作《商业性质概论》为“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后世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原理，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呈现和预见；坎蒂隆和他的《商业性质概论》之于经济学，就“如同拉瓦锡和他的《化学基础》之于化学”。亨利·希格斯认为坎蒂隆对财富流通的分析，“与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分析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坎蒂隆是真正的“经济学之父”。

坎蒂隆最杰出的贡献，在我看来是他对货币理论和国际贸易收支理论的精妙分析。跟坎蒂隆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家的总量和宏观分析，就异常粗鄙、武断而无知。在《商业性质概论》中，他对货币的起源与性质、货币需求、货币价值、利息理论等关键理论都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一些细小的领域，他也给出了绝对严谨而正确的结论：

例如，他反对伦敦塔制币厂厂长牛顿爵士提交给英国财政部的报告，这份报告提议减少金币的名义价值，以防止银币外流。然而他的调整并没有契合市场交换比率，银币仍然被严重低估。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想要确定金银的价格比例，但却实质上在英国确立了金本位。

坎蒂隆评论道：**“今天，在流通中再也见不到充分保持制币时重量的银币，只能见到磨损和在重量上不超过市价的银币。”他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只有市场价格能形成黄金价值和白银价值之间的比率，正如形成一切其他价值之间的比率一样……真正的比例，我指的是由市场价格确定的比例……市场价格始终是试金石”。

简言之，他已经完全正确地阐述了价格干预原理在货币领域的特殊应用，即所谓“格雷欣法则”：被人为低估的货币（良币），将退出流通，市场上充斥的是被人为高估的货币（劣币）。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不是自由市场的结果。

坎蒂隆对所谓“高利贷”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他说：一个习惯于在贸易中赚取百分之五百利润的人，当他把钱借给别人时，有权要求得到这一数目的利润。历代那些有关货币利息的形形色色的法律和教义……永远都是由一些对贸易几乎一无所知而自作聪明的人制定的，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效力。

古罗马的查士丁尼大帝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利息的法律后，曾通过一条完全禁止放债的法律。坎蒂隆讽刺说：这一法律既可笑而又不公正。因为这一调节必须以最高等级或大致相当于现行市场利率为基础，否则法律就不会有效力……契约双方只服从竞争的力量，他们将会做秘密交易，而法律的限制只能增加交易的困难，从而提高而不是压低利息率。

我们经常讲的理论——没有民意观念的支持，违背人的行动规律的立法就是一纸空文；所有干预主义必然事与愿违——在坎蒂隆这里具象化了。

他还精准地发现：“一国中货币的充裕与稀缺永远会提高或者降低交易之中的一切东西的价格，而不一定与利息率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个发现同样意义非凡！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讲，就是货币需求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利率上升，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决定前者的是对货币的评值，决定后者的是时间偏好的评值。

当然，他最引人注目的、天才般的成就，是被后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坎蒂隆效应”。

他从对约翰·洛克的“货币数量论”的反思和批评中展开论述。

洛克认为，货币的充裕性或它在交易中的增加，将提高一切东西的价格。他将此作为一条准则：即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产品和商品的数量是市场价格的调节器。

坎蒂隆说：货币充裕性使一切商品变得昂贵，但洛克并未考虑这一结果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的巨大困难在于，说明货币的增加以什么方式和以多大比例提高了价格”。

这个问题提的真可谓醍醐灌顶。有时候的确是，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甚至比解决这个问题还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直击货币理论的精髓。

对啊，货币供给增加，会导致价格上涨，但是到底是如何上涨、以什么样的比例上涨呢？是不是洛克认为的，同时同比例上涨呢？

并不是。米塞斯对此说道：货币理论的精髓，在于认识到货币供应的增加，并不是同时、同比例地提高财货的价格。

新增货币总是从某一点注入经济体，先拿到货币的人购买力增强，根据他们的偏好购买财货，引起这些财货的价格上涨；然后，收到这些货币的人也购买力增强，又推高他们偏好的财货的价格；以此类推，像涟漪一样扩散。当这些拿到新增货币的人购买财货时，价格还并未上涨，而他们需求增加后，推高了价格。而最后拿到或者没有拿到的人，则只能在所有商品价格上涨后才能购买财货。

所以在货币供给增加的这个过程中，商品的价格并不是同时、同比例上涨的；那些靠近货币扩张源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了，而远离这个源头的人，则受损了，这个过程导致了生产结构的变化和财富的再分配。

坎蒂隆是这样举例论述的：

如果实际货币的增加来自该国的金矿或银矿，那么这些矿的所有者、投机者、熔铸工人、提炼工人以及所有其他工人将会按照自己的收益相应地增加开支。他们将在家里消费比以前更多的肉、葡萄酒或啤酒；将使自己习惯于穿更好的布料、更精致的亚麻制品，住装饰更雅致的房屋，购买其他上等商品。因此，他们将为一些以前没有那么多活计可做的工匠提供工作。

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工匠也将增加开支。所有这些在肉、葡萄酒、羊毛等方面增加的开支，必然会减少那些最初并未参与分享上述矿藏财富的其他居民在国家开支中的份额。同往常相比，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加激烈了，或者说对肉、葡萄酒、羊毛等的需求更迫切了，从而必将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较高的价格又将促使租地农场主在来年使用更多的土地去生产这些商品。这些租地农场主将因价格的上涨而获利，他们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增加家庭开支。

那么，那些因为昂贵的价格和增加的消费而受害的人将首先是租地契约仍在有效期内的土地所有者，其次是他们的家仆和所有其他工人或靠自己的工资供养家庭的固定工资收入者。所有这些人必须根据新消费量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开支。这就迫使他们中的很大一批人移居别处谋生。土地所有者将辞退他们中的许多人，其他人则会要求增加工资以使自己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因此，大致的情况是：来自矿井的大量增加的货币导致了消费的增加，同时，通过减少居民的人数，使留下来的那些人的开支增加。

这就是货币增加引发的价格结构变化的过程：挖金矿的人首先受益，他们开始增加（比如）葡萄酒消费，葡萄酒价格上涨；葡萄酒生产者货币收入增加，开始买肉，肉价上涨；养殖户收入增加，开始买粮食，粮食价格上涨……由于**“土地是所有财富得以生产的源泉或质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也由此获利。

受损者，坎蒂隆也交代清楚了：合同有效期内的土地所有者；固定工资收入者。他们的收入不变，但是商品价格都提高了，所以必须节衣缩食，生活水平下降了。

坎蒂隆给出了结论：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增加一倍，其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并不总是随之增加一倍，这就好比一条沿着河床蜿蜒流淌的河的水量增加一倍，它的流速并不会随之增加一倍一样。新增货币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会与货币数量成比例地、对所有产品和商品发生同等的影响，除非新增加的货币补充到了货币原来所在的同一流通渠道中；这就是说，除非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翻倍的时候，那些向市场提供2盎司白银的人恰好是（而且仅仅是）过去向该市场提供1盎司白银的人。这种情况是难得发生的。

在金属货币的情况下，挖金矿是有成本和巨大风险的，黄金的存量是有限的且没法伪造，因此增量很小，对经济的影响有限，除非某地突然发现大量金矿。那么想想看，当今不兑现法定纸币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张，M2在疯狂增长，因此，受益最大的是谁呢？

当然是谁掌握印钞机，谁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谁靠近印钞机，谁就是次受益者。而受损者，永远是领取固定工资的打工仔，还有那些根本没有资产的可怜的农民。

在疯狂膨胀的法币时代，昼夜轰鸣的印钞机，是对权力、盗窃、掠夺、官商勾结的一种强大激励，是对诚实、奋斗、节俭和储蓄行为的一种无情嘲讽。劳动阶层的购买力，被印钞机和裙带集团掠夺得一干二净。向权力臣服，瓜分财富，而不是诚实地生产，服务于同胞，成为人们的生存之道；它会让权力扩张之路畅通无阻，形成一个吞噬一切的超级利维坦。

理查德·坎蒂隆，已经通过纯经济学分析，揭示出整个世界的万恶之源。

（这是《商业性质概论》读书笔记第一篇。

但是，即便是金属货币，一国真的是货币越充裕，就越富有吗？我们随后接着谈这个问题——因钱多而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