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在他的巨著《人的行为》中，对奥地利学派为何拒绝使用数学方法进行了论述：

奥地利学派拒绝数学方法，不是因为对数学的无知或厌恶数学的准确性，而是因为它不强调对假设的静态平衡状态进行详细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可以衡量这种错误的观念。让其确认无误的是：统计数据只属于经济史，而与经济理论无关。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价值是主观的，只能定性而不能定量。价值是一个排序的概念，就是行动人对某一偏好的重要性赋予的意义，就是A胜于B，它是序数的，而不是基数的，所以只能排序，不能量化。在人的行动领域，没有常数，没有数量上的恒常关系；事件总是复杂因素的结果，无法像物理学那样进行受控实验。

认为我偏好苹果胜于梨子，苹果的效用是梨子的2.3倍，进行这种数学的度量，是荒谬的；效用是主观的，“汝之砒霜我之蜜糖”，所以把任何人之间的效用进行比较、平均、加总，都是错误的；人的行动领域也没有微积分的“最大化”、“最小化”，它们根本不可能是人的行动的目标，这种方法假定了连续性，忽略了时间概念；采用联立方程和函数描述人的行动，就是把人不当人，而当成机器，认为一切都是静态均衡的，然而人的行动面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把需求定律在坐标轴上画一个漂亮的曲线图，并没有增加我们的任何知识，现实中也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曲线；那些方程式、函数和图表，从最好的意义上讲，也只是过去历史的描述，并没有揭示任何经济学原理。

米塞斯一针见血地总结了数理经济学的两大根本性错误：

1、专注于所谓经济均衡和静态经济。误以为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的模式才能构建，并以为可以用数学方法处理经济问题，从而完全误解了所研究的主题。它不再处理人的行为，而只处理没有灵魂的机器，这种机器有一些不能被进一步分析的迷一样的力量驱动……它完全排除企业家角色，企业家不断介入市场过程，数理经济学家厌恶这一扰动因素。在他们看来，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是由两条曲线相交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

2、在画他们的成本和价格曲线时，未能意识到共同的交换媒介。他们创造了一个幻觉，以为即使各种要素彼此的交换率没有共通点（或者没有共同的交换媒介），成本和价格的计算仍是能够进行的。

第二条，已经揭示出了社会主义无法经济计算、必然导致混乱和灾难的基本原理。数理经济学家的著述让人误以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以落实的分工合作体系，它完全有资格取代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央计划当局可以按照某一理性方式，即根据经济计算，配置各种要素。

然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交换形成的价格，尤其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根本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不知道如何将生产要素配置到各类竞争性的用途之中。因此，社会主义不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它根本是**“不可能的”，中央计划当局，实际上就如同“盲人”**。如果我们要使用“理性”这一词语，那么可以说，社会主义是“非理性的经济”。

事实上，拒绝使用数学方法，并不仅仅是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是过往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贯做法。数学进入经济学领域，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情。经验主义、培根式的归纳法、实证研究方法和数学入侵社会科学领域，是哲学上的可悲倒退，是一种智力上的反动，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学，是智力懒惰和低下的表现。

亚里士多德总结知识的三阶段和三类型：

**1、经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记忆可以累积成经验。高等动物都有。

**2、技艺。**知其所以然。它是功利的。

**3、科学。**没有功利目的，单纯为了知识本身；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知识。自身、自己、自由。纯粹的知识，“无用”的知识。吴国盛教授在《科学的历程》中说，

追求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是典型的的希腊科学精神。自由的科学由于着眼于自身、自己，不考虑外部功用，因此，必然是一种自我推演的知识。今天称之为演绎科学。

当然，纯形式逻辑演绎的科学，绝对不是无用的。A是非A，无用吗？你打牌的时候就一直在用，已经出了3个A，绝对不可能再出来2个A；警察破案的时候，也在用，他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从嫌疑人名单中剔除。

关于数学对经济学的破坏，罗斯巴德在《人 经济与国家》中进一步论述道：

在人的行动科学中，“函数”这一数学概念的使用尤其不适当。一方面，行动本身并不是任何事物的函数，因为“函数”意味着确定的、独一无二的、机械的规律以及被决定的。相反，数学的联立方程——在无动机的运动的物理学研究中——强调的是互为因果、互相决定。然而，在人的行动中，已知的构成原因的行动的动力是单向地在决定着其结果。

有的人肤浅而可笑地认为，奥地利学派排斥数学，是因为他们不懂数学，不知道使用数学工具的好处。

殊不知，米塞斯精通数学，他弟弟理查德·冯·米塞斯就是数学家，米塞斯从他的著作中汲取养分，对类概率和个案概率进行了详细阐述，厘清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保险业的基本原理、当今保险业被干预之后的困境提供了指引。而罗斯巴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就是数学。

他们绝对不是不懂，而是知道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物理学不同，因果律和目的论不同，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使用数学是错误的。

基于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误解，乔治·斯蒂格勒对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欧根·庞巴维克进行了连续的抨击：

……然而，效用和需求函数连续的假定（该假定只在很小程度上是不真实的，而本质是分析性的研究方法）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一个更重要的缺陷在于，庞巴维克未能理解到一些现代经济理论的最重要元素——互相决定和均衡的概念（借由联立方程理论的运用而产生的）。互相决定、互为因果被旧的成因-结果的概念所拒斥。

斯蒂格勒还给上面的段落加了个注脚，作为对庞巴维克的致命一击：“庞巴维克并没有受过数学的训练。”（斯蒂格勒《生产和分配理论》）

罗斯巴德回应道：

这里所展示的“缺点”倒不是庞巴维克的，而是那些像斯蒂格勒教授那样徒劳、错误地试图在数理物理学——尤其是，古典力学——的模型上构建经济学的人的。

必须认识到，数学只是逻辑和理性的仆人，而非其主人。并不是说必须受过数学的“训练”，才能认识到在人的行动科学中数学的无用和不适当，举例言之，仅受过农业技术的“训练”，我们照样可以知道农业技术在邮轮的甲板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实际上，受过数学的训练，却对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很可能会在运用数学到后者的过程中产生悲剧性的结果——正如所展示的这个例子。庞巴维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伟大在这个节点上并不需要做出辩护。

对庞巴维克饱蘸热情的颂词，参见约瑟夫·A·熊彼特《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收录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这本书中。

熊彼特作为庞巴维克的学生，在庞巴维克去世后写的长篇颂词中说道：

他不仅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物，而且也是一位战士——一直到他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是我们的科学中生机勃勃和具有实力的力量。他的事业不属于一个时代，也不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人类。只有在我们大家已经离开这一领域许久以后，经济学家才会理解到他真正的天才以及他的全部影响。

熊彼特在总结了庞巴维克开创性的丰硕学术成果后继续写道：

他的作品是一幅巨大的指示财宝所在地的航海图，这些财宝是要用他的方法来加以打捞的……说他的作品是不朽之作只能表示出一点一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位伟大战士的遗芳将被争论双方的爱和憎染上颜色。但在我们科学中可引以为傲的伟大成就中，他的成就就是其中之一……不管他最关心的这门科学将来采取什么道路，人们将永远会听到他的精神：

我已通过才能和艺术把你带到此地。

现在把你的兴趣当作向导吧。（但丁《神曲》炼狱篇第30章）

托马斯·索维尔——这位备受尊敬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许多研究方法上、以及结论上，已经很接近奥地利学派，但是仍然没有清除数理经济学的遗毒。他认识到经济学研究中概念精准性的意义，但是却认为使用数学会使经济学的结论更加科学，其优势在于精准地表达某一理论，避免文字表达上的歧义。他举例说，某位经济学家（名字我忘了）写出了一长串理论后，请一位数学家为他写公式、作图，但是数学家说，按照你的表述，这张图做不出来。由此，经济学家审视自己的理论，发现它错了，所以做不出来。

索维尔显然错了。数学从来无法表达人的行动，在人的行动领域，数学是能表达历史，历史并不能揭示任何规律性，并不能发现任何经济学原理。经济学不会因为它不使用数学工具而有任何的不科学。

将需求定律用曲线表达出来，只适合给大学生讲课时、或者对那些逻辑思维能力差的人直观地展示、方便他们理解时使用，但是必须时刻记住，这张图表是不存在的，它也没有取代文字，增加我们的任何知识。而所谓精准地表达某一理论，如果研究方法本来就错了，一个错误的理论，表达得再精准，再没有歧义，那也是错误，画出图来了，那也不代表它正确。

把那些能用公式表达、能画出精美的图表的东西当做科学，而无法通过数学表达的东西就不是科学，就刻意回避，正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界的本末倒置、鸵鸟战术和掩耳盗铃，他们放过了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却在最无用的部分屎上雕花，目的不过是生产出无数垃圾论文评职称、骗经费、骗声誉。

我支持并相信松果老师的论断：一本经济学书，数学只有三行字，这三行字分别留给报酬律、比较成本法则和货币乘数。因为它们均不涉及主观评价。凡是超过这三行的，说明其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的本质。

大学里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充斥着各种方程、函数、公式、图表，是经济学的悲哀，也是这些大学生的悲哀。米塞斯早就告诉过他们：当今大学教授的经济学，都是反经济学。

因为这些东西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假定干预是必要的，是给定的、不需要被研究和解构的，学到最后，都是在为干预主义寻找理论依据。

让我们记住：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崇拜建立在数据和模型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是极其危险的，这不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就是道德上的无耻。实证主义的流行使经济学成为伪科学现象最严重的领域，也难怪拉赫曼把计量经济学流行的年代称为“经济学的黑暗时代”。实证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敌人，也是干预主义的帮凶，因为干预主义者的政策需要科学的伪装，以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种伪装正是实证主义可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