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声称他一年之内调停了八场战争，他只是在为诺贝尔和平奖刷KPI还是带领美国回归传统的孤立主义？

这让我想起了荣·保罗。

在2011-2012年那场喧嚣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他被一群身着昂贵西装、眼中闪烁着干涉主义狂热的战争贩子所包围，显得格格不入，就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为何如此？

其实他不过是在复诵美国国父们——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避免与外部世界任何部分建立永久联盟”的谆谆告诫，以及托马斯·杰斐逊所倡导的“与所有国家和平通商，真诚友好，但不与任何国家纠缠结盟”的朴素常识。

他所主张的，无非是一个主权国家最理性的选择：

奉行和平与自由贸易的外交政策，保持武装中立，仅在受到直接攻击或面临明确、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才进行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

然而，就是这番根植于美国立国精神的言论，让他与过去七十年里所有持同样清醒观点的人一样，被主流媒体和建制派政客们，迫不及待地贴上一个精心炮制、极具侮辱性的标签——“孤立主义者”。

“孤立主义者”这个词汇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奥威尔式谎言。

它系统地、恶意地颠倒了词语的本意，旨在混淆视听，扼杀理性辩论。

正如语言学家们所指出的，控制词汇的含义，是控制思想的第一步。

那么，荣·保罗博士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呢？

他倡导的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基于自愿原则的、最大程度的交往、合作与和平。

他主张拆除政府设立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让商品、资本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让个体成为国际交往的主体。

而那些慷慨地给他贴上“孤立主义”标签的战争贩子们呢？

他们倡导的，是用炸弹、无人机和航空母舰，去“交往”那些他们看不顺眼的国家和民族。

他们用制裁、封锁和颠覆，强行切断人民之间自发的经济文化联系，代之以国家意志的强制。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者”？

答案不言自明：

战争，才是最极端的孤立主义。

煽动家们的血腥盛宴

从奥派的视角来看，自由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自发秩序，是无数个体通过价格信号进行协作的精密网络。

在这个网络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清晨可以喝着哥伦比亚的咖啡，用着韩国芯片、中国组装的手机，开着德国的汽车，穿着越南制造的衣物，晚上或许还在观看一部由英国公司制作的流媒体剧集。

成千上万不同国籍、肤色、信仰的个体，从未谋面，却通过自由贸易这条看不见的纽带，和平地、高效地、互利地连接在一起。

这便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所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劳动分工与合作。

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所论证的，这种合作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更是和平的根本保障。

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兵戎相见的成本高昂到难以想象。

而战争，则会瞬间、暴力地斩断这一切由市场构建起来的文明纽带。

它用铁丝网、地雷、禁运和煽动起来的民族仇恨，取代了繁忙的港口、跨洋航线和民间友谊。

它把昨天的贸易伙伴，变成今天互相瞄准的敌人。

它迫使世界人民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注定贫困的民族主义堡垒里，摧毁了数十年来积累的资本与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曾瞬间瓦解了当时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创伤至今未能完全愈合。

因此，任何把“不干涉主义”（Non-Interventionism）污蔑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的人，其动机都值得深度怀疑。

这个人，要么是未能理解人类协作基本逻辑的蠢货，要么就是深知其道、却为自身或所属集团利益而故意撒谎的坏蛋。

他口口声声捍卫的“国家利益”，往往与普通公民的福祉背道而驰，其真实目的，是在系统性破坏人类文明赖以生存与繁荣的根基——自愿的合作与交换。

那么，一个核心问题随之而来：

既然战争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灾难，为何总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孜孜不倦地将国家拖入一场又一场遥远且不必要的冲突？

奥派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因为在政治这个“利益场”中，战争的成本被社会化、分散化，而其收益却被私人化、集中化。

对普罗大众，战争意味着税负加重、亲人逝去、物价飞涨、自由受限；

但对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而言，战争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令人垂涎的血腥盛宴。

谁能从战争中持续获益？

1、君主、独裁者与追逐“帝国荣耀”的政客。

对他们而言，战争是扩张权力、巩固统治、青史留名的捷径。

在民主国家，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海外军事冒险，往往能迅速拉升总统的支持率，转移国内矛盾的视线。

西奥多·罗斯福的“强人政治”与“大棒政策”，正是建立在美西战争及其后续殖民行动的基础之上。

2、与政治权力紧密勾结的国防工业复合体。

这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每一颗发射出去的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单价逾百万美元），每一架坠毁的F-35战斗机（单价近亿美元），每一艘新下水的航空母舰（福特级造价约130亿美元），都意味着国防承包商银行账户里数字的飙升。

他们通过政治游说、旋转门（官员退役后进入军工企业任职）和精心设计的竞选捐款，确保美国的军事预算永远维持在高位，甚至不断增长。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曾极具先见之明地警告过这个“巨大军事机构与庞大军火工业的结合”所带来的“不正当影响力”。

3、为国家暴力摇旗呐喊的无耻学者与“御用记者”。

他们构成了战争的意识形态引擎。

这些“御用文人”用精心包装的谎言和煽情宣传，为战争机器涂脂抹粉，将其描绘成“人道主义干预”、“推广民主”乃至“文明冲突”的必然之举。

作为回报，他们从基金会、大学、媒体和政府部门，获得了地位、研究经费、普利策奖和影响力。

当年为伊拉克战争鼓噪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便是此中典型。

4、国家本身，这个最大的利维坦。

正如美国批评家伦道夫·伯恩那句一针见血的名言：

“战争是国家的健康。”

没有任何事物，能像战争那样，让政府的权力像癌细胞一般不受控制地疯狂膨胀。

战时，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物价管制、征兵、审查言论、监控公民、扩大赤字、发行国债，这些在和平时期会遭到强烈抵制的措施，在“国家安全”的旗帜下畅通无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不仅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机器，更催生了《反间谍法》等压制公民自由的恶法，并完成了所得税的永久合法化，为日后政府无限扩张奠定了财政基础。

这帮人，共同构成了“煽动家”集团。

他们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信息优势和行政权力，通过撒谎、纵容和操纵民意来煽动战争。

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自己连一天兵都没当过，从未亲身体验过战场的残酷与荒诞。

我们有一个极其精准的词来形容这群人——“鸡鹰”（chickenhawks），即那些自己逃避兵役、却狂热鼓吹让他人子女去送死的战争懦夫。

战争决策背后的利益逻辑

翻开被官方叙事精心修饰过的美国史，几乎每一场重大的对外战争，背后都是这帮“鸡鹰”煽动家们精心策划的杰作，其决策逻辑完全符合上述的利益分析。

美国内战：关税与强权的祭品。

主流叙事将林肯神化为“伟大的解放者”，却刻意掩盖了战争的深层经济动因。

根据奥派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在《林肯的真实遗产》中的研究，内战的核心诱因之一是关税。

1861年通过的《莫里尔关税法》，大幅提高了进口工业品的税率，严重损害了以出口棉花、进口工业品为主的南方经济，实质上是北方工业利益集团对南方农业州的财富掠夺。

当南方各州依据《独立宣言》中“统治需经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宣布退出联邦时，林肯为了维持“永久同盟”的联邦神话，以及保障联邦政府的关税收入（当时关税是主要岁入），选择了战争。

他精心策划了萨姆特堡事件，诱使南方开第一枪，从而将自己包装成被迫应战的受害者。

这场宪法意义上的叛国战争（因宪法未禁止各州退出），屠杀了六十多万美国公民，并在此过程中极大地扩张了联邦权力，开启了中央银行（国民银行体系）和所得税的先河，将一个松散的邦联，转变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美西战争：黄色新闻与帝国狂想。

这场战争是一场纯粹的、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侵略。

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报系的“黄色新闻”为了销量，大肆编造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如“缅因号”战舰爆炸事件的煽动性报道），煽动公众战争情绪。

而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战争狂人，则视其为美国走向全球帝国的天赐良机。

战争的结果，美国夺取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并将古巴变为其保护国。

这不仅违背了美国“立宪共和国”的反殖民原则，更使美国堕落为与它刚刚击败的西班牙帝国别无二致的殖民强权。

门罗主义从此从“不干涉”的防御性原则，异化为“区域霸权”的进攻性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兵工厂的破产。

这本质上是欧洲腐朽皇室与帝国之间的一场“狗咬狗”的冲突，与远在北美的美国公民的安全毫无关系。

然而，伍德罗·威尔逊这个伪善的“进步主义者”，打着“为世界民主缔造安全”和“以战止战”的崇高旗号，将数百万美国青年送入欧洲的凡尔登、索姆河等血肉磨坊。

其结果，正如米塞斯和哈耶克所预言的，战争的破坏与《凡尔赛条约》的残酷惩罚，不仅摧毁了欧洲的经济结构，更直接催生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为二十年后更大规模的灾难埋下伏笔。

而美国的政治阶级、军工企业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则在这场战争中收获了空前的权力、荣耀和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的“新政”续命术。

传统的“正义战争”叙事在这里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据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了摆脱国内“新政”效果不彰、经济再次探底的困境，并实现其全球主义的政治抱负，有意识地、系统地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如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和最后通牒），引诱日本袭击珍珠港。

历史学家罗伯特·史汀奈特在《欺骗日》一书中，基于大量解密的美国海军和国家安全局档案，详细证明了罗斯福政府事先完全知晓日本的攻击计划，却扣留了关键预警信息，以牺牲太平洋舰队为代价，换取一个“团结全国、投身战争”的完美借口。

战争，成为了“一切政府开支计划之母”，最终结束了所谓的大萧条（实则是通过庞大的政府支出和数百万青壮年脱离劳动力市场而实现的虚假繁荣），并将美国彻底转变为一个拥有全球军事存在的“国家安全国家”。

越南战争：多米诺骨牌的愚蠢谎言。

这场战争建立在“一旦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整个东南亚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沦陷”这一毫无事实依据的地缘政治幻想之上。

五万八千名美国人和超过三百万越南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争催生了国内的社会撕裂、通货膨胀（林登·约翰逊的“大炮与黄油”政策）和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永久性崩塌。

而军工复合体，则在长达十多年的战火中赚得盆满钵满。

伊拉克战争：新世纪的谎言与代价。

这是最近的一次“胜利”。

一场基于“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彻头彻尾谎言（连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情报都漏洞百出）的侵略战争。

它导致了数千名美国士兵阵亡，数万人身心受创，数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并催生了“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怪物。

而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直接与间接成本，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估算，高达3万亿美元。

这笔巨款，足以重建整个美国的基础设施，或为每个美国家庭提供数十年的医疗保障。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爱国家，还是爱政府？

看完了这部由谎言、鲜血和特殊利益交织而成的煽动史，还要相信那些在电视屏幕和竞选集会上，挥舞着塑料国旗、声嘶力竭地要求“教训”某个遥远小国、将年轻人送上战场的政客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吗？

呵呵

他们不是爱国者，他们是这个合众国最危险、最虚伪的敌人。

他们是“爱国贼”——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

他们所谓的“爱国”，就是让你的儿子，去为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死在喀布尔的山谷或费卢杰的巷战中。

他们所谓的“爱国”，就是用你辛苦劳作缴纳的税款，去购买那些只会制造死亡、废墟与仇恨的武器，然后通过通货膨胀，悄无声息地稀释你储蓄的真实价值。

他们所谓的“爱国”，就是用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去侵蚀公民自由（比如《爱国者法案》）、积累天文数字的国债（军费开支是主要推手）、扩张官僚机构的权力，最终将这个国家拖垮成一个债台高筑、四处树敌的军事帝国。

那么，在这个谎言与真相交织的迷雾中，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答案是：

荣·保罗那样的“孤立主义者”——这个标签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污名化。

他们是不干涉主义者，是和平的倡导者。

他们是那些敢于在举国狂热中保持冷静，运用逻辑与证据，公开质疑政府战争谎言的清醒者。

他们是那些坚守国父遗训，捍卫华盛顿“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性同盟”外交原则的守护者。

他们是那些坚信和平、自由贸易与人类自愿合作，才是通往持久繁荣与更高文明唯一道路的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

他们爱的，不是那个由政客、官僚、间谍和军火商组成的、寄生在公民社会肌体之上的利维坦国家机器。

他们爱的，是“美国”这个理念本身——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严格限权的联邦政府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之上的、曾经伟大的国家。

这个理念，在奥派经济学看来，正是最有利于财富创造、社会和谐与个体尊严的秩序框架。

捍卫这个理念，反对其内外之敌，才是唯一值得真正的美国人去爱、去奋斗、去捍卫的美国。

而这，也正是奥派经济学从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与和平主义的逻辑起点，所必然推导出的政治伦理结论：

一个自由的国度，必须是一个和平的国度。

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政策，无论其包装得多么华丽，最终都将导向帝国的虚荣与共和国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