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过，当政客们高呼“团结”或“统一”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让我们先捅破一层窗户纸：通常情况下，“政治统一”是那些渴望扩大国家权力的人所使用的专用术语。自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统一”就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依靠这句口号，强力部门往往无视地方势力和少数群体的反对，强行拼凑出庞大的民族国家。

对于那些在“统一进程”中处于劣势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问题。他们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政治统一，实际上会抹杀少数群体的独立性和自决权。换句话说，“统一”长期以来一直是那些热衷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人的口号和目标。

历史的教训：统一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扩张

看看历史吧。无论是19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党，乃至苏联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这些政权都宣称“政治统一”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之一。

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通过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1930年代行政国家的崛起，以及1945年后国家安全体系的建立，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膨胀。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国家也变得越来越“统一”，被置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政治统一的胜利，往往是以牺牲地区主义、分离权和地方自治为代价的。更残酷的现实是：政治统一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用来扼杀自由。要知道，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历来是人类自由的基石。

虽然“团结”听起来很美好，但在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要么选择统一，要么选择自由。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无法同时拥有这两者。

自愿的纽带 vs. 强制的枷锁

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统一”。

在私营部门和私人生活中，统一是件好事。家庭、教会或民间团体的内部团结令人羡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统一是自愿的，没有任何政客手里拿着枪逼着你加入。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退出，而留下来的人则继续保持团结。

但在国家层面，情况截然不同。国家不是靠自愿原则运作的。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多样性的增加，维持统一就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强制力。

如果一个政治体很小，成员拥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利益，那么他们达成统一所需的强制力就很小。正如卡洛·洛蒂耶里（Carlo Lottieri）所言：在一个微小的社区里，人们更容易有共同的诉求。换句话说，小型政治社区更具同质性；而在一个异质性很高的大社会里，为了强行达成“共同意见”，必然会有少数人的意愿被强行压制。

然而，使用暴力强迫统一的成本很高。因此，国家通常会试图通过宣传来减少对暴力的依赖。但这种“解决方案”远非完美，它迟早会失效。当宣传不再奏效时，国家最终还是必须诉诸暴力来维持所谓的“统一”。结果就是，任何希望从这个“统一整体”中退出的群体，都会面临国家的暴力镇压。少数群体会发现自己只能任由多数派支持的精英阶层摆布，因为后者垄断了强制力的使用权。

被误读的“美国往事”：20世纪的统一幻觉

许多美国人很怀念所谓的“黄金时代”，觉得那时的美国无比团结。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人们甚至说不清这到底是指哪个时期。

显然，19世纪的美国在文化、宗教、政治甚至语言上都谈不上统一。那时的美国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联邦，由拥有自治权的各州组成，容纳了大量来自德国、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后来又来了意大利人和东欧人。那时，旧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讨厌天主教徒，爱尔兰人甚至被视为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猿类之间的低等人。禁酒令期间的冲突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证明二战前的美国在文化上完全缺乏一致性。

那么，当怀旧者谈论“政治统一的黄金时代”时，他们指的通常是20世纪中叶，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共识”盛行的时期。

那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信奉一套狭隘的意识形态：支持罗斯福新政的福利计划、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反苏外交政策。两党之间虽有竞争，但也只是这种世界观下的细微差别。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认可的信息维持的，并通过公立学校和大众媒体日复一日地强化。当时，三大电视广播网络几乎垄断了所有媒体内容，公众被允许看到的观点范围被严格限定。

因此，许多美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殊不知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政治观点，几乎总是落在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信息控制所划定的框框里。那些偏离主流观点的人，通常被大学、出版商和电视台拒之门外。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居然还可能存在其他的观点。不管是意识形态、种族还是宗教上的少数派，在媒体上基本都是隐形的。

虽然偶尔也会爆发骚乱和反抗，但战后“辉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配合持续的媒体宣传，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当时那种脆弱的政治统一似乎是自愿的。像1957年艾森豪威尔动用国民警卫队对付阿肯色州这种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是因为在那段时期，这种赤裸裸的武力通常是不必要的。

共识破裂：当“统一”只能靠强力维持

但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

随着1970年代新的经济现实揭露了凯恩斯主义的弊端，自由主义共识开始瓦解。冷战的结束更是抽走了美国国家权力的一根重要支柱——没有了外部的苏联威胁，政府再难利用恐惧来训练民众乖乖接受它的任何指令。

在过去的25年里，随着失败的战争、监控国家的扩张以及通过通胀进行的各路企业救助，美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危机愈演愈烈。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按下了加速键，在数百万人的眼中，它彻底摧毁了医疗、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合法性。自疫情以来，几乎所有事情都被（正确地）视为意识形态之争，是用来对敌人行使政治权力的工具。

这就导致了如今“红州”与“蓝州”的深刻对立。旧的共识已经崩塌，经济正在衰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联邦政府其实只代表权贵捐赠者和深层政府，而不是普通百姓。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对于从医疗政策、毒品管制到移民和堕胎等各种联邦法令，来自地方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正如各州通过“废止权”（nullification）策略成功削弱了联邦大麻禁令一样，我们将看到更多利用州和地方法律来对抗联邦行动、以此剥夺联邦执法合法性的努力。（历史上，这种方法也曾成功削弱过联邦的《逃亡奴隶法》。）

恶性循环：通往专制的螺旋

这时候，那些主张政治统一的人就会坚持动用更强大的联邦权力，来强行维持统一和服从。

我们现在就能在移民冲突中看到这种动态。目前在华盛顿失去权力的“亲移民势力”，正试图利用州和地方政策以及激进主义者的动员，来对抗华盛顿的行动。毫不奇怪，如果白宫坐着一位共和党人，对联邦行动最激烈的反对往往来自所谓的“蓝州”。

结果就是，联邦反移民政策的支持者要求获得更多的联邦权力，进一步扩大联邦机构的警力。当反对统一的人试图利用地方权力抵抗中央时，上面的反应往往是进一步加强集权，试图用强力去实现那些无法通过温和手段达成的统一。

这种情况会随着哪个政党控制联邦机器而不断反转。各州、各城市以及在区域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少数派，都会寻求利用非联邦权力来隔离联邦的干涉。我们在堕胎、移民、毒品、枪支和医疗等问题上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有些人甚至会诉诸民众抗议，就像反封锁抗议者和反疫苗活动家那样。

在每一个案例中，无论哪个政治联盟在华盛顿掌权，都会要求统一并服从联邦政策。例如，当奥巴马掌权时，是州政府和激进团体试图利用州法律来对抗政府的移民政策。正如今天的特朗普支持者要求联邦强加政治统一一样，当年的奥巴马政府也宣称：“各州试图取代联邦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角色，我们不能有五十种不同的移民政策。”

于是，我们再次听到了那些支持集权和自上而下强加政治统一的人的老生常谈：中央政府必须拥有最终决定权，必须能够对其领土的每一个角落发号施令。

眼下，在特朗普治下，这对反移民活动家来说听起来很顺耳。但到了2029年新总统就职后，当联邦特工开始在枪支、疫苗、医疗保健等所有问题上强制执行联邦法令以再次“统一”国家时，这话听起来就不那么美妙了。

只要美国继续维持这种日益单一制的国家形态，这种通往专制的螺旋就不会停止。每一届新政府都会激起在野群体的反抗，紧接着就是联邦权力的层层加码，以确保“美国”保持“团结”。

结果将正如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所见证的那样：联邦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而在追求“统一”的名义下，它对国家的控制也越来越紧。除非美国人最终放弃对“统一”那种浪漫而天真的幻想，开始要求分歧、分割、地方分权，甚至某种形式的解体，否则我们将无法逃脱这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