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我吃了这个药之后病好了，这个药就是有效的，是这个病治好了我的病。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某些人说这个药我亲测有效、某某用了我家的产品之后什么什么病好了。我一个从事护士工作的朋友，最近不幸陷入传销，在朋友圈里卖一种精油，今天看她说某甲用了我家的精油什么病好了，明天又见她说某乙用了她的精油什么病好了。粗略数了一下，涉及的疾病大概有十余种之多。以我对她多年的了解，我当然不会认为一向心地善良的她是在说谎编故事。那么，她的精油真的对这些疾病有效吗？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4.26-1776.8.25)在几百年前就对此提出了他的怀疑。举个例子，公鸡叫了，太阳升起。这两个事件相继发生，但是公鸡叫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原因。

在大航海时代，水手们普遍患有坏血病。到了1747年，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他将病人进行分组，其中一组吃橘子和柠檬，6天之后，只有吃柑橘水果的两人好转，其它人病情依然。从而找到了治疗坏血病的方法。

放血疗法在古代西方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流行了千年之久。不知道多少病人可以站出来说亲测有效，告诉你他之前得了什么病，最后通过放血之后“治好”了。1809年，苏格兰军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认真研究放血疗法，他采取的手段是分组临床观察，他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组，3组的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类似，所接受的治疗也一样，唯一不同就是两组病人不放血，一组病人接受传统的放血疗法，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和4个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的组竟然死了35人。

自愈能力是动物生病后与生俱来的自我恢复能力，亿万代进化自然形成的本能，自愈系统包含免疫系统、愈合再生系统、内分泌调节系统等多个分系统，是人体对抗疾病最重要的防线。除了少数像狂犬病这样死亡率100%的疾病，很多疾病都存在一定概率的自愈。自限性疾病是指疾病在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自动停止并逐渐恢复，只需对症治疗或不治疗，靠自身免疫就可痊愈的疾病。

感冒就是比较典型的自限性疾病，吃药一星期好，不吃药7天好。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肺炎也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大概有90%左右的患者可以自愈。

所以在评价一种治疗手段是否有效的时候需要通过实验对照组来排除自愈这种情况。

后来科学家又发现了安慰剂效应。在临床的时候要用安慰剂组作为对照组来排除安慰剂效应。也就是说，让一组病人吃药，一组病人吃安慰剂，来作为对比。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吃了啥之后病好了，亲测有效。假如一个病有一定比例的病人会不治自愈，那么我们无法排除他就是那个幸存者偏差。

如果某神医宣称他的药方对新冠病毒肺炎病人有效率高达90%，因为没有安慰剂组作为试验对照组，也许这些病人吃安慰剂也有90%的人会康复。近日，负责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曹彬教授对记者表示：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

所以，以后面对别人跟你宣称什么亲测有效、总有效率90%之类的时候，多一些怀疑精神，就少一些被忽悠。脱离实验对照组谈有效也是耍流氓。

脱离大样本、随机分组、双盲谈对照也是耍流氓

假如药品临床试验者把症状比较轻的病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分到试验组，把症状比较重的体质比较差的老年人和小孩分到对照组。然后得出的数据试验组比对照组要好。这也是不公平。怎么办？挑选病人和分组时必须要做到随机，不能搀杂任何倾向性，这样才能更公正，更客观。

后来人人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实，如果病人知道自己吃的是安慰剂还是药的话，会影响到效果的评价。如果医生知道病人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的话，对效果的评价以及统计上也会掺入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从而影响对实验结果统计的客观性。

传说小提琴旧的比新的好，于是科学家找来10名知名小提琴演奏家，蒙眼，给6把200-300年意大利名琴(包括5把Stradivari)和6把新琴(-20年)分别在排练室和大演奏厅，时间75分钟,要他们分辨琴的新旧,结果6/10选择了新琴。新琴在易演奏，音色，声音投射几项都超越老琴，但价格天壤之别。

有好事者做了个实验，去麦当劳买了一些食物，然后经过重新摆盘后参加美食节找美食裁判品尝，骗美食裁判说这是有机食品，结果美食裁判们一个个说很好吃，比麦当劳的好吃多了。

1950年代中期，美国东部25家退伍军人医院合作进行一个大型癌症临床试验，用以搞清几种癌症化疗药物在白血病上的疗效。李景均被任命为该团体的生物统计学家，负责了试验的统计设计工作，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随机化，即每个病人给予一个编号，之后按照编号给药。病人不知道自己是服用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医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病人究竟在服用药物的治疗组还是使用安慰剂的对照组。这就是所谓的双盲。这安排令很多医生愤怒不已，他们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强烈反对。他坚持己见，毫不让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理解了这两个原则的原理之后，支持李景均，并威胁如果不采用李景均的方法，他们将不提供资助。

好运医生医病尾

1921年胡适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中如此写道：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陆仲安是当时从事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位名医。觉得陆仲安用“黄芪十两，党参六两”治好了自己的病，而这种病那些“学西医”的朋友们“总不能完全治好”，所以自己对陆仲安心存“佩服与感谢”。

据1920年8、9月间的胡适日记，胡适“去年秋间得病”是脚肿痛，有时候会疼到无法行走，比如“脚上风气很厉害，站了三点多钟，竟不能走路了”。协和医生谢恩增怀疑是“积劳致心脏有病”（也就是《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或说是心脏病”的由来），建议他不要出门，在家中静卧修养。

因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胡适不知道自己的脚肿痛消失是休息自愈的结果，将“找陆仲安看病—脚肿痛消失”这个先后关系，错解成了因果关系。随着后来脚肿痛的不断复发，以及对自身病情认知的加深——1928年，医生黄钟开始使用奥姆纳丁（Omnadin）为胡适治疗感染。在没有磺胺药物与青霉素的前提下，已算是对症下药——胡适很快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此后不再说“陆仲安治好了我的病”，只承认“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且多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对坊间广为流传的“陆仲安治好了胡适的心脏病/肾脏炎/糖尿病”等说法，做了明确辟谣。

胡适先生讲究科学实证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的名言。连胡适先生也会陷入我吃了这个药之后病好了就是这个药治好了我的病这样的思维陷阱，普通人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我们不能轻信谁谁吃了我的药之后病好了，我亲测有效之类的话，而必须做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的缘故。

即便是癌症这么可怕的疾病，东京大学外科博士@勿怪幸医生在微博上贴出了一些自我消失的恶性肿瘤病例，其中一位病理活检确诊的口腔癌患者，未经任何治疗，3个月之内肿瘤完全自行消失。假如他在此期间吃了某草药,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认为是草药的药效。这就是为什么评价疗效不能靠“我亲眼见到"，而需要大样本对照试验。眼见也未必为实。

慎言治好/治愈

这则新闻标题里用了这个Cured这个词，意思是被“治愈”。

网友们马上不干了，指出应该用“recovery（痊愈）”。

那些利用全民恐慌收智商税、那些助纣为虐总想搞个大新闻的自媒体、记者、小编们，你们还要脸不？

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说：千万千万不能听说某种药有效，就敢给病人普遍临床应用。做为一个受过医学训练的人，贸然用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站在患者的角度，听说某某民间神医治好了谁的病，或者吃了什么亲测有效就贸然采用，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A：治愈了15人，神药啊！

B：万一这是安慰剂效应呢？

A：这药又吃不死人。

B：万一有慢性副作用呢？

A：人家是一片好心。

B：万一好心办坏事呢？

A：非常时期，死马当活马医嘛。

B：要不你来试试？

A：我有事先走了，改天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