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多年的观察中，有一个现象始终让我困惑不解：为什么一些坚定拥护自由市场的朋友，会热烈地支持“教育券”这种制度？更让我费解的是，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政策。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原点。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核心是什么？是自由和自由市场。它的对立面，是强调政府干预和集体控制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每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该旗帜鲜明地拥护前者，反对后者。

那么，问题来了。“教育券”到底站在哪一边？

“教育券”的真相：一剂“社会主义”药方

让我们剥开“教育券”华丽的外衣，看看它的内核是什么。

简单来说，教育券制度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人的钱收上来，然后以“券”的形式发给另一些家长，让他们用这张券去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

请注意这个流程：征税、再分配。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政府干预手段吗？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劳动所得，并自由决定如何使用。当政府强制性地拿走你的钱，再把它交给别人时，无论初衷多么美好，这都已经偏离了“自由”的轨道。

所以，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摆在眼前：一群拥护自由社会的人，为何会同时支持一个与自由社会原则背道而驰的方案？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位诺奖得主的辩护：通往理想的“桥梁”？

有一种解释认为，支持教育券的自由主义者并非看不到它的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权宜之M计”。他们相信，这是通往最终目标——即**“教育与政府彻底分离”**——的一座必经的桥梁。

这个观点的旗手，正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弗里德曼曾公开批评过像我这样反对教育券的人。他认为我们是“乌托邦主义者”。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当然都向往一个没有政府公立学校，教育完全由市场和个人负责的理想社会。但问题是，“我们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

他觉得，不能只描绘一个美好的终点，却对如何抵达终点不闻不问。在他看来，教育券就是那个务实的、能够松动现有僵化公立教育体系的“过渡工具”。它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第一步。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弗里德曼是我无比敬仰的一位思想巨人，他对我的启发至深。但在教育券这个问题上，恕我直言，他可能在两个关键点上看走了眼。

首先，他低估了通往自由的其它路径。

他似乎认为，教育券是实现“教育与政府分离”的唯一可行途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一条更直接、更彻底的路可走：直接废除教育相关的税收和强制入学法，关闭公立教育系统。甚至，我们可以在宪法层面做出修改，就像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一样，设立一条“教育第一修正案”：“不得设立任何关于建立教育的法律，亦不得剥夺其自由实践。” 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之策。

其次，他高估了教育券的“革命性”，低估了它的“副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教育券能瓦解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但现实恰恰相反——它会把政府的控制力，更深地渗透到私立教育中去。

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那些接受教育券的私立学校，就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和审查。更重要的是，一旦学校开始依赖这笔来自政府的稳定“补贴”，它们就会为了容纳新增的学生而扩建校舍、背上贷款、招聘更多师资。久而久之，它们会对这笔“补贴”产生路径依赖，从一个潜在的自由市场同盟，变成维护现有补贴政策的坚定说客。

“请神容易送神难”，当私立学校也成为政府资金的受益者时，你还怎么指望它们和你一起去推倒整个体系呢？

现实的检验：三十多年的“密尔沃基实验”

理论的对错，终究要靠实践来检验。在美国密尔沃基市，教育券制度已经实行了超过35年。结果如何？它是否像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最终导向了“教育与政府分离”？

答案是否定的。时至今日，密尔沃基市依然拥有一个极其庞大且稳固的公立学校系统。教育券非但没有成为旧体系的掘墓人，反而更像是一种补充和点缀。

当“自由”的口号，变成了“改良”的工具

更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教育券的宣传口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最初，他们像弗里德曼一样，宣称这是为了“终结”公立教育。但这个口号显然不太受大众欢迎。于是，他们悄悄换了一套说辞：教育券并非要摧毁公立学校，而是通过引入“选择”与“竞争”，来 “改善” 公立教育系统。

看到这里的讽刺之处了吗？一群本应是现有体制最激烈批评者的人，最终却在为一项政府干预措施辩护，其理由竟然是为了让另一个更庞大的政府项目——公立教育——运作得“更有效率”。

这无异于试图让计划经济运转得更顺畅一点，而非彻底拥抱市场经济。

结语

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之一。它为我们指明了通往繁荣与解放的道路。它的力量，在于其逻辑的纯粹性和对自由原则的坚守。

当我们开始退而求其次，试图用“温和的政府干预”去修补“糟糕的政府干预”时，我们不仅模糊了自己的立场，也削弱了自由的力量。

作为自由的倡导者，我们的使命是旗帜鲜明地为自由本身辩护，而不是为一个运转得更好的“社会主义项目”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