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国，以牧师的身份参与对希特勒及其党徒的软抵抗工作，最终，他因为常年参与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而于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纳粹德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他被党卫军紧急秘密处死。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就自杀了。而朋霍费尔去世时年仅39岁，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勇敢而伟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战后，能为人类结出什么样的思想硕果。

但也许是预感到纳粹不会放过自己，朋霍费尔在被关押的两年中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写成了《狱中书简》。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论愚蠢》，在该篇章中，朋霍费尔提出了两个洞悉人性黑暗与幽微的论断：

第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状态，而是一种道德状态。

第二，相比于备受谴责与警惕的邪恶，其实愚蠢才是人类良善最大的顽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由于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德式逻辑学训练，朋霍费尔的论说是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却又高度凝练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他的前一个论断——为什么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不是“智力状态”？

即便你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文科，没有受过高数微积分的折磨，你在中学时应该也接触过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极限、求导等等概念。在学习较高深的数学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确是明显的——有些学习者对这些概念一点就通，能熟练运用，而另一些人则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所在。

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状态”上的差距——中国人往往形容智商高为“聪明”，这其实很准确，因为智商高的人，的确就像视力好、听力强的人一样，能够见人所未见，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学科，那些属于低智力状态的人就像近视眼无法看清远处物体一样，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费尔所定义的“愚蠢”却并不指这种“看不到”的状态，而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形容不信者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晓。”

在冷战时代，美苏在航天、微电子、生物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竞赛，期间苏联由于高度重视理科教育与科研，其实培养了一大批绝不逊色于美国的相关专家。但邪门的是，在所有这些投入金山银海的领域上，苏联最终都全方位落败了——航天领域先胜后败，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被美国彻底反超。微电子和生物领域则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几条街，直到今天俄罗斯在芯片生产、生物医药等领域依然是绝对的弱国。

为什么苏联遭遇了如此的惨败呢？是苏联的科学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么？当然绝不是的。细究起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视而不见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苏联发生了史上最悲惨的航天事故，航天员科马罗夫在结束联盟1号飞行任务时因飞船坠毁而不幸牺牲。该事故与同时期爆发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让苏联在航空竞赛上慢了下来。但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航天局的科学家、乃至航天员科马罗夫本人，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飞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射升空了就有极大概率回不来了。但1967年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苏联高层向航天部门施压，为了展现苏联的制度优越性，必须强行上马一系列项目以“献礼”。于是决策者为了“献礼”就堂而皇之的无视了那些他们算得出、看得到的风险，以人命为儿戏，硬上、蛮干。

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其他学科上还有很多，比如微电子研究领域，苏联学者明明已经认知到了基于半导体的晶体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却硬着头皮走了十多年死磕过时的电子管的弯路，原因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同志下达的最高指示要求相关部门搞好电子管。

再比如生物学领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数以万计的相关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苏联科研人员在技术已经能够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正确的孟德尔进化论思想，而坚持过时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流氓李森科说服了斯大林同志，后者把孟德尔的进化论钦定为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书为苏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义的谄媚，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透出的最鲜明的气息，就是愚蠢。一种视真相而不见、活脱脱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苏联的科学研究，在智力上当然无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层面，它透露一种比对手更愚蠢的气质。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或曰一种道德选择——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后依然选择无视；在明明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的选择。愚蠢的行为只是它最终的外化，道德上的残缺方才是它的实质。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几乎随处可见朋霍费尔所谓的这种“愚蠢”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未必有什么残疾、甚至在许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计，但在言谈和行为中就是透出这样一种“蠢”气。交往中、饭桌上，当你跟他们谈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屠杀、迫害和人为的饥荒、灾难，他们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都显得麻木而漠不关心——“即便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说这些干什么？都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听。”

如果你进一步告诉她，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参照，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反思，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还可能再犯，已经获得的幸福生活也许会得而复失。他们会干脆把耳朵堵上，觉得你说这些“大道理”烦透了，我就想过我的日子，小确幸。

然后你才会体会到，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什么“精致利己”，就是一种毫无远见、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这是波士顿大屠杀纪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说明了一场灾难是怎样对一个愚蠢的人“温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残疾。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愚蠢的人在抛弃了对他人的同情、与对公义的追求的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了彻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发生、愈演愈烈的风险，最终在这风险中覆灭。

朋霍费尔在写作《论愚蠢》的时候，回忆了大量的他所接触过的、在纳粹时代生活的德国人，他发现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这些人也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能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拒绝警醒。

更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恶其实更难说服与战胜，因为一个单纯邪恶、能做成坏事的人，是并没有放弃逻辑力、和对事物的认知的，邪恶只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认知壁垒。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击败他的逻辑、把他从认知壁垒中拉出来，你还有希望能说服堕入邪恶的人，所以邪恶自身中就埋藏着毁灭自我的种子。

但愚蠢则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道德选择，是对一些事实和道理的视而不见。所以你没办法和一个彻底的蠢人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他会对你所有的事实和道理都选择蔑而视之。

“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思操心那个？”“饭都吃饱了，还操心那个干什么？”——这两句最常挂在许多国人最边上话，形象的说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道德状态。也显然是古代帝制两千多年愚民教育驯化最终得出的灿烂成果。它让人像猪一样只关心吃饱没吃饱。

而我们说猪很蠢，其实不是在说猪智商低（实际上猪在所有常见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为猪只关心吃饭的问题，吃饱喝足它就无所用心了，在没有挨最终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样快乐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认知能力弱，记忆力弱，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可是你跟他们交往和谈话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交谈或者争辩，而只是在跟一堆口号打交道。他们的头脑被严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几句类似于标语口号似的东西。

而他们就用这些标语口号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接纳这个世界，也没有悉心认知这个世界的愿望。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让头脑变得一片荒芜。

而主动或被动的愚蠢，都往往会产生一些伴生品——因为它的理想在于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会倾向于把其他所有的道德、荣誉乃至对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给一个外物。于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这样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温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俄罗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称那样，迅速的结束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俄为了这场战争将要付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实外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体煞有其事的分析说：俄罗斯领导人那是什么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触到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断一定是英明果断的，睿智富有远见的，是有一盘大棋在下的，你们就瞧好吧！

这种“俄版大棋论”在当时的中文舆论场上流传甚广，每个家族群里大约都有一两个人在传吧。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被这些论主疯狂推崇的俄决策者，其实也压根没有什么大棋在下、鲁莽开局后到底该怎么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团抓瞎。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盲目鼓吹个人崇拜、见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万岁、原地高潮的人，其实都是“”愚蠢”的典范——因为他们自己愚蠢，并甘于停留在这种愚蠢中，只接受定制化的标语和口号。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婴等待别人咀嚼过的食物一样，他们渴求、呼唤一个能为他们生产这些口号和标语的人。

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愚蠢总是和专制伴生的，如二战前的德国一样，一个在群聚后整体呈现出愚蠢文化的受众，会“呼唤”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来统治他们，而希特勒上台后，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又会有意加剧和强化德国人的愚蠢。1933年德国终结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启纳粹时代的“授权法案（德语：Ermächtigungsgesetz）”，全称其实叫《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当时全德国都没有几个人觉得（或者敢公开说）这个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国老百姓和希特勒可能都真的觉得政治这种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太痛苦了，是种折磨，有个元首来民众“消除痛苦”，这不好吗？

于是愚蠢就这样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来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自我阉割，甘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传染性？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实验”，它是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国进行的，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 画有三条直线A、B、C。

X的长度明 显地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X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显然答案应该选C。

但是，当实验者刻意在受试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儿”（实验合作者），并让他们当着真实受试者的面选择统一的错误答案，比如B，当每组七个人，错误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儿”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很少有真实受试者能坚持自己见解，依然选择正确的C。

少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美国——天天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国。

“阿希实验”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重复，实验者更换的问题都是最基础、常识的，但得到的实验结果却惊人的一致，事实证明常识的明显程度根本无法战胜更多的错误回答给真实受试者产生的“信息压力”——前面说出错误答案的人越多，受试者就越容易放弃自我思考、而屈从于集体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烟无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领先西方心理学研究数十年。而在现实社会中，你看那些专家教授求医问药、有病有灾的时候，也抵挡不住大师和托儿们合伙的三两句忽悠。如此低级的骗术总是屡试不爽。

当他们放弃思考，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就堕入了愚蠢之渊。

而在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越大的群体，越强调集体而非个人的意志，这样的现象就越走出实验室和杀猪盘，而变得多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现象。

人类的思维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因从众而愚蠢的思维bug？这也许可以从进化上去寻找原因。

人类所属的灵长目是一种普遍群居的动物，在长达上千万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都必须通过与所属群体的合作来生存，甚至我们的语言，最初也是为了在族群内沟通和交流、而非独立思考、认知世界才创造的。而对于一只猿猴来讲，服从和跟随族群进行一个错误的决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芜、没有果实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远远大于自己独立行动。因为猿猴离开自己的族群是难以生存下来的，即便生存下来也无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尔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这个“特立独行”的基因也会因为绝对数量太小、而“基因漂变”而淘汰掉。

于是久而久之，从众就在基因层面成为了一种刻入人类骨子里的一串代码，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压力沉重的群体当中，这种基因层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发。

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是勒庞所谓“乌合之众”、是鲁迅所谓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朋霍费尔所谓愚蠢——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复发，被无数的智者所提及，却从未被医治。

然而，人类毕竟已经不是猿猴，人类作为个体，要为群体所呈现的愚蠢负责，一个生活在二战中的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只是对良知的视而不见，就减轻罪责，燃烧弹和战败的苦难，终归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时代的巨轮会碾碎所有冷漠、事不关己与小确幸。

“他们的认知对得起他们的苦难”，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但这话其实是可以修正的，确切的讲，人类基于胆怯而非无知所呈现的愚蠢，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不过，”朋霍费尔最后说，“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勇敢思考，直面真相与良知，才是对愚蠢真正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