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但是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的附庸，或者说政治处在高于市场（社会）的位置上，这导致个体的产权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使秩序的扩展受阻，这也是中国两千年的痼疾。

对于社会，人们观察到的是各种经验，比如制度，法律，道德伦理及各种产品与服务等等。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对社会来说，存在着独立于经验的、有关社会何以存在与繁荣的一般性理论，及包含在这一理论中的规律（原理），即在“经验”背后存在着普遍的“真”。经济学（确切地说，是行动学）的独特贡献，在于把这一理论或规律揭示出来。经济学家不是凭空发明了一套理论，而是发现了本来就存在于的规律。当这样的原理被遵循时，才能使扩展的合作秩序得以可能，避免社会被任意的意志所构建。

行动学是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中演绎出来的理论，它不仅是有关市场的理论，更是有关社会的理论。因为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都是由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构成，有目的的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构成了市场，也构成了社会。社会与市场是一体的，都以分工合作为特征。一个以扩展的分工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是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条件。这样的社会，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的，而是遵循上述规律的结果。这种合作秩序所产生的利益，是普遍利益。当然，任何特定的个体、群体、党派、阶级、民族或国家，都可以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无视普遍利益，即遵循他们自己认为有利的规则，而无视使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规则，这意味着对合作秩序的破坏，使普遍利益受损。当今的地缘政治问题，正是由此产生。然而，正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普遍利益，社会科学的使命，也正是捍卫这种普遍利益。对这种普遍利益的捍卫，构成了文明最根本的特征。

经济学最独特，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在于揭示这种规律，并告诉人们存在着建立在这一规律之上的普遍利益。但是，很多人在还没有理解这一理论或规律的情况下，就否定它的存在，这就相当于在还没有见到光的情况下，否定光的存在一样。如上所述，对这一规律的发现，认识与遵循，使扩展的合作秩序及普遍的利益得以可能，是文明最根本的体现。因此，文明是一个“理性”概念，它要求人们认识这一规律，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遵循既有的规则”，因为既有规则与合作秩序可能是相冲突的。长期来，依附于皇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通过遵循既有规则，获得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损害了普遍利益。然而，让人震惊的是，儒家并没有指出这种行为的不道德性。它没有把对合作秩序的贡献（企业家精神）视为美德，而是把获得更大的权力或体制利益（如获得国家基金项目）视为美德或荣耀。

**所以文明或美德，不是指遵循既有的道德伦理或法律，而是指一种有助于扩展的合作秩序的行为。**这种有关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的理论知识（经济学），是传统知识人所欠缺的。他们基本上是在经验（历史）层面打转，他们强调传统道德伦理，只是使传统秩序得以延续，而不能开创出新秩序。中国的知识传统是“历史”（政治），而不是科学（理性）。经济学，这一有关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的学问，是西方科学传统的巅峰成就。但是，中国知识人对它仍然非常陌生，他们的学问基本上与之无关，这不仅塑造了中国过去的历史，也将构成中国未来转型的最大障碍。

因此，经验（制度）本身不能作为判断善恶、好坏、正邪等的标准，因为经验可能与扩展的合作秩序的要求相冲突。中国传统知识人的问题，正是在于他们没有以合作秩序的理论去审视经验，这也导致道德观的错乱，如他们推崇那些有助于皇权秩序的行为，把这种行为作为美德。当人们缺乏有关合作秩序的理论的认知时，就会导致把一种不利于扩展秩序的经验被施加于社会，产生上文所说的“政治凌驾于市场（社会）”，或“市场成为政治的附庸”。

普遍的利益在于扩展的合作秩序。个体也好，国家也好，都要认识与遵循使扩展的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理论与规则，不能以历史、文化或民族的独特性为借口，否定它或取而代之。回到这一普遍的理论与规则，世界将是和平的、合作的，即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将实现和平的合作。反过来说，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正是以“历史经验”去否定“一般”，这也是当今地缘冲突问题的根本原因，它也可以视为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出现的阵痛。

市场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处于被政治随时干预的处境，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特征。本文说明导致这一状态的原因，指出市场需要被重新认识，它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一个部门，而是在合作秩序原理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扩展秩序。这一秩序是普遍利益所在，因此政治要服务于这一它。二千年最大的文化失败，是没有从市场（扩展的合作秩序）的角度理解社会，而是把社会理解为“政治的”，这导致政治凌驾于市场之上，使社会转型不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