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同为市场派的两个经济学流派，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几位大佬，在方法论问题上进行了深刻且友好的辩论，双方你来我往，把理论掰开揉碎，以飨读者。

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这不啻于一场知识盛宴，衷心感谢两派老师，他们分别是属于芝派的谢作诗老师、邓新华老师，属于奥派的古原老师、漫师、风灵以及马晓尚老师等。

先声明，我是奥派。

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还在进阶之中，围观学习多日，也只能谈谈观感，有不对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

最初，谢老师有视频传出，在对比芝、奥方法论上，非常谨慎地说公理假设没有对错，但有个品味高低问题。

奥派从祖师爷（米塞斯）开始，就由于特殊的方法论（先验逻辑的推论）显得非常头铁，我们对理论的坚持堪称顽固。

经济学只有一套正确的理论体系，理论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容不得半点含糊。

我理解谢老师说品味有高下只是话术，其本意还是认为奥派的方法论是错误的，但奥派就没这么圆滑，错了你直接说就行。

这不是挑刺，也不涉及个人品德，只是经过这几天的讨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它已经预示了讨论将进入互指稻草人，最后就是无果而终。

与其他奥派爱好者不同，我认同邓新华老师说的，这已经进入了一个语言游戏。

然而正是在语言之中，在不同的表达方式里，我看出了一些端倪。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与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不同的语言表达，你尽可以把约束条件和利益都规定为个人主观的认知，把最大化等同于罗斯巴德所说的“最大化心理收益”，但之所以语言表达不同，原因还在于内心所秉持的方法是倾向实证主义的。

口头上向主观价值论靠，具体策略分析上却又转向定量分析，这种对理论认知上的不彻底，必然导致政策分析上的妥协。

古原老师最后的回应文章也看出此问题，当他批判芝派方法论（以弗里德曼与张五常为标的）时，而对方表示“我不是这样的”，谢老师若有新的创见，应该撰文予以澄清。

也许，谢派的方法论根本就不是芝派的方法论，它是一种理论上紧靠主观价值论，而实践上却向实证主义妥协的投降主义。

依据奥派的理论，对经济问题只能进行定性分析，而谢派不可能满足于此，他们渴望着理论预测的准确性，他们要完成的是定量分析，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指导现实。

如同谢老师对强拆的看法，100的小区，99人同意拆迁，1人不同意，这时候不强拆就不是保护产权，而是破坏产权。这不是对理论的坚持，这是对现实的妥协，如果产权取决于一个足够悬殊的比例，那51比49呢？产权不明就明确产权，你说由于历史原因成为了公有，我说为什么不能追溯历史，是谁的就还给谁呢？

面对手段的稀缺，重要性靠前的目的，是行动人在逻辑上必然的选择，通过内省就可以确知其为真理，如此还需要一个假设吗？还需要经验验证，需要一番证伪吗？

理论先于事实，行动公理不是假设，它是先验有效的，它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而不是反过来用经验来证实理论。

没有理论，如何判断事实？没有关于产权的理论，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东西从甲转到乙手里，这一过程是抢劫还是赠予。

不要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谢派在具体政策实践问题上，将违反他在理论上所有的坚持。

他说约束条件是个人主观的认知，实践上就变成了约束条件是客观的给定，不容怀疑；他说利益是主观的判断，实践上却变成了客观的最大化计算。

这确实是个语言问题，但之所以坚持一种表达而放弃另一种，不就是可以夹带私货，把行动人事后逻辑上的必然，改变成事前精确的最大化计算。

否认是没用的，语言上坚持个人主观的利益，慢慢地就开始强调集体利益，语言上坚持主观价值是序数排列，慢慢地就开始强调基数加总，强调总量分析。

验证我的个人观感，不必纠结于他们所谓的“语言游戏”，只需看看他们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就不难发现谢派与他们的芝派前辈并无区别。

当奥派指出超发货币等同于抢劫时，芝派永远认定抢劫是给定的约束条件，然后信心满满地对政府说：我知道怎么抢效率最大，且人民没有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