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印度当作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其实暴露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将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简单等同。这种错误认知不仅体现在对印度的判断上，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着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的组合方式。

让我们先看看南美洲的两个典型案例。智利在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1973-1990）实行的是典型的"独裁+自由市场"模式。这位通过政变上台的独裁者，在经济上却全盘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的主张，推行了当时世界上最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大规模私有化、取消价格管制、开放国际贸易、放松金融监管。到1980年代中期，智利国有企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73年的39%骤降到12.5%，关税从平均94%降到1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国阿根廷，这个长期保持民主选举的国家，在经济政策上却一直延续庇隆主义的干预传统，实行高关税、强监管、大福利的准社会主义政策。这两个南美国家的对比生动说明：民主不等于资本主义，独裁也不等于社会主义。

这种政治经济组合的多样性在亚洲同样明显。新加坡在李光耀领导下建立了"威权体制+自由市场"的独特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印度则相反，作为"民主体制+计划经济"的代表，长期陷入"印度式增长"的困境。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证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可以引入市场经济要素。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固执地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呢？这要追溯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美苏两大阵营为了争夺话语权，刻意构建了"民主=资本主义=进步，专制=社会主义=落后"的简单叙事。这套叙事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很多人不假思索接受的"常识"。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50年代的名言"自由选举必然导向自由市场"，就是这种思维的代表。但印度、阿根廷等国的实践无情地戳穿了这个神话。

我们误判印度经济性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双眼。看到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私营小商铺、宝莱坞电影里的奢华场景、塔塔集团这样的商业巨头，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证明。殊不知在1991年改革前，这些私营企业就像被拴着铁链跳舞——开个工厂要盖几十个章，扩大生产要政府批准，连生产什么产品都不能自己决定。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在1970年代想扩建钢铁厂，结果等了整整五年才拿到许可证。这种经济还能叫资本主义吗？分明是戴着民主面具的计划经济。

国际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强化了这种误解。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印度时，总是突出其民主选举、私营企业等"资本主义元素"，而对其实施的价格管制、工业许可证、外贸垄断等计划经济特征轻描淡写。这种报道倾向并非偶然，而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解密档案显示，美国新闻署曾明确指示驻印记者：“报道印度经济时，要避免使用社会主义等敏感词汇，多强调其与西方制度的相似性。”

同样地，在报道智利时，西方媒体总是刻意淡化皮诺切特的血腥统治，而大肆渲染其经济自由化成果；报道阿根廷时则相反，强调其民主制度，却很少提及其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倾向。这种选择性报道造就了几代人对这些国家经济性质的错误认知。

印度自己的政治话语也助长了这种误解。印度政客们很早就发现，在国际场合强调"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身份能带来诸多好处，于是有意无意地弱化其经济体制的真实性质。尼赫鲁就深谙此道，他一方面在国内大搞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却以"民主领袖"自居。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今天，很多印度人自己都相信他们的国家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阿根廷，那里的政客总是用民主价值观来包装其经济民粹主义政策，让外界误以为这些政策是民主制度的自然产物。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因素：人们总是倾向于用已知概念理解陌生事物。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民主和资本主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很难想象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就像很难想象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这种思维惯性导致他们在观察印度、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时，自动过滤掉了不符合认知框架的事实。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犀利地指出：“西方人看发展中国家，就像透过一面哈哈镜，看到的永远是自己想象的投影。”

打破这个认知误区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现代世界的多样性。印度用自身经历证明，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可以有多种组合方式。把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就像认为所有穿西装的人都讲英语一样荒谬。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已经严重阻碍了我们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真实面貌。

当我们放下成见重新审视这些国家时，会发现远比标签更丰富的现实：智利证明自由市场可以与独裁统治并存；阿根廷展示民主制度可以孕育经济民粹主义；新加坡创造了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印度则实现了民主框架内的计划经济。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要复杂得多。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印度的经济改革如此艰难——它要改变的不仅是一些具体政策，更是半个世纪形成的整套制度惯性和思维定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拉美国家总是在民粹主义与市场化改革之间摇摆不定。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真实面貌，不仅是一次知识更新，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革新。只有摆脱冷战思维遗留下来的简单二分法，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