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在抓捕马杜罗后，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一方面明确表示就是为了石油，并要求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石油寡头向委内瑞拉投资，把石油利益拿回来；

另一方面，面对媒体追问“要不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时，他明确回答：作为最高统帅，我的权力仅受自身道德规范的限制，对国际法的限制置之不理；我自己的道德准则和我的个人意志，是唯一能阻止我的因素，我不需要国际法；我会遵守国际法，但是当国际法的约束条件适用于美国时，我将充当最终仲裁者。这取决于你对国际法的定义是什么。

“感谢”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坦率”。

他说的是实话。比起打着民主、正义、领导自由事业、拯救全人类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四处轰炸的历任美国总统，他的说法要好太多，能让更多的人不再像宗教般迷信，看清这世界的真相。

真相往往是简单的，残酷的。太过高尚和太过卑贱的言辞，都值得高度怀疑。当这种事情发生在国家身上时，那就可以直接断定，它就是谎言。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依靠谎言才能存在的；国家本身，也是批量谎言制造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的荣耀”**，其实他也说出了实话。黑帮集团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不都以此为荣耀吗？

在有关国际关系的问题上，谎言实在是太多、包装的太精美了，骗过了全球人民，并且通过主流舆论的教育和宣传，达到了人民自我欺骗的惊人效果。所以说出这些真话，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要鼓励。

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真相，从来不是什么理想主义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就是强权政治和弱肉强食的丛林。

抓马杜罗，美国政府掩盖真实动机而打出的高尚旗号，归根结底是他在委内瑞拉鱼肉百姓，为自己的行动赋予正当性，因此就以美国国内法把他抓了。

但是这个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无法逻辑一致。不能逻辑一致，就无法树立威信。

马杜罗不是好东西，但是干他的人也不一定是好东西。两个恶棍打架，打赢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请问，美国总统没有鱼肉百姓吗？

侵犯州权，征收所得税，外籍法戡乱法反间谍法反恐法、制造国内恐怖，维护产业集团利益，从一部分人手里强制征收装进另一部分人口袋，给自己收买选票，征收关税损害美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货币扩张照顾裙带企业并收割全世界通胀利益，发动内战消灭70万美国人……历任美国总统做的鱼肉百姓的事情还少吗？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因此去抓美国总统呢？

原因很明显，不是不想抓，而是没能力，美国太强大了。

再说，你要论对老百姓不好，马杜罗当然要对委内瑞拉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负责。但是纵观世界历史，马杜罗这号的，在恶人排行榜上都根本排不上号。他火烧亚特兰大了吗、大屠杀了吗、种族灭绝了吗、饿死人了吗、有万人坑吗？当今非洲国家的那些首领发动内战、对老百姓明抢暗偷，多了去了。按照马杜罗这个标准，该被抓的人根本都抓不过来。

所以那些夸大马杜罗的罪行的人，实际上也上了美国的当：通过夸大他的罪行，为美国的行动赋予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事实就是，美国可以抓马杜罗，可以轰炸伊拉克利比亚南斯拉夫叙利亚，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国际政治，就是强权政治。联合国这个机构，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就是个摆设。

因为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法庭”，即便有这样的国际法庭，这个国际法庭做出的判决却没有强制执行力。做出某种判决了，如果某个超级大国不愿意遵守，你拿它怎么办呢？

没办法。

世界大国选择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决议，都是高度选择性的，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高举联合国宪章的旗帜，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视若无物，一票否决，进而大加批判。

联合国的前身是英法主导建立的国际联盟。那时候他们作为列强，为什么要主动强调遵守国际联盟约定呢？因为那个时候一战结束，英法已经瓜分了势力范围，要维持他们的利益，那就“让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吧，今后就是这个边界和势力范围了，谁也不能改变，谁单方面改变，我们就打谁。一旦这个盟约不利于他们了，或者另一大国崛起了，这个盟约就是一张废纸。

同样道理，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也是当初定了个约定，但是这个约定也没有可强制执行的条件，纯粹是个“良心活儿”。不遵守了、违约了，你拿它没辙。

所以在国际上，的确如特朗普所说，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就是取决于他的“道德准则和个人意志”。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那么，到底如何维持世界的持久和平呢？

答案是自由放任的观念。

这听起来有点虚，也有点难，但是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在难的事情上日拱一卒，总比在错误的道路上裸奔要强很多。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国际冲突，是源自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吗？

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各国竞相实施反市场的政策——阻碍国际劳动分工、阻碍外国商品进入、歧视外国劳工、实行贸易管制、没收外国资本——的结果，它最终导致了种种国际冲突。

市场经济是以人身和财产权为保障的，每个人自由地选择工作和生活，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换合作，不受任何强制力干扰的经济体制。即便我们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这个国家的角色，恰恰是、也仅仅是保障财产权和自由交换，而不是对其进行任何侵犯和干预。

我们推演一下这样的世界：

在这样的自由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产权原则，到他想去的地方生活和工作；私有财产绝对排他性地得到保护，任何人和组织不能阻止资本的流动和商品的流通，更不能没收或者变相没收任何人的财产和投资；安保机构和司法裁断服务不能制度性歧视任何人，不论它的肤色、种族……这样的世界，会有国际冲突吗？

假定有国家存在，但是民众的观念将国家权力严格地限定在保障私有财产、打击侵权犯罪，那么上述原则同样可以得到有效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能出台对少数族群的歧视性法律、不能规定什么样的语言是唯一法定语言而将少数族裔划定为二等公民，国家不能统管教育，不能规定什么是国教，不能发货币照顾特定族群，谁来了谁走了它也管不着。总而言之如上所述，就只能保障财产权和维持治安，谁要是敢侵犯他人产权，那就严厉打击。那么会不会有大规模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不会的。

注意，这样的自由世界，是绝对排斥民主制的。因为只能保护财产权，就没有民主这种集权和再分配手段的容身之地。任何人的人身、财产如何使用，都是自己的事情，没有所谓多数人决定的可能，人数再多，也不是控制少数人的财产、习俗、宗教、语言的理由。

同样假定有国家存在，但是它不能干预任何外国投资和商品的交换，不能阻止任何人从事他自己认为有利于自己、且不侵犯他人的事业。一国境内有没有石油，石油掌控在谁手里，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它都会按照市场原则予以交换，没有任何壁垒。那么这个时候军事控制他国的资源就毫无意义，国界线划在哪里也毫无意义。由此，没有人会对扩张领土有兴趣，因为无法从这种扩张中得到任何好处。

打仗、占领他国领土和资源、抓捕外国领导人更迭政权，是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谁还会去打仗呢；没有人支持，战争就打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持久和平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再反过来设想，违背自由市场上述规则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当今世界的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一国资本匮乏，自己还实施各类限制自由市场的政策，那么就会遭遇马尔萨斯陷阱，导致众多的人口无法生存。这时候向资本丰裕而人口较少的国家移民，就有强烈的动机。我们排除一国人民甘愿死亡和贫穷的情形，假若本国将人口视为奴隶而不准移民，另一富裕国家不准接受移民，当贫困国家有充沛的武力，就有可能发动战争，将富裕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实现人口与资本分布的均衡化，就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一国是多民族组成，多语言国家，多宗教成分，这时候假如多数群体控制的政府规定法定语言、统一学校教育、规定国教，甚至在职业、财产分配上照顾多数群体、掠夺少数群体，那么这个时候少数族群就会受到制度性歧视，变成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他们由此就会产生巨大的分离倾向。如果基于所谓主权国家的原则而不允许分离，那么内战就会爆发；如果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正好在另一国是主体民族，那么另一国就会以保护同胞为由予以干预，这时候国内冲突就会发展为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如果一国的资源无法自给自足——事实上任何一国都是如此，而另一国基于各种理由限制其自由贸易，这个国家就由此陷入贫穷和悲惨的境地之中。这个时候，假如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的武力允许，就会设法“拓展生存空间”，将外国领土变成本国领土，以打破所谓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限制。战争就会由此爆发。

如果一国占有丰饶的某种自然资源，但是由于该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政策，导致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这个时候不但伤害本国国民，而且伤害外国，因为它阻止了外国对这种资源的利用。假如这种资源是工业生产必须，另一国高度依赖，一旦没有这种资源、或者自给自足成本过高，就无法有效生产，那么外国只要武力允许，出兵控制这些资源，扶持一个与其合作的政权，打通资源供给通道，就是下一步的动作。

如果A国的生产遭受了破坏，自己生产能力低下，C国迅速崛起，具有超级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A国国内压力集团的游说立法，它实行贸易保护，阻止C国商品的进入，这时候C国只要认为自己能力允许，就会试图以军事干预的方式打破这种局面；或者，C国进行报复性的贸易反制，终极结果就是彻底中断两国之间的贸易，这将导致战争的风险几何式提高。因为一旦没有了利益纽带，打仗对双方的损失不大，通过战争手段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摆上桌面。

所以，只要是实行了反市场的政策，阻碍了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不论它发生在任何一国，都将埋下战争的隐患。因为一国在国内实施经济干预，就必然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伤害本国和外国的利益；反过来说，一国实行对外的贸易保护，恰恰是国内各种干预主义的结果。这个时候，基于国内的舆论和生存，一国就不会容忍外国对其发展的限制。由此，成立国联也好、联合国也罢，亦或是签订多少看似美好的盟约，都是无用的。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且让我们假设，联合国已经在一六〇〇年成立，而且北美洲的各印第安部落已经获准成为此国际组织的会员国。那么，这些印第安人的国家主权将已经获得承认是不可侵犯的。表面上，他们将已经获得权利，可以排除所有外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以及排除所有外国人开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利用的、北美洲那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谁真会相信，某个国际盟约或宪章在当年能阻止欧洲人侵入这些印第安国呢？

而这些“印第安国”，之所以排斥外国资本、阻碍外国人开发他们的资源，正是错误的反市场哲学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一种资源除非经过开发利用，就毫无价值可言；除非经过劳动分工与交换合作，就无法提升价值；排斥先进的技术而采用落后的方法自给自足，就是妨碍比较优势发挥，是生产者的一桩愚蠢行径；采取限制商业和资本投资的做法，不但伤害本国，也会伤害外国，进而影响全球人民的福祉增进。它将引发战争。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觊觎外国的丰富资源，或者为所谓的地缘政治利益而占领外国，侵犯外国人的产权，就会埋下持久冲突的种子，这些受到侵犯的人将持续不断地对侵略者发动攻击，暂时受压下的宁静，不过是为下一次更大的反抗做准备。非洲独立运动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所以米塞斯说：经济国家主义和持久和平是不兼容的。然而，凡是在工商业遭到政府干预的国家，经济国家主义就必不可免。凡是在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就不可或缺。凡是在政府干预工商业的国家，一旦开放自由贸易，则各种干预主义措施所追求的目的，甚至在短期内就会遭到挫折……

保护主义这个哲学，是一个战争哲学。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战争，并不抵触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经济学说；相反地，那些战争正是这些学说一直被奉行、实施的必然结果。

委内瑞拉实行保护主义，油田国有化，没收外国资本，所以它挨打了；美国实行保护主义，保护国内压力集团，所以它打人。

要想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在全世界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国内不能实行经济管制和干预，对应地，在国外才不会实行贸易保护；在国内仅限于保障产权，在国外才不会四处干涉。只有在自由贸易之下，控制多少人口和资源、国界线划在哪里才无关紧要；只有在自由贸易之下，各国之间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纽带，战争对谁都不利，才不会有战争的舆论声势。

说到底，全世界的国家权力扩张，是一切的罪魁祸首；而国家权力扩张，是人们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实行民主制，在观念上支持的结果。

推动自由的观念在全球形成，进而保障持久和平，这条路很难。但是世间之好物，都不易得到。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世界和平，需要一场意识形态和精神气质的关键转变。

这并非不可能，一个理论上可行的事情，在现实中就一定可行。理论的，就是现实的。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就是一个基本上自由贸易的世界。

万万不可走向看似容易的错误路线。那些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行的、错误的理论，在现实中更不可行。它并不会解决问题，而只是掩盖矛盾，将问题延后，并不断累积，最终形成更大的灾难。

指望联合国和国际法来维护世界和平，就是一个理论上不可行的、错误的路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缺乏自由主义的精神观念，它本身就是一大帮满脑子国家主义、奉行战争哲学的人建立的公约，当他们大谈世界和平和人类未来的时候，他们自己正在给自己国家和外国施加伤害。毒树之上结不出好果子，这样的组织不可能带来持久和平、制度性和平，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只能延缓战争的脚步。

除非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和政客们在观念上支持这种约定，否则它就对其毫无约束力。但是指望一个以扩张自身权力为出发点的群体，用联合国宪章来限制他们的权力，这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被扫清的障碍；他们为了扩张自身，连美国宪法都可以置之不顾，你又怎么指望他们遵守一个国际上的约定？

因此，要想有持久的国际和平，需要的并不是联合国和国际法，也不是没有执行力的国际法庭和各类国际组织，更不是某国政客的观念转变和良心发现，而需要的是人们观念的转变，普遍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正确认识自身长远利益和利益和谐。如果人们支持全球市场经济，那么联合国就是不必要的；如果人们根本不接受市场经济，那么联合国就毫无用处。

我们正处在国际秩序转变的前夜，联合国正处在分崩离析的阶段。如前所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变，哪怕在联合国之上再叠床架屋来个超级联合国plus，也是白搭。世界人民也并不需要一个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机构和世界政府，人们已经够苦的了，没有必要在一个剥削者之上再叠加一个剥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