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这个词，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上空盘旋了十几年。

每一次，当房价涨得让人绝望时，这个幽灵就会被从坟墓里拖出来，在媒体上跳一曲招魂舞。

那帮所谓的“专家大V”，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

“别急！房产税马上就要来了！这是打击炒房客的终极大杀器！一旦开征，房价必然暴跌！你们这些没房的屌丝，马上就能住上大房子了！”

而那些有几套房的中产，则闻之色变，如临大敌，天天在各种群里，焦虑地打听：

“房产税真的要来了吗？要收多少？我的房子会不会变成负资产？”

我今天，就要给你们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

我先直接把我的判断，像一块板砖一样，拍在桌子上：

十年之内，中国，不可能全面征收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

十年之内，中国，不可能全面征收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

十年之内，中国，不可能全面征收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

你不同意？

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

别急。

坐稳了。

我接下来，将要把“房产税”这个看起来很美的怪物，一层一层地给你解剖开，让你看清楚，它那既愚蠢又矛盾的五脏六腑。

精神分裂的目标：既要“降房价”，又要“增税收”？

我们先来干一件最基本的事：

搞清楚，那帮天天嚷嚷着要征房产税的人，他们到底想干嘛？

他们的目的，总结起来，就两个，而且是两个完全自相矛盾、精神分裂的目标。

目标一：为民请命，打击炒房，降低房价。

这是民间的主流呼声，也是那帮专家们，拿出来忽悠你们这群屌丝的“政治正确”的幌子。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粗暴：

“有钱人买了那么多套房，把房价都炒上去了！我们就要用税收这根大棒，狠狠地惩罚他们！让他们持有的成本高到受不了，逼着他们把房子吐出来！这样，市场上的供给就多了，房价不就降下来了吗？”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解气？

特别正义？

目标二：为国分忧，开辟财源，填补亏空。

这是官方和体制内学者，真正在乎的、但又不好意思明说的真实目的。

他们的逻辑是：

“地方政府过去几十年，都靠“卖地”活着。现在地卖得差不多了，而且中央又不让搞“土地财政”了。那以后公务员的工资、修桥铺路的钱，从哪儿来呢？”

于是他们把眼光瞄向了你们这些城市居民，最重要的那点家当——房子。

他们觉得，房子，是最大的一块存量财富。

我们只要学西方国家，对每一套房子，每年都征收一笔“持有税”，那不就能给地方政府，找到一个长期、稳定、源源不断的“新税源”了吗？

好了，现在，请你用你那被996摧残得所剩无几的脑细胞，认真想一想。

这两个目标，能同时实现吗？

它们是彻头彻尾的、水火不容的悖论！

如果，房产税真的像你们希望的那样，成功地把房价打下去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它成功地把那些“囤房者”都吓跑了，市场上没人持有多套房了。

那请问，你这个税，还能收到多少？

你还怎么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源”？

你收上来的那点三瓜俩枣，可能还不够支付税务局为了收税而多雇的几千号人的工资！

反过来，如果，房产税真的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收上来了大量的钱。

这又说明什么？

说明它根本没有把“囤房者”吓跑！

人家宁愿交着税，也还继续持有大量的房产。

那它“打击炒房、降低房价”的那个伟大目标，不就成了一个笑话吗？

所以你看，房产税这个东西，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怪物。

它不可能同时既是“调控工具”，又是“财政工具”。

它只能选一个。

而更可悲的是，现实告诉我们，它一个都选不成。

上海重庆的“失败”试点：一出经典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闹剧

你可能会说：

“你别光说理论啊！我们不是已经试点了吗？上海和重庆，从2011年就开始了！”

问得好。

这恰恰是我要说的。

那两个所谓的“试点”，已经被原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公开宣判为“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

因为它那两个精神分裂的目标，一个都没达到。

它控制住房价了吗？

你去看看过去十年，上海和重庆的房价涨了多少？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它成为地方政府的税源了吗？

也没有。

以上海为例，2014年，所谓的住宅房产税收入，只有区区几十个亿。

而当年，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多少？

1763.9亿！

那点税收，连卖地的零头都不到。

甚至有传言说，收上来的税，还不够支付征税的行政成本。

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因为，那帮坐在办公室里设计政策的官僚们，他们远远低估了一样东西——人民群众无穷的智慧。

这就引出了经济学里一个极其深刻的定律，叫“法律无效定律”（The Law of Futility）。

这个定律，用我们中国的大白话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任何试图用强制法令，去改变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而做出的行为的企图，最终都会被规避，被化解，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荒诞的结果。

最经典的，是那个著名的“印度眼镜蛇”事件。

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政府发现德里的眼镜蛇太多了，危害民众。

于是悬赏，抓一条蛇给多少钱。

刚开始，效果很好。

但很快，印度人民就发现了发家致富的新路子——自己在家养眼镜蛇！

他们建起了养殖场，专门养蛇，然后拿去跟政府换赏金。

政府发现赏金越发越多，街上的蛇却不见少，最后只能取消悬赏。

结果呢？

那些养蛇的人，一看蛇不能换钱了，就把成千上万条蛇，全都放归了野外。

最后，德里街头的眼镜蛇，比以前更多了。

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就是一场现代版的“眼镜蛇”闹剧。

它的政策是怎么设计的？

它不是每套都征。

它搞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充满了漏洞的“人均面积”和“户数”标准。

比如，规定人均面积超过60平米，或者家庭第二套房以上，才开始征税。

你以为这样就能精准打击“囤房者”了？

中国老百姓的智慧，能把想出这种政策的人，轻易就按在地上摩擦。

对策一：人头大法。

你规定人均面积？

好办啊！

我把我老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名字，全都挂到我新买的房子上。

按人均60平米算，我凑够10个人头，就能搞出600平米的免税面积。

你征个毛线啊？

对策二：离婚大法。

你规定按“户”征收，第二套房开征？

更容易了！

我跟我老婆，离个婚，不就变成两户了吗？

我爹妈，也离个婚！

我岳父岳母，也离个婚！

好家伙，一家六口人，瞬间裂变成六户“刚需”，可以合法地拥有六套免税房！

比你上班赚钱快多了！

对策三：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

你以为地方政府，真的欢迎房产税吗？

别傻了。

他们比谁都清楚，房产税，会直接影响他们最大的一块蛋糕——土地出让金。

如果房产税真的搞得人心惶惶，没人敢买房了，地还怎么卖得出去？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奇葩的现象。

重庆市，作为试点城市，居然年年主动调高房产税的起征点。

比如，从2019年的17630元/平米，调高到2020年的19587元/平米。

它在干嘛？

它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中央让我搞试点，我不得不搞。但你们别怕，我会把门槛设得高高的，保证打不到几个人，绝对不影响我继续卖地！”

左右都是自己的口袋，何必为了把左口袋的钱，折腾到右口袋去，还把中间的客人给吓跑了呢？

所以你看，这种“中国特色”的、充满了各种免征条件的、试图“精准打击”的房产税模式，它从根上，就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自欺欺人的设计。

欧美模式的“水土不服”：一场无法承受的行政灾难

好了，肯定会有人说：

“你说的都对。上海重庆那种模式太蠢了。我们干脆就一步到位，搞欧美那种，每套都征的、普遍征收的房产税好了！”

说这话的人，通常都是没在西方国家生活过、对现代国家的征税机器一无所知的“小清新”。

他们以为，征税，就是政府发个文件，然后大家就乖乖交钱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一套普遍征收的、并且带有各种“低收入减免”条款的现代房产税体系，它背后所需要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和个人隐私成本，高到你根本无法想象。

你以为，欧美那种房产税，就是简单地，按照你房子面积乘以一个税率吗？

太天真了。

为了体现所谓的“公平”，他们的房产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

它通常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减免政策：

你收入低？可以减免。

你是残疾人？可以减免。

你是退伍老兵？可以减免。

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在上学？可以减免。

你去年失业了？可以减免。

听起来是不是很人性化？

但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政府，必须建立起一套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可以监控到你个人所有信息的“天网”系统！

为了核实你的“低收入”， 政府必须知道你所有的银行账户流水、你的股票收益、你老婆的私房钱、甚至你打麻将赢了多少钱。

中国导演英达，仅仅是把46.4万美元，分50次存入银行，就被IRS（美国税务总局）盯上，面临最高十年的刑期。

为了核实你的财产状况，IRS知道你家里有几件古董，知道你老婆有几个爱马仕的包。

因为这些，在征收遗产税的时候，都要算进去。

为了防止你逃税，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你个人，多存取一点现金，都可能马上触发警报，面临洗钱的指控。

你愿意为了那点房产税的“减免”，把你所有的个人隐私，都像一本翻开的书一样，呈现在政府面前吗？

你愿意为了证明自己“穷”，每年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去整理各种票据，填无数张复杂的表格，甚至花几千块钱，请一个会计师来帮你报税吗？

这套体系，在美国，已经运转了上百年，依然是漏洞百出，怨声载道。

把它搬到中国，会发生什么？

我都不敢想。

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行政灾难和腐败温床。

谁来评定你房子的“评估价”？

是不是会催生出一大批“资产评估寻租”的居间客？

谁来审核你“低收入减免”的资格？

是不是又变成了街道办王大妈手里的权力？

你是不是又得请客吃饭送红包，才能证明你自己真的是个“穷人”？

更重要的，中国还有几亿生活在城市的、没有房的租客。

你对有房的人，哪怕他收入再低，你都要征税。

而对那些没房的人，你却还要向他们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在伦理上，说得通吗？

是不是会引发更巨大的社会矛盾？

还有，这种对“低收入者”进行减免的政策，还会带来一个极其奇葩的、扭曲的后果。

假设，政策规定，月收入低于3000块的人，可以免征房产税。而你，现在月薪2900。

这时候，你老板跑过来，拍着你的肩膀说：“小王啊，你干得不错，下个月给你加薪500块！”

你会是什么反应？

你会当场吓得跪下来，抱着老板的大腿哭喊：

“老板！求求你！千万别害我啊！你给我加500，我一年得多交5万的房产税！我上有老下有小啊！”

你看，这种制度，就是在变相地、制度性地，鼓励所有人“保持贫困”！

你越是搞所谓的“精准”减免，你就越是会制造更多的、扭曲人们行为的 perverse incentive（反向激励）。

****为什么十年内，都不可能？

好了，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我敢下这个判断：

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全面征收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理论上的、制度设计上的巨大困难之外，还有几个更现实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一，路径依赖与预期管理。

上海重庆那两个失败的试点，虽然没收到几个钱，但它造成了一个极其深远的、灾难性的后果——它给全国人民，都树立了一个错误的“预期”。

现在，一提到房产税，绝大多数老百姓脑子里的画面，就是那种“只打土豪、不打贫农”的、按套数和面积搞豁免的模式。

这种预期，经过十几年媒体的反复渲染，已经根深蒂固。

现在，你如果想推一个“每套都征”的欧美模式，你所面临的舆论反弹，将是海啸级别的。

第二，巨大的存量与受众。

中国的城镇住房，已经超过了3亿套。

这意味着，任何一套“普遍征收”的房产税，它影响的，将是数以亿计的家庭。

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极其敏感的领域。

它的社会震动，将远远超过当年的《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

在当前这个极其需要“稳妥”的时期，谁敢轻易去点燃这个火药桶？

第三，直接税的征收传统缺失。

中国的税收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环节税”（间接税）体系。

我们大部分的税，比如增值税，都是在你买东西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由企业代缴了。

我们，作为一个居民，几乎没有“自己从口袋里掏钱，直接交给税务局”的经验和传统。（个税和社保，也基本是企业代缴）

而房产税，必然是一种“直接税”。

那种每年一次的、真金白银的、从你口袋里掏钱的“税痛”，对民众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

建立这样一套直接税体系，其征收成本和执法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

房产税这个东西，它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漏洞百出的；在行政上，是成本高昂的；在社会层面，是极易引发动荡的。

它就是一个被那帮不懂经济学的官僚和专家，臆想出来的、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设计出一个既能……又能……还能……的完美制度。

但市场，和人性，会一次又一次地，用最残酷的现实，来嘲笑他们的“致命的自负”。

那么，真正能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真正能让房价回归理性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只有四个字：

减支。

放开。

减支，就是政府要过紧日子。

削减那些不必要的、铺张浪费的开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把钱还给人民。

放开，就是放开城市土地的供应。

供给量大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中国的很多改革，都起源于财政危机。

当政府真的没钱了，它才会被迫地，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

而房产税，这个看似“开源”的捷径，实际上，是一条通往更大灾难的邪路。

因为它是试图用一个新的错误，去弥补过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