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期间，总有一波又一波代表委员和各行业人士提出各种“重要”建议。粮油安全重要，银发经济重要，老小区改造重要，文旅亲子重要，城市建设也重要……重要的领域数不胜数，仿佛每个都刻不容缓。

如果我们把这些建议全部收集起来，就会发现：目的的数量远远超过实现它们的手段。资源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重要性的呼声却是无限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重要”的事项，究竟哪些该优先实现？

在现行决策机制中，往往依据的是“支配者对这些领域的价值判断”——谁认为什么重要，资源就向哪里倾斜。而许多建议者则将资源的来源简单归结为“国家”二字，似乎只要搬出国家，资源就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手段的稀缺性与资本的“黏性”。所有生产活动都是通过一系列中间步骤——即资本财——来实现最终消费的过程。这些资本财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转换用途。它们大多具有特定的功能指向，有的完全无法转作他用，有的需要付出高昂的调整成本，只有少数可以较为顺畅地适应新的生产计划。

这意味着，当我们决定将资源投向某个新领域时，往往意味着必须从其他正在满足人们需求的领域中抽离资源。这些被抽离的资源，很可能原本正用于满足某些更紧迫的需求。而由于资本财转换用途的困难，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浪费——原有的资本可能被过早废弃，新的投资又需要时间才能见效。

那些慷慨激昂的建议者们，很少考虑他们的提议将如何影响经济系统的其他部分。他们像蹩脚的局部专家，只盯着自己关心的领域，却对整体经济系统的复杂联动性视而不见。他们高呼“某某领域至关重要”，却从不追问：用于这个“至关重要”领域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会不会导致其他更紧迫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谈重要性，三岁小孩都可以谈。“粮食重要吗？”“重要！”“老人养老重要吗？”“重要！”“孩子教育重要吗？”“重要！”——这种对话毫无信息量，因为它没有涉及任何权衡。

真正的经济决策永远是在边际上进行的：不是问“A重要还是B重要”，而是问“将边际单位资源投入A还是B，能产生更大的价值满足”。许多建议者缺乏的正是这种边际思维。他们习惯于全有或全无的论述，习惯于将问题简化为“国家应该重视某某领域”。

更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模式与计划经济的幽灵一脉相承。它隐含地假设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决策中心，能够准确判断所有需求的紧迫性，并完美地配置资源。

我们今天的生产布局和资本结构，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资本财是一个保守元素，它迫使我们调整行为以适应前人创造的环境。想象中的完美世界——所有产业都布局在最适宜的地点，所有企业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在现实中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因为立即抛弃所有现有资本、按照最新知识重新规划整个经济体系，其成本将高得无法承受。明智的做法是让现有资本在使用中逐步折旧，同时在新增投资和旧设备更换时采用更优的技术和布局。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消费者通过购买决策来最终决定。

那些呼吁“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某某新兴产业”的建议者，往往忽视了这种历史连续性。他们认为只要国家意志足够坚定，资源投入足够大，就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跃迁。但现实是，除非新地点的优势足够巨大，足以抵消旧资本提前报废的损失，否则这种强制性的产业转移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净损失。

每一门实证科学都从具体事件开始，通过个别论述走向一般化。这种专业化趋势使得学者可能成为某个环节的专家，而忽视整体图景。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却是致命的缺陷。

经济学家在处理任何问题时，自始至终都必须注视整个经济体系。他不能只看到某个建议的“好处”，而必须追踪它可能引发的所有连锁反应：资源从哪里来？价格信号会如何变化？人们的行为会如何调整？其他行业会受到什么影响？

许多建议者恰恰缺乏这种系统思维。他们“随时准备发明一些特别定理”，认为自己观察到的局部问题可以通过局部方案解决。他们主张“直接研究事实，不牵扯任何先入之见的概念”，但实际上却不自觉地应用着早已被证伪的民粹学说——比如认为资源可以无限创造，或者认为“国家”可以超越经济规律。

我的建议是：在你不真正理解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联动性之前，少提那些“万法归宗于国家财政”的建议。稍安勿躁，不要乱提，不要动不动就呼吁国家解决问题。

真正的改革智慧，不在于提出更多“重要”目标，而在于理解现有资本的特性、尊重个体取舍的指引。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每个决策都意味着放弃其他可能。认识到这种根本的稀缺性，才是负责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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