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胡适和鲁迅有着相反的主张，鲁迅认为人性决定制度，所以走上了思想改造之路，先把国民性搞上去，再谈制度建设。但胡适则认为制度决定人性，人性是可以通过环境塑造的，那他的选择就是，通过制度的渐进改良，不断地训练和改造国民性。虽然说胡适的观点在当时的文化界，算是一个非主流，但在政治界，还有一个人和他秉持同样观点，而且还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要想从“臣民”变成“国民”，只靠思想手段或者是写小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搞一个“训政”时期，也就是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炮哥就说，我们中国人长久处在专制制度之下，奴性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袁世凯要当皇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劝进，求求你了，你就当皇上吧。要想改变这种奴性，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把那些臭毛病都给改了，然后才能享受民国主人的权利。孙中山表示，民众学习民主，就好像是小孩学走步，需要有人把持，那我也不是谦虚，咱革命党就是这个保姆，孙中山说，民国的主人，现在还是初生的婴儿，革命党就是这个婴儿他妈，你不能只负责生，不仅要生，还要养、要教育，这才是完整的一环，才是尽到了革命的职责，等若干年后养成了、教育好了，就可以还政于民。

从1917年到1920年，孙中山把自己的这套想法，写进了《建国方略》中，他还提出了中国制度建设的三步走。第一步是军政时期，也就是通过暴力革命，从军阀手里取得政权。第二步是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说白就是培养民众的参政能力。培养好了之后，那就是第三步——宪政时期，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反正孙中山相当乐观，他相信，只要有革命党这个良师益友做引导，咱中国人学习能力这么强，用不了太长时间，中国人在民主政治上就会成熟起来。可以说孙中山的思路和胡适是高度合拍的，再加上胡适是当时的文化巨匠，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执牛耳者，那就妥了，国民党日后搞起来所谓的训政，胡适就成为了官方钦定的形象代言，以至于在他死后，被国民党奉为“文化圣人”，只不过事实并不如胡适所愿。

1926年，蒋介石挥师北伐，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步伐。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至少在表面上，蒋介石统一了中国，算是完成了孙中山规划的第一步：军政时期。而早在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前，8月份，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了，然后在10月份，就通过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由此进入到训政时期。对于北伐的胜利，胡适当然是相当欣慰的，但是这个所谓的“训政纲领”，胡适真是气毁了。他就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多少推进民主建设的实质性内容，倒是开宗明义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根本原则。

所以在1928年，胡适就创办了《新月》月刊，以这个杂志为根据地，发起了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是你爱骂就咋骂，蒋介石根本不为所动，到1931年，他又推出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就规定，国家大权统揽在国民党手中，而党权又集中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这样一来，蒋介石所谓的训政，其实就沦为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于是在1932年，胡适又创办了《独立评论》，继续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在发刊词里，胡适这样写道：我们叫这刊物“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有了阵地，胡适和他的同人们，就开始干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胡适这个人比较温文尔雅，不像鲁迅那么锋芒毕露、不服就干。我跟你讲，这都是假象，你们都被胡适的照片给照骗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192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身上的陈腐气息，他说，连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都推行白话文，可国民党当国之后，发公文竟然还用文言文。这还不算什么，对于国民党的言论控制，胡适更是毫不客气，他说：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到了三十年代，国民党又开始在全国实行“一个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然后胡适就发表文章，把国民党猛烈地批判一番，他说国民党的做法，分明就是在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它所谓的思想统一，说白了就是思想的僵化，唯一的用处，就是考试，或者是写党八股。但却绝不可能推动思想的发展，更不可能收到革命的成效。

除了批评国民党政权之外，胡适还多次直接点名蒋介石。比如说有一次，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话说得不合适，得罪了蒋介石，然后就被拘禁了好几天。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的家人和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根本不可能去法院控诉蒋介石。胡适就批判说，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蒋介石这是把个人置于法律之上。后来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政治上幼稚的人民当然需要训练，可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学习，那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还有很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你们这辈子，做梦也没见过共和政体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也要学习一个呢？

你看，这就是胡适的言论，相当直来直去，有人就讲，说鲁迅不敢直接批判蒋介石，但胡适敢。我觉得，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当然了这些言论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多人都要求把胡适给办了。国民党还利用舆论优势，大肆宣扬胡适是反革命、反党、反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头顶的帽子戴得老高了。最后的结果是，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迫使他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仓皇地离开上海。可以说在那段时期，胡适的处境也没比鲁迅好到哪里去。但是国民党也就仅此而已，没有对胡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归根结底，国民党也是没有办法，毕竟在名义上，它是还在走训政-宪政这条路，而训政思想的引领者正是胡适，那你国民党要是把胡适给做了，这不疯了么？

所以说面对胡适，国民党也很烦，但却毫无办法，撤了他的职，你封不住他的口，夺不走他的笔。万万没想到，胡适讲得多了，响应者越来越多，最后国民党还真是听进去了一些。比如说在1930年，教育部就发通令，说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这个国语就是白话文。而且通令本身，也是使用白话文。还比如在1929年，国民党公布了一个法案，明文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还有南京政府，也吸纳了一批知识分子，也对外宣称，要尽快地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国民党的这些行动，让胡适认为它有可能真正走上宪政之路，所以胡适也决定，我承认国民党政权，同时我要做一个“诤友”，推动国民政府的政治改良。其实在胡适眼中，国民党政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更好的工具了。

至于鲁迅等人支持暴力革命，通过火与剑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胡适也是不以为然，他认为国民党这个工具虽然不好用，但要是摧毁，就必然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而且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也是暴力专制。可以这么讲，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胡适确实是一个另类，他十分罕见地克服了急切的心理和一元化的思维倾向，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在于胡适的求学经历。胡适的老师是杜威，杜威玩儿的那叫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认为，人类永远不可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任何一种手段，也不可能包治百病、根本解决。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共同体，它肯定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产生的，而是漫长历史积累的结果，所以你寄希望于引进一个什么主义，一下子把问题全都解决，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胡适就这样讲：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懒汉”现象，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改良社会，只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多管齐下，一点一点做到进步，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这就是所谓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比如说暴力革命的问题，胡适就说，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看，问题可算是根本解决了，但在骨子里，还是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但法国和俄国还是不能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那些“大奢望”收起来，就存一个小希望——得尺进尺、得寸进寸。

可以说在重重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国人普遍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下，胡适这种平和、沉稳、理性的言论风格，远没有鲁迅式的嬉笑怒骂、快意恩仇有吸引力。而在普通民众看来，推翻一切、重头再来，似乎也要比渐进的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但即便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被鲁迅批判是“治标不治本”，对国民党小骂帮大忙，即使这个诤友身份，也时刻遭到威胁，但是胡适还是持之以恒、渐进努力。而且和鲁迅不同，胡适自始至终，不管写什么文章，他都是坚持使用真名，以表示自己对言论负责，展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胡适也不同于鲁迅的反面出击、冷嘲热讽，一直以来，他都是从正面提出批评和建议，这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另外在私人关系上，虽然后来鲁迅和胡适形容陌路，鲁迅抓住一切机会对胡适进行猛攻，但胡适对鲁迅，却始终是不吝赞美之词。

我觉得，不论你是否喜欢胡适，也不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但仅凭这些，胡适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值得我们的敬仰。我向来反对从外在评价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大人物——因为他做了什么什么，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更愿意从一个人的本身去评价他，我要看他是否没有虚度一生，要看他是否成就自我、超越自我，要看他是否有着坚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终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做到了，他从未放弃渐进改良这条路，哪怕后来去到台湾，也还是铁骨铮铮、不卑不亢，哪怕在最悲观的时候，他也这样讲：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

上一期咱们介绍了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胡适的渐进改良之路，胡适认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好工具，但至少也比没有要好，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还是希望通过国民党政府的不断改良，以此来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当然针对国民性，国民党政府也有自己的想法，今天咱们就介绍一下蒋介石的改造路径。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现象，首先，全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好，并为此提出了各种救国、强国方案，在这其中，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对西方文化了解越深，他所提出的现代化设计也就越合理。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确实根深蒂固，所以要是想在中国掌握权力推动改革，你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多，那是没有用的，可以掌权的人，必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说白了，你得明白这里面的道道儿。

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国家要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咱呼唤一个新式人物，可是要把这个国家有效整合起来，推动一系列改革措施，还需要一个旧式人物。那就妥了，答案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而蒋介石正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啊，人的命运，自己是不能预料的，这固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是半新半旧，就必然有着深刻的矛盾性。

就说蒋介石，在政治运作上，一方面他很清楚，咱们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民主宪政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绝对不能违背历史潮流自己单干。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受旧文化的影响，经常本能地在各个细节中，表现出强烈的独裁倾向。在政治思想上，一方面，他当然支持民主共和，但另一方面，老蒋这哥们确实理解不深，竟然把现代的民主共和，解释成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所以民主共和不仅不新鲜，而且是咱们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因为这种你可以说是矛盾性，也可以说是两面性，那也是历史选择了蒋介石。当然也和大转型时期的每一个政治家一样，蒋介石也相当重视国民性的问题，年轻时代的蒋介石就多次把国民性猛烈地批判一番，也没有什么新词儿，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一盘散沙、自私自利、苟且偷安、缺乏尚武精神。甚至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不配做现在世界上的人。

所以蒋介石掌权之后，他也要去改造国民性。但是在这里，他的两面性又体现出来了。一方面，他认同孙中山和胡适的“制度塑造人性”，希望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战略，最后还政于民，培养出现代公民。但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无法摆脱传统的烙印，这种烙印主要有两个表现，首先，蒋介石虽然读书不算多，文化水平不高，但特别推崇王阳明心学，相信精神第一，认为精神可以创造物质，也可以补充物质的不足，物质不过是精神的附庸。所以他说，咱们中国衰弱到这个地步，也不仅是武力不够，关键是做人不到位，要是人人都明礼义、知廉耻、努力做人，那不管敌人多强大，咱都不怕。所以蒋介石虽然认同制度建设，但他更相信道德教育可以立竿见影，更相信人性决定论。

其次，嘴上高喊民主共和宪政，但在骨子里，蒋介石还是迷恋专制、倾向集权，他本能地喜欢统一思想、整齐划一，利用政治力量控制一切、推动一切。于是乎，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蒋介石走上了“运动式改造”之路，也就是利用政治力量，掀起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拔苗助长地改造国民性。而他下手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为什么要改造生活方式？蒋介石的想法其实也挺有道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只要去看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就可以看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精神，所以反过来，要是能把生活方式给变了，也会推动国民性的转变，国民性转变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咱就可以交差了。

蒋介石曾经总结，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有四个缺点，一是污秽，不管什么东西都是肮脏不堪，一块抹布，又是擦脸又是擦脚，做饭还能擦锅。二是散漫，不管干什么都是随随便便、毫无纪律、不当回事儿。三是懒惰，能拖一天算一天，而且极其没有时间观念。四是颓唐，精神萎靡、体格羸弱，有时候想干什么，他也没有这个精力和体力。蒋介石曾说，这种生活是要不得的“鬼生活”。就这样在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希望给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来一次彻底的大洗刷。为此，老蒋也真算是殚精竭虑，亲自参与制定了两个小册子——《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

这里面都写了什么呢？可以这么讲，凡是你能想到的生活上的方方面面，这两本小册子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那真是不厌其详。比如说就一个吃饭，那要求就老多了：要按时吃饭、餐具要干净、不能暴饮暴食、吃饭不能吧唧嘴、坐姿要端正、不要喝酒、骨头鱼刺不能乱吐、生冷的东西要少吃，如果吃饭的人多，也不要抢、用筷子较劲，大家要互相谦让。当然吃饭问题还只是一小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鸦片坚决不能抽，纸烟最好也给戒了，升国旗要敬礼，唱国歌要起立，要遵守时间、爱护公物、尊老爱幼，不要随地吐痰，更不能打人骂人，打赢了进局子，打输了去医院。

咱客观地讲，这个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当然是好的，而且有一说一，在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但同时，这样一场群众运动，也显示了蒋介石在改造中国问题上的急切心里，他是想用最简单的办法，荡涤国民的劣根性，培养出现代的合格的新国民。但在这里，蒋介石犯了一个错误，他意识到了生活习惯影响人的精神，却没有意识到，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生活习惯。什么造成的？简单说就是一个字：穷。说白了，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同人们，没有摆脱自己的阶级局限，对于他们来讲，那当然过上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一天到晚人模狗样的，可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我家从上到下就一块抹布，你让我擦脸的、擦脚的、擦腚的、刷锅的，都要分开，这不瞎胡闹么？一天到晚干活累个半死，好不容易回家上炕吃饭了，你还让我坐姿端正，玩呢啊？

对于新生活运动，胡适曾经就猛烈批判，他说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政府要干的正事，是先改善人民的生活，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之后，你再去谈所谓的新生活，否则一切都是扯淡。当然了，胡适的批判并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新生活运动，那真是效果显著，各地纷纷汇报，说咱这个地方运动刚搞不久，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全都变了。绥远省汇报说，咱这里你别看人多车多，但是运动一搞，交通秩序老好了，街道也非常整洁，简直就是文明城。湖北省汇报说，老百姓的家里普遍干净了，大家穿衣服也讲究了，全都利利索索，简直就是文明城。湖南省汇报说，咱这里墙上的广告都没有了，老百姓也不抽烟不赌博了，简直就是文明城。

不过真实情况你也清楚，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在操作的过程中，形式主义那是相当严重，不过是雨过地皮湿。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敷衍了事，给你做做样子。但是做样子不要紧，汇报文章我写得那是相当漂亮。胡适就批判说，官僚主义把这场运动变成了一场演出，到最后，新的生活没有到来，倒是助长了国民的虚伪。

其实不只是胡适，在国民党高层内部，也有人表达不满，最典型的就是冯玉祥，这哥们真是直来直去，他说新生活运动就是自欺欺人，你说老百姓不准打牌，可实际上，蒋介石左右的官员和官员夫人，哪一个不是天天打麻将、推牌九？你说老百姓不能大吃大喝，可实际上，普通老百姓就算急头白脸，一顿饭能吃几个钱？可是咱们当官的，一顿饭就要百八十，而且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燕窝、鱼翅、松茸全都扔了。你说女人不能袒胸露背、裸露大腿，那我倒要看看，到底哪些女人这么干？普通劳动妇女她能这么穿么？穿这么一身去掰苞米么？实际上，只有官太太才这么干。比如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老婆，就天天露着大腿招摇过市，宪兵警察也看在眼里，但却没人敢管。

我再给你上上高度啊。蒋介石推动新生活运动，往坏处说这是脱离实际，要是往好处讲，其实这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浪漫主义气质。而这种气质，在中国传统的政治领袖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他们总是相信，精神可以决定物质，我靠着精神的伟力，就可以改变甚至是超越客观的物质现实。所以在蒋介石之后，类似的改造国民性的群众运动也曾不断出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运动式改造，也可以称为“革命式改造”，但不管什么改造，同样是没有达成目标。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这个基础也不只是物质基础，也包括文化基础。所以我想，所谓的现代化，并不是两眼一闭摧毁传统、除旧布新，大干一百天，新天地就到来了。

它的真正内涵应该是“推陈出新”，或者说，文化或是什么国民性，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但绝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新。比如说胡适，他就主张“全盘西化”，但这个全盘西化并不是说我就要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胡适的原话是这样讲的：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也就是说，胡适的观点是“矫枉必须过正”，全盘西化其实只是一个努力的大方向，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新旧两种文化的结合。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提出“全盘西化”的同时，胡适还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说中国传统思想里，也有科学和民主的成分，比如说清代的考据学，就是非常科学的学术方法。还有中国先哲提出来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是和中国文化完全不兼容，它们完全可以嫁接在中国文化这棵大树上。所以面对中国文化，我们要用现代人的观念去整理国故，在传统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重获新生。当然我们知道，胡适的这套理论，被鲁迅猛烈地批判一番。但今天回过头看，在五四时代激进的社会氛围中，胡适的思想或许更加深刻。

好了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话题，一个礼拜就讲这么多，当然问题依然存在，或者说它将永远存在，所以正确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思考下去。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系列节目做下来，就看这个语调，胡适是主角，鲁迅是配角，甚至成为了反面形象。但我想这种效果才是最好的，我们看到了一代仁人志士从各个角度，为这个国家所做的思考和努力，或许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某种局限性，但众人合力，才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把历史推向新的阶段。所以是非对错，我们无力评价，我是既没有资格，更没有这个水平，只能向伟大的先贤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后就用胡适的一段话做结尾，胡适这个人，虽然非常积极地介入政治运动，但是绝不入阁当官，多次拒绝当局的从政邀请，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在野态度，他曾经这样讲到：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受其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