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是否应该削减某些大学科研经费的争论又成了热门话题。反对者们声称，砍掉这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将会延误科学进步，甚至危及生命。

这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政府，到底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科学研究？

“公共品”的光环：一个听起来很美的理由

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有一个“标准答案”：基础科学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像一座灯塔。灯塔建成后，所有过往的船只都能受益，但你很难向每一艘被照亮的船收费。结果就是，没有哪个私人愿意自己掏钱去建灯塔，因为建造成本高昂，却无法独享其成。最终，只能由政府出面来做这件事。

“基础科学”就被认为是这样一座灯塔。它的研究成果（比如一个数学公式或一项物理发现）可以被全社会共享，催生出无数的“副产品”，比如新技术和新药物，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但发现这个公式的科学家本人，却很难从中直接赚到大钱。因此，理论上说，如果完全交给市场，私人企业投资基础科学的意愿会很低，导致“灯塔”太少。所以，政府必须出手，用补贴来鼓励大家多建“灯塔”。

这个逻辑乍一听来好像无懈可击，但仔细一想，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价值没法衡量。一个科学家说他的发现对社会有巨大价值，但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在市场里，一件东西的价值，可以通过人们愿意花多少钱买它来衡量。但基础科学的成果不直接在市场上买卖，它的“社会价值”就成了一种很主观的推测。

第二，“公共品”的定性可能不准。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基础科学更像是一种“贡献品”（Contribution Good）。意思是，你必须是这个领域的“圈内人”，自己也在做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并从别人的成果中获益。它不像灯塔的光，人人可见；它更像是一份用专业术语写成的武功秘籍，只有同道中人才能看懂并加以利用。所以，它的好处并非简单地“溢出”给所有人。

“幸存者偏差”的陷阱：别只盯着iPhone看

支持政府资助的另一个常见论据，是举例子。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创业型国家》一书中的论点。她拆解了iPhone，指出里面的每一项核心技术——从GPS到触摸屏，再到Siri——追根溯源，都或多或少有政府资助的影子。结论：看吧，政府的钱多重要！

这个论证方式很有迷惑性，但它犯了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做“幸存者偏差”（或者叫“在因变量上抽样”）。

这就像你看到新闻里说“亿万富翁每天都坚持早起、喝咖啡、刷牙”，于是得出结论：只要你照着做，也能成为亿万富翁。这显然是荒谬的。你只看到了成功的案例，却没有看到无数个同样早起、喝咖啡、但并未成功的普通人。

同样，只挑出iPhone这样成功的例子，去追溯其中的政府资金，并不能证明政府资助的普遍有效性。你完全可以找到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伟大创新，背后并没有政府的影子。这种“挑赢家、讲故事”的方法，无法告诉我们，平均而言，纳税人投给科研的每一块钱，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回报。

一切始于战争：当科学穿上军装

现代大规模的政府科研资助体系，其实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政府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等机构，投入巨资支持从雷达到曼哈顿原子弹计划的各项研究。大学成了政府的“承包商”，科学家们则为战争目标服务。

这种以国防为导向的模式，深刻地改变了科学的面貌。社会评论家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通过详尽的案例研究发现，这种模式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1. 挤出效应：当政府的钱潮水般涌入特定领域，私人资本就会被“挤出去”。他研究的机床行业就是个例子。二战期间，这个行业几乎只为一个客户服务——五角大楼。这导致它技术单一，缺乏多元化能力，在战后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最终走向衰落。
2. 扭曲效应：科学发展的路径本身被扭曲了。历史学家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提出，像固态物理和量子力学等领域之所以在当时变得如此重要，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其内在的科学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对核武器等军事项目至关重要，所以获得了海量经费。科学不再是自由探索，而是被国家目标牵着鼻子走。

两种蓝图的博弈：科学该听谁的？

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思考和平时期的科研资助模式。当时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构想。

一种是参议员哈利·基尔戈（Harley Kilgore）的 “政府主导模式”。他认为，科学是国家资源，应该像土地和矿产一样，由政府统一规划和调配，服务于“公共利益”。科学家由政府培养，研究方向由政府官员甚至国会决定，专利也归政府所有。

另一种是著名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 “科学家主导模式”。他认为，科学应该由科学家自己管理，追求纯粹的知识，不受政治干预。政府只管出钱，但别问钱该怎么花。研究项目由同行专家评审，成果专利归大学所有。

最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1950年成立。官方的说法是，布什的模式胜出了，科学回归了纯粹与独立。但现实远比这复杂。NSF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确实侧重基础研究、采用同行评审，但其领导者由总统任命，预算由国会控制，并且肩负着服务“国家优先事项”的使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导向，在冷战的背景下依然延续。

我们到底在为谁的“成功”买单？

那么，今天这些政府资助到底带来了什么？

一些研究发现，政府投入越多的地方，私人公司的研发投入、专利数量以及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也越好。但这真的等同于“社会福祉”的提升吗？

这很难说。这可能只是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给钱，大学和科学家拿到项目，大公司顺便受益，然后大家一起游说政府投入更多的钱。我们衡量的指标——更多的研发开支、更多的专利——并不等同于真正有用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基于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错误的 “线性模型”：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产品开发。这个模型想象科学是一条单向的流水线。但现实中，创新往往是混乱、无序的，很多时候是民间的工匠在修修补补的过程中，反过来激发了基础科学的突破。

当政府负责“挑赢家”时，科研就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科学家们从知识的探索者，变成了“经费猎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花在写项目申请书和处理人际关系上，而不是做研究。

结语：是时候重新审视“科学的钱”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科学，这个想法背后有套漂亮的“公共品”理论。但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会发现现实是一幅更复杂的图景：价值难以衡量、成功案例可能是幸存者偏差、科研方向容易被扭曲，还催生了庞大的利益群体。

当然，这并非要全盘否定政府资助。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下次再听到“为了科学进步，我们需要更多政府资金”的呼声时，我们或许可以多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还是……科学家们只是想让我们为他们的兴趣买单？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