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它针对的不是普通问答工具，而是能够模拟人格、思维和沟通方式，持续提供情感照护、陪伴和支持的AI服务。

新规要求平台识别未成年人，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用户连续使用超过两个小时，平台要提醒；发现用户过度依赖、极端情绪或者自残倾向，还要干预并联系监护人或者紧急联系人。上线相关服务、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注册用户达到100万、月活跃用户达到10万，也要开展安全评估并提交报告。

这些规定很容易得到支持。AI可能让人沉迷，未成年人缺乏判断力，情感操纵也可能造成损害。既然存在风险，当然要有人保护。

问题恰恰出在“有人保护”这四个字上。谁来保护？谁有权决定什么叫沉迷？谁来判断一个成年人和AI聊两个小时是否过量？又是谁，把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悄悄变成了平台和监管部门的责任？

风险是真实的。但风险不能自动产生权力。保护未成年人首先是家长的责任；成年人如何使用AI，则是成年人自己的选择。

成年人不是国家的孩子

罗斯巴德的政治伦理有一个简单起点：人拥有自己的身体，也拥有自己的时间、注意力和通过合法交换取得的财产。只要没有侵害别人，没有欺诈，一个成年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得到第三方批准。

他可以熬夜看小说，可以连续打游戏，可以和朋友聊一整晚，也可以把几个小时花在AI伴侣上。这些选择可能明智，也可能愚蠢。但自由从来不只是做正确事情的自由。只有允许人承担错误选择的后果，选择才真正属于他。

父爱主义最常用的理由，是“为了你好”。可一旦这个理由成立，权力就没有明确边界。今天规定两个小时提醒，明天可以规定每天最多使用多久；今天判断什么叫过度依赖，明天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情感、观点和生活方式不够健康。

成年人不是国家的未成年人。一个人没有因为使用新技术，就丧失对自己时间和精神生活的所有权。

当然，企业不能冒充真人，不能盗用数据，不能违反自己作出的合同承诺。欺诈、侵犯隐私和直接伤害都可以追责。但追究具体侵害，与预先规定所有人应当怎样使用产品，是两回事。前者保护权利，后者替代选择。

孩子是父母的责任

未成年人情况不同。他们的判断能力尚未成熟，需要监护。但需要监护，不等于监护权属于国家。

罗斯巴德在讨论儿童权利时说得很清楚：孩子不是父母可以任意处置的财产，而是“潜在的自我所有者”。父母拥有的是受限制的监护权，不能侵害孩子；随着孩子逐渐形成独立行动能力，监护权也应逐渐退让。

这套逻辑的关键，是把权利和责任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父母决定孩子用什么设备，安装什么软件，几点睡觉，是否可以接触虚拟伴侣，也承担判断错误带来的后果。他们了解孩子的年龄、性格、成熟程度和家庭环境，拥有监管部门不可能拥有的具体知识。

如果父母认为AI陪伴有风险，可以不用，可以设置家庭账户，可以限制时间，可以选择只有学习功能的产品。如果父母认为某种AI能帮助孩子学习语言、缓解孤独，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案。不同家庭可以作出不同判断。

国家制定统一规则，看起来替父母减轻了责任，实际上却在削弱责任。平台负责识别年龄，系统负责切换模式，算法负责判断依赖，监管部门负责规定边界。父母最后只需要相信“平台已经合规”。

这会产生一个非常典型的道德风险：控制权被拿走，责任感也会随之下降。谁真正关心孩子？是每天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承担后果的父母，还是按照统一流程填表、备案、评估的机构？答案并不复杂。

父爱主义为什么不断扩张

按照霍普的制度分析，判断一种安排不能只看它宣称的目的，还要看决策者承担什么成本、接受什么约束。家庭作错决定，后果直接落在家庭身上。企业作错决定，会失去用户、声誉和利润。监管者作错决定，成本却由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

这就是国家父爱主义与家庭监护的根本区别。家庭拥有具体知识，也承担直接后果。行政规则面对的是抽象的“用户”“未成年人”和“风险”，规则制定者既不认识这些人，也不为产品消失、价格上涨和创新停止承担损失。

在这种激励下，监管只会越来越保守。没有人会因为一款有价值的AI产品没有诞生而被追责；但只要出现一次负面事件，平台和官员就可能被问责。最理性的官僚选择，自然是多设一道评估、多留一份记录、多删一种功能。

企业的反应也可以预见。大公司可以养合规团队，做算法审核、安全评估、内容管理和风险预案。小公司承担不起这些固定成本，只能放弃产品或者退出市场。最后留下的不是最懂用户的企业，而是最能承担合规成本的企业。

父爱主义看起来在限制大平台，实际上经常替大平台清除竞争者。消费者得到的不是更安全的丰富选择，而是更少、更贵、更相似的产品。

真正的保护来自责任

真正有效的保护，不需要把所有人交给同一个监护人。成年人可以选择明确标识AI身份、允许删除数据、提供退出功能的服务，也可以拒绝它。家长可以购买带有时间限制、角色限制和消费限制的儿童版本。企业可以通过隐私承诺、第三方认证、用户评价和长期信誉证明自己。

不同产品用不同方式竞争，有些强调自由，有些强调安全，有些专门服务家庭和未成年人。谁判断得更准确，谁就获得用户和利润；谁欺骗用户、泄露数据或者造成可归责的伤害，谁就赔偿并失去市场。

这套机制并不完美。但它至少让决定者承担成本，让家长保有责任，让企业接受消费者选择。统一监管则把判断交给不承担直接后果的人，再把合规成本分摊给所有用户。

保护不是接管

AI伴侣可能被滥用，父母也可能失职，成年人也会作出错误选择。这些事实都不值得否认。但自由社会不是承诺消灭所有风险，而是明确谁拥有选择权，谁承担后果，谁对具体侵害负责。

罗斯巴德提醒我们，监护不是所有权，更不是国家取得普遍监护权的理由。霍普提醒我们，当责任与成本分离，善意口号就会变成不断扩张的权力。

孩子不是监管部门的孩子。成年人更不是。

家长不能把教育和监护责任外包给国家，然后又抱怨国家管得太多。成年人也不能一边要求权力替自己消灭风险，一边期待自己仍然拥有完整的选择。

保护一旦变成接管，最先消失的是选择，随后消失的是责任。最后，每个人都被保护成了需要终身监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