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提出，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但在这个世界上，经常见到的一种事就是好办办坏事。

很多坏事，不是由坏人造成的，坏人作恶，通常都有迹可循，无非是为了钱，为了权，或者单纯就是坏。既然是坏人，大家提防着点，或者报警抓起来，事情也就结了。

最可怕的悲剧，往往是由好人造成的。而且是那种充满了正义感、满怀着对弱者的同情、甚至还要把你感动的热泪盈眶的好人。

他们制定规则，他们颁布法律，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孩子，别怕，有我罩着你，那个叫资本家的坏蛋不敢欺负你。”

你信了。你觉得这简直是人类文明的光辉。你拿着那本红皮的劳动法的法律书，觉得手里握着尚方宝剑。

然而，几年过去了，你发现事情不对劲。

你发现工作越来越难找了；你发现虽然法律规定你不能被随便开除，但老板根本就不招你了；你发现到了35岁，原本经验丰富的你，突然成了职场上的“瘟神”，谁都不敢要。

你很困惑，你摸着干瘪的钱包问苍天：为什么保护我的法律越多，我却越穷？

在这个宇宙里，经济规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冷酷。任何试图用好心去对抗引力的人，最后都会摔得粉身碎骨。而最先着地的，永远是那些被‘保护’起来的穷人。”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个定律：每一次试图用行政命令去干预价格（工资也是一种价格），带来的必然是短缺（工作岗位的短缺）。

一）N+1，悬在头顶的“劝退令”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们需要一个主角。

不妨叫他老张。老张不是什么资本大鳄，也没有私人飞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小老板，开了家贸易公司，手底下有十几号人，每天睁开眼就欠银行几万块利息，活得比狗还累。

有一天，老张发现市场上有个新机会，如果做起来，一年能多赚个百八十万。但是要做这个业务，得招人。

招几个呢？算了一下，得招5个。

如果是三十年前，老张根本不用想，直接去劳务市场吼一嗓子，当天下午5个人就坐进办公室干活了。干得好发钱，干不好滚蛋，简单粗暴，效率极高。

但现在不行。现在是法治社会，老张得翻开那本《劳动合同法》。

当他翻到第46条和第47条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

这两条法律规定了一个著名的公式：N+1。

意思是，如果你想辞退一个员工，只要不是人家严重违纪（这还特别难证明），你就得赔钱。赔多少？按工作年限（N）算，每年赔一个月工资，最后再加一个月代通知金。

老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本能是算账。他立刻在脑子里算了一笔账：

如果这5个人招进来，业务做成了，皆大欢喜。但万一业务没做成呢？现在的经济环境你也知道，十个项目九个黄。

如果一年后业务黄了，老张不仅亏了房租水电和工资，还得要把这5个人送走。

送走这5个“神仙”，需要多少钱？

每个人赔2个月工资（N=1，再加1）。5个人，假设月薪1万，那就是10万块。

这就意味着，老张的这个新业务，还没开始干，账面上就已经产生了一笔10万块的“潜在负债”。

任何给退出设置的门槛，最终都会变成进入的壁垒。

这就好比结婚。如果法律规定，离婚的时候，必须把一半家产分给对方，而且手续极其繁琐，还得街道办事处同意。那么请问，你是会更珍惜婚姻，还是压根就不敢结婚？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富人（大企业）来说，这点钱可能是毛毛雨；但对于老张这种小老板（提供了市场上80%的就业岗位），这笔“离婚费”足以让他破产。

于是，老张做出了一个理性的、合法的、但是对打工人极其残酷的决定：

不招了。

或者，本来该招5个人的，现在只招1个，让这1个人干5个人的活，哪怕多给点加班费，也比背上那5个潜在的“N+1”要强。

你看懂了吗？

那个原本属于你的工作岗位，那个月薪1万的机会，并不是被资本家偷走了，而是被“N+1”这条法律吓跑了。

法律本意是想让你走的时候多拿点钱，结果却是你连门都进不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老张实在缺人，非招不可。

但他心里那个“N+1”的阴影挥之不去。他会怎么做？

他会把这个风险打进成本里。

本来这个岗位，老张心里预期的薪资是12000元。但是考虑到将来辞退你可能要赔钱，他必须给自己留个“保险金”。

于是，在面试的时候，老张会对你微微一笑：“小伙子，我们公司的预算是10000元。”

那消失的2000元去哪了？

它被老张存起来了，作为将来万一要给你付“N+1”的储备金。

这就好比你去买车，4S店告诉你：“这车本来卖10万，但因为以后修车太贵，我现在要卖12万。”

政府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只能进行转移。

N+1看起来是老板掏腰包，实际上，那是你工资的一部分。只不过这部分钱被强行扣留了，运气好（被裁员）你能拿回来，运气不好（你自己辞职或者公司倒闭），这钱就打水漂了。

所以，当你为了拿到赔偿金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那本来就是你每个月少拿的工资积累起来的。

二） 一张永远撕不毁的契约

如果说N+1只是让老板肉疼，那么《劳动合同法》第14条，就是让老板恐惧。

这一条规定：只要你在公司连续工作满10年，或者连续签了两次固定期限合同，第三次续签时，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什么叫无固定期限？通俗点说，就是铁饭碗。

只要你不犯法，不严重违纪，老板基本上就不能开除你。如果你非要开除，那个赔偿金就不是N+1了，那是2N，甚至是违法解除的巨额赔偿，还得把你请回来继续供着。

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这就是打工人梦寐以求的终身保障啊！

但是，请你把视角切换到老板老张那里，再看一眼。

在老张眼里，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旦你签了这个合同，你就从一个“干活的员工”，变成了一笔“永久性负债”。

即使你将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跟不上技术发展了，甚至你开始在公司混日子了，老张也没法让你走。他得养你一辈子，直到你退休。

对于国企或者公务员体系，这无所谓，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但对于每一分钱都要从市场里厮杀出来的民营企业，这是致命的。

于是，一场精彩绝伦、又惨无人道的博弈开始了。

既然法律规定“满10年”或者“签两次”就要变成铁饭碗，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资本家，老张该怎么办？

难道等着你变成铁饭碗吗？当然不。

最佳策略是：在你即将获得免死金牌的前夜，杀掉你。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那个著名的某大厂“7000人大辞职”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大厂里很少见到老员工。

不是因为老板心狠，是因为法律逼着老板心狠。

想象一下，你在公司干了9年，勤勤恳恳，劳苦功高。明年就是第10年了，你憧憬着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从此高枕无忧，可以安心还房贷了。

但老张看着日历，冷汗直流。他看着你，仿佛看着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

为了公司的安全，为了不背上这个永久的包袱，老张只能把你叫进办公室，一脸沉痛地说：“兄弟，对不住了，公司结构调整……”

是你做错了什么吗？没有。

是老板变坏了吗？也不全是。

是那条试图保护你的法律，在你们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它告诉老板：“如果你不现在开除他，你以后就永远开除不了他。”

于是，你被开除了。

这就解释了那个中国职场特有的怪象：35岁危机。

为什么是35岁？

因为一个大学生22岁毕业，干个十几年，差不多就是35岁左右。这个年纪，往往也是在一家公司干到了那个“快要转正”的年限，或者是到了薪资较高、解雇成本巨大的阶段。** **

市场的灵活性是就业的保障。

当法律试图把劳动关系固化，试图把企业变成“养老院”的时候，企业唯一的自救手段，就是拒绝招收大龄员工，或者在大龄员工“转正”之前进行清洗。

结果就是，35岁本来是一个人经验最丰富、技术最成熟、最该拿高薪的时候，却因为这些“保护性条款”，变成了职场上的弃子。

法律想给你一个铁饭碗，结果却砸碎了你现在的饭碗。

更可怕的是，这种管制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彻底僵化。

因为解雇难，因为要签无固定期限，企业在招聘正式员工时变得极其挑剔。他们宁愿把业务外包，宁愿用实习生，宁愿用机器，也不愿意签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

这就造成了双轨制：

一部分人（通常是早期进入体制或大厂的人）享受着极高的福利和保护，赖在位置上不走，哪怕他们已经不再创造价值。

另一部分人（年轻人、大龄求职者）在门外苦苦哀求，却连一个面试机会都得不到。

这就像是一个拥挤的公交车。车上的人（有合同的）死命喊着“关门，别挤了”，因为法律保护他们不会被挤下去；车下的人（没工作的）拼命想挤上来，但车门已经被“无固定期限合同”焊死了。

这种所谓的就业安全，实际上是以前者牺牲后者为代价的。它保护了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人，却残酷地剥夺了那些寻找工作的人的机会。

你以为你是车上的人？别天真了。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们随时可能变成车下的人。

一旦你被挤下车，你会发现，想再上去，难如登天。

三）羊毛从未出在猪身上

不管你是月薪三千，还是月薪三万，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你看着短信里的数字，心里总会闪过一丝疑惑：“怎么才这点？”

你拿着工资条去找老张：“老板，当初面试不是说好了一万吗？怎么到手只有七千多？”

老张一脸委屈，从抽屉里掏出一张更为详细的表格，拍在桌子上：“兄弟，你以为我只付了一万？我为了雇你，这个月账户里划走了一万四！”

这就是中国职场最残酷的魔术：消失的40%。

这一万四千块钱，是老张为你支付的“总用工成本”。在这笔钱里，大概有4000块左右，还没在你的口袋里捂热，就被“五险一金”这个巨大的抽水机抽走了。

法律告诉你，这是为了你好。这是强制储蓄，这是为了你老有所依，病有所医，买房有钱。

听起来多么感人。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会冷笑着告诉你一个经济学的铁律：

“所有的非工资成本，最终都会从工资里扣除。”

让我们钻进老张的大脑里看一看。

在老张看来，不管是发给你的现金，还是交给社保局的养老金，亦或是打进公积金账户的钱，对他来说性质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成本。

老张评估雇不雇你，只看一个指标：你的边际产出。

假如你每个月能给公司创造12000元的价值。

如果法律没有强制社保，老张为了留住你，可能会给你开10000元的现金工资（留2000元作为利润和风险溢价）。

但是，现在法律跳出来说：“不行！必须缴纳30%的社保公积金！”

老张拿起计算器一按：如果还要给你发1万现金，加上3000多的社保，成本就变成了13000多。

13000（成本） > 12000（产出）。

雇你就等于亏钱。

作为一个理性的生意人，老张只有两个选择：

1. 不雇你了。（你失业了）
2. 把你的现金工资降下来。

他会重新给你定薪：“小王啊，我们要合规，要交社保，所以你的税前工资只能是8000。”

加上社保，老张的总成本还是11000左右，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但你到手的钱，从10000变成了6000多。

看懂了吗？所谓的“公司缴纳部分”，本质上是你自己交的。 是老板把你原本能拿到的现金工资，强行扣下来交给了社保局。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这种强制福利，直接消灭了那些“低产出”的岗位。

设想一下，有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大妈，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做保洁。她每个月能创造的价值只有3000元。她也很乐意接受2800元的工资，毕竟比在老家种地强多了。

但是法律走过来说：“不行！必须交社保！公司必须承担1000元的社保成本！”

这下好了。如果雇佣大妈，给2800现金+1000社保 = 3800元成本。

3800（成本） > 3000（产出）。

没有任何一家保洁公司会做这个生意。结果就是，大妈连那2800元的工作也没了。公司宁愿去买扫地机器人，或者干脆让现有员工多干点活。

强制福利，成功地剥夺了穷人靠低薪工作的权利。

四）把弱者踹下楼梯

如果说社保是隐形的抽水机，那么“最低工资法”就是显形的拦路虎。

这是所有劳动法中最具迷惑性的一条。每当政府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时，大家都在欢呼：“好耶！涨工资了！”

真的吗？

你真的以为，只要写在法律上说所有人工资不得低于5000元，那个原本只值4000元的人，第二天就能拿到5000元吗？

不，他会被解雇。

经济学原理简单得令人发指：价格由供需决定。

如果一个年轻的实习生，或者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体力劳动者，他目前的技能水平只能为企业创造3000元的价值。

这时候，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必须是4000元。

老板老张不是慈善家，他不可能每个月亏1000元去养一个人。于是，他只能对这个年轻人说：“对不起，我不能雇你。”

请注意，这条法律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拿到4000元，而是让他拿到了0元。

最低工资法，实际上应该叫“低技能人口从业禁止法”。

它划了一条红线，残忍地宣布：凡是能力不足以创造法定最低价值的人，你们不配拥有工作。你们只能回家待着，或者去领救济金。

对于穷人和年轻人来说，低薪工作是什么？

是梯子。

没有人一辈子愿意拿低薪。但是，为了积累经验，为了学手艺，为了进入某个行业，年轻人往往愿意接受低薪。这是他们支付的“学费”。

就像当年的学徒工，不仅没工资，还得给师父倒尿壶。为什么？为了学本事。本事学到了，工资自然就涨上去了。

现在，劳动法把梯子最下面的几级砍断了。

它高傲地说：“为了尊严，我们不允许低薪！”

结果就是，年轻人连爬上去的机会都没了。他们被挡在了高墙之外，眼巴巴地看着墙内那些早已爬上去的人（熟练工、老员工）享受着高薪。

真正的尊严，是允许一个人通过自愿的低价交换，去获得生存和上升的机会。而不是打着保护的旗号，砸碎他的饭碗。

五）同工同酬与试用期

《劳动法》里还有个看起来特别正义的词：同工同酬。

它的意思是，干一样的活，必须拿一样的钱。

但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同工”的。

哪怕是搬砖，张三搬得快，李四搬得慢；哪怕是写代码，王五写的Bug少，赵六写的全是坑。

如果你强制要求他们拿一样的钱，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干得好的人不能多拿钱，干得差的人不能少拿钱，那干得好的人为什么要努力？老板为什么要雇佣那个更有潜力但目前还看不出来的新人？

再看看试用期的规定。法律规定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转正后的80%，且时间严格限制。

老张原本想招个大学生培养一下。虽然这孩子啥也不会，但看着挺机灵。老张想：“先让他来试试，每个月给个两三千生活费，我派个师父带带他，半年后要是能上手，再给大合同。”

这是双赢。大学生学到了东西，老板得到了潜在的人才。

但法律说：“不行！试用期也得给高薪，而且不能太长！”

老张一算账：培养一个新人的成本太高了，万一三个月教不会，还得按80%发工资，还得交社保。

算了，不招应届生了。直接去挖友商有3年经验的熟手吧。

于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招聘市场上，到处都写着“需要3-5年工作经验”。

应届生去哪积攒这3-5年经验？ 没人管。

法律以为它在保护新人不被压榨，其实它是在逼着老板对新人关上大门。

当我们把工资条上的秘密一层层剥开，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那所谓的“福利”，其实是你自己买单的昂贵强制险；

你看到了那所谓的“最低工资”，其实是一张让弱者失业的判决书；

你看到了那些保护新人的条款，其实变成了新人入行的最大障碍。

每一条充满爱心的管制，都在增加交易的成本。而在经济学里，交易成本越高，交易就越少。

劳动力的交易变少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岗位变少了。

当岗位变少，而想工作的人没变少时，劳动者就彻底失去了议价权。你们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岗位上疯狂内卷，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越来越累，赚得却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

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坐以待毙吗？

不。

其实，在庞大的管制铁幕之下，已经有人在悄悄突围了。老板们在突围，打工人们也在突围。

六）一场集体的“越狱”

当正规雇佣一个人的成本高到了离谱，风险大到了不可控（N+1、社保、无固定期限），老板老张会怎么做？

是关门大吉吗？不，老张还要养家，还要还债。他必须活下去。

只要想活下去，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走正门要被收“买路钱”，那就走后门。

于是，**“外包”**和“劳务派遣”神话般地崛起了。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大厂、银行、甚至国企，你去应聘的时候，HR会笑眯眯地告诉你：“亲，我们这个岗位签的是外包合同哦。”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法律上讲，你不是这家大公司的员工，你是一家名为“XX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员工。

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猫鼠游戏。

《劳动法》规定：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必须给N+1。

老张说：行，我不雇他。我把这个“活”包给“中介老李”。

老李是个明白人，他手底下有一帮愿意干活的人。老李跟这帮人签个简单的协议，或者干脆按项目结算。

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老张要花1.4万才能雇到的人，现在给老李1.2万就能搞定。

原本老张要提心吊胆怕被讹N+1，现在随时可以跟老李说：“下个月不用人了”。

管制越严厉，黑市越繁荣。

外包，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黑市”。

在这个市场里，劳动法想要构筑的那些堡垒（解雇保护、福利强制）统统失效了。企业重新获得了灵活性，而这部分灵活性，是企业生存下去的氧气。

很多人痛骂外包：这是剥削！这是二等公民！中间商赚差价！

没错，外包确实让劳动者失去了稳定性，也被中间商抽了成。

但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中间商？

如果没有那部厚厚的《劳动法》，老张本来是可以直接雇佣你的。你们之间本不需要那个赚差价的老李。

正是因为法律设置了高不可攀的门槛，才强行制造出了“人力资源外包”这个行业。是法律把老张逼成了惊弓之鸟，他才愿意付费给老李，买一个“免责”的平安。

所以，别骂外包公司。外包公司是这个扭曲市场里的润滑剂。如果没有它们，那些被正规就业门槛挡在门外的人，连最后这口饭都吃不上。

七）把“雇佣”变成“交易”

如果说外包还是披着一层“劳动关系”的皮，那么现在的“灵活用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则是彻底撕下了面具。

这不仅是逃亡，这是起义。

在这个领域，没有“雇主”，也没有“员工”。只有“平台”和“接单者”。

美团也好，滴滴也罢，它们最核心的法律逻辑只有一条：我不雇佣你，我只是给你提供撮合交易的信息。

既然不是雇佣，那对不起：《劳动法》里那一套N+1、社保公积金、无固定期限、最低工资，统统管不着。

主流媒体痛心疾首：“几百万大学生去送外卖，这是人才浪费！”“骑手困在系统里，没有社保，太惨了！”

但请把那种廉价的同情心收起来，用理性眼光看一眼：

为什么他们要去送外卖？

难道是因为他们傻？是因为他们喜欢风吹日晒？

不。是因为在这个被管制的密不透风的城市里，送外卖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工厂因为最低工资法和社保压力，不敢招人了；写字楼因为解雇保护成本太高，缩减了编制。

对于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顶尖学历的普通人来说，正规就业的大门早就关上了。

只有这个“法外之地”——灵活用工平台，还敞开着大门。

在这里，不需要面试，不需要学历，不需要复杂的入职体检，甚至不需要看老板脸色。只要你想干，注册个账号就能跑。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这是最原始、最残酷、但也是最公平的市场。

灵活用工，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和避难所。

当《劳动法》把正规就业的成本推高到中小企业无法承受时，是这些平台接住了那几亿溢出的劳动力。

如果有一天，哪位“好心”的专家建议，必须强制给所有外卖骑手交社保、签劳动合同。

后果是什么？

后果绝不是几百万骑手都有了保障，后果是平台成本暴涨，配送费翻倍，单量腰斩。

然后，几百万骑手失业。

那时候，他们连“困在系统里”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将被困在饥饿里。

八）把自由还给穷人

文章讲到这里，我们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要提高民众的收入，要让中国人特别是底层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该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虽然它听起来惊世骇俗：

废除《劳动法》中那些干预契约自由的管制条款。

废除N+1： 让解雇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只有当老板不害怕解雇时，他才敢大胆地招聘。只有当退出机制顺畅了，进入机制才会打开。

废除强制社保： 把钱发到员工手里，让他们自己决定是买保险、存银行还是吃顿好的。不要用“父爱主义”去替成年人做决定。

废除最低工资： 允许低价竞争。让年轻人、低技能者有机会通过低薪进入职场，踩上那原本被砍断的梯子。

废除无固定期限合同： 让35岁不再是红线，让经验丰富的人依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甚至废除劳动法就可以了，中国已经有合同法了，一切劳资合同都用这部法律来裁决就好了。

有人会问：“废除了这些，老板更肆无忌惮压榨我们怎么办？”

这是对经济学最大的误解。

真正决定工资高低的，从来不是老板的良心，也不是法律的条文，而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的稀缺性。

回想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没有《劳动法》，那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人们想象中的丛林。

但是，随着外资进来，随着民企崛起，随着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工厂为了抢工人，不得不涨工资，不得不改善伙食。

是竞争，而不是法律，保护了工人。

当我们要废除劳动法时，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资本家的乐园”，而是一个“充分竞争的战场”。

在这个战场上，创业的门槛极低，谁都可以当老板；用工的成本极低，谁都敢招人。

当老板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当岗位的数量超过了求职者的数量，根本不需要法律规定，老板会跪着求你签合同，会主动给你购买商业保险，只为了你明天还能来上班。

最后，打个比方。

现在的劳动法，试图把职场变成一个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动物们（劳动者）被关在笼子里，有饲养员（法律）定时投喂，不用担心天敌，甚至还有养老送终。

看起来很美，但有两个问题：

1、动物园的位置有限，绝大多数动物（失业者、外包工）进不来，只能在墙外饿死。

2、笼子里的动物，失去了野性，也失去了自由，饲养员给什么就得吃什么，永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

奥地利学派呼吁的，是推倒围墙，让这里变回自由市场。

在自由市场里，没有铁饭碗，每天都要奔跑，都要厮杀。如果你跑慢了，可能会收入低于别人。

但是，只有在自由市场里，你才有机会吃到肉；只有在自由市场里，每一点收获都是你自己的；只有在自由市场里，万物竞发生机勃勃。

致所有想提高收入的中国人：

别再迷信那张保护你的纸了。

自由，只有自由，才是通往富裕的唯一道路。

哪怕这条路充满了风浪，它也比那一潭死水要强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