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6年。当时，我是巴西帕拉州一个宪兵营的副指挥官。帕拉州是巴西最贫穷、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我所在的营区，正负责首都最危险的街区。

凌晨3点40分，对讲机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密集的调度声。对于一个星期三的凌晨来说，这极不寻常。指挥中心向我汇报了情况。一起“闪电绑架案”正在发生。

犯罪分子在红绿灯处劫持了受害者的汽车。他们正逼迫受害者去自动取款机提取现金。我立刻赶往现场。眼前的景象简直像在拍电影。

现场到处是谈判专家、记者和救护车。这场对峙一直持续到了太阳升起。早上6点，两名绑架者终于投降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两人都只有19岁。

就在同一天下午，这两名罪犯就被释放了。对我们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在随后的羁押听证会上，法官主要关心的问题，仅仅是嫌疑人有没有被警察虐待。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巴西的司法体系中，实际上根植着一种“尽量减少监禁”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听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去倾听受害者或警察的声音。被告就这样大摇大摆地重获自由。法官接着淡定地审理下一个案子。

那么，受害者被抢走的钱呢？他们受到的心理创伤呢？社会为了安全逮捕这些罪犯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呢？很遗憾，这些统统都不重要。

对政府来说，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执法行动。警察展现了高效的行动力。法官证明了自己秉公执法。媒体拿到了吸引眼球的现场画面。甚至连罪犯，都在有组织犯罪团伙中捞到了名气。

可是，那对刚从女儿生日派对上回家的中年夫妇呢？作为真正的受害者，他们甚至连政府心理医生的哪怕一次探视都没有得到。

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我看着这种被称为“巴西犯罪”的恐怖剧集不断上演。多年以后，我终于在一位法国人类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这种现象的名字。但在谈论他之前，我们得先看看两位经济学家是如何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不过，他们都失败了。

两位经济学大师的“不及格”判决

让我们先算一笔账。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他的经典论文《犯罪与惩罚：一种经济学方法》中，将罪犯视为理性经济人。他提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对一个社会来说，综合考量执法成本与被盗资产的价值，“最优”的犯罪率应该是多少？

贝克尔认为，把罪犯关进监狱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囚犯在监狱里不创造任何价值。更糟糕的是，这根本无法弥补受害者的任何损失。

这种算法属于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他们看来，哪怕是罚款，至少也能把资源转移给某个人。这总比把资源白白烧进昂贵的监狱系统要好得多。

另一位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则完全拒绝了贝克尔的功利主义框架。在《自由的伦理》一书中，他认为犯罪是对个人正当财产的侵犯。唯一的正义，就是让受害者得到双倍的赔偿。

这意味着什么呢？罪犯必须全额退还拿走的东西，并且要为这种抢夺行为支付同等金额的罚金。在罗斯巴德的视角下，监狱同样毫无用处。因为受害者什么也没得到。

不仅如此，受害者随后还要通过纳税，来供养和安置罪犯。这等于是被“合法抢劫”了第二次。

你看，一位讲究实用成本的学者，和一位强调天赋权利的理论家，在方法论上分道扬镳，却在结论上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监狱系统彻底失败了。

贝克尔将监狱称为资源浪费。罗斯巴德则将其称为制度不公。要知道，这两位学者在学术上几乎永远不可能站在同一边。

按理说，一项同时没能通过这两项理论测试的政策，应该是极其脆弱的。但在现实中，无论是在巴西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结果却恰恰相反。“建更多监狱，抓更多人”，依然是世界各地政客们赢得选票的万能法宝。

标准答案的局限：是谁在渴望惩罚？

对于这种现象，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狱警工会需要保住饭碗，建筑商渴望拿到建监狱的巨额合同，而检察官和警察则依靠定罪数量来铺平自己的政治道路。

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集中，成本分散的案例。少数群体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代价却由全体纳税人默默承担。

很好，这确实解释了是谁在利用这种“对惩罚的渴望”来牟利。但这并没有解释，这种渴望本身是从哪里来的。

假设有一位住在封闭式高档社区的选民。他几乎永远不会和街头罪犯打交道。但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那个高喊“建更多监狱”的候选人。而当有人谈到要给受害者提供补偿时，他却耸耸肩表示不关心。

利益集团只是在迎合大众的这种胃口。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这种胃口？

隐藏的机制：刑罚系统就是一场“献祭”

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在著作中指出，古代社会通过一种“献祭机制”来控制群体中积聚的竞争与紧张情绪。

这种机制是这样运作的：选定一个受害者，把社会所有的罪恶感都强加到他身上。然后杀掉或驱逐他。在这个仪式结束后，人们就会感觉到和平重新降临。

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揭示了“替罪羊”往往是无辜的。从那以后，没有人能再心安理得地进行公开献祭了。因此，这种机制只能伪装起来，暗中运转。

如果我们将刑事司法系统视为一种现代的献祭仪式，一切就解释得通了。站在被告席上的罪犯，承担的远远不止是他自己的罪行。他还承载了整个社会的焦虑。

社会大众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赎清罪孽并释放压抑的愤怒。而监狱，就是这座现代祭坛。刑罚系统生产的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更是一种公众情绪的宣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贝克尔和罗斯巴德的理论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当政客们在讲台上高喊“死掉的罪犯才是好罪犯”时，社会大众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西，这句口号足以赢得大选。

这些选民将“杀鸡儆猴”式的严惩，视为换取社会和平的先决条件。人类社会虽然走出了原始时代，但仪式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件外衣。

我们把这种新仪式称为“伸张正义”。这其实就是古人称献祭为“神明旨意”的现代版本。

当仪式失效：不受控制的社会暴力

让我们回到2016年那个处理绑架案的凌晨。里面的一些细节，我花了好几年才真正想明白。在那一天，这个献祭仪式只完成了一半。

抓捕过程的舞台布置非常到位。黎明前的警戒线，紧张的谈判，罪犯的投降，还有那些渴望拍到独家画面的媒体。这些提供了当天所需的情绪宣泄。

但是，法庭随后的释放决定，阻止了这场仪式的最终完成。吉拉尔对这种现象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献祭危机”。

当仪式未能彻底释放社会的紧张情绪时，暴力并不会凭空消失。相反，它会以不受控制的形态四处蔓延。

一个国家如果把刑罚当作纯粹的作秀，又未能真正惩罚替罪羊，就会同时遭受两场瘟疫。

受害者没有得到罗斯巴德所倡导的财产赔偿。而大众也没有得到吉拉尔所描述的情绪宣泄。于是，愤怒的公众开始自己去寻找祭品。私刑、群众暴力、地方武装势力的扩张，以及对警察暴力的盲目崇拜，便由此诞生。

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得出结论：解决办法就是把献祭仪式彻底执行到底，把犯人都关起来。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执行了这套机制。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狱人口。但这给美国买来和平了吗？没有。它有把一分钱还给受害者吗？同样没有。

事实上，巴西式的逍遥法外和美国式的大规模监禁，并不是硬币的正反面。它们只是同一场献祭游戏里，两种不同的失败模式。

真正的闭环：用劳动赔偿打破僵局

犯罪带来的社会紧张局势，其实源于一笔“未结清的账”。有人拿走了东西，却逃避了买单。

惩罚，仅仅是在象征意义上结清了这笔账。正因为如此，这种惩罚仪式必须永远重复下去。因为观众的情绪胃口是永远无法被彻底填满的。

只有真实的受害者赔偿机制，才能真正结清这笔账。让犯罪者本人亲自向他的受害者做出公开赔偿，这本身就包含着献祭的仪式感。

在国家垄断司法系统之前，那些能够有效遏制复仇循环的法律体系，都是建立在赔偿机制之上的。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命价”制度。这种公开的补偿性支付，用金钱取代了鲜血，平息了家族世仇。

公开的赔偿，恰恰是罗斯巴德的赔偿理论和吉拉尔的献祭理论的交汇点。如果账本不结清，复仇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严刑峻法只是把债务人烧成了灰烬。逍遥法外则是直接撕毁了欠条。无论哪种情况，受害者都独自承担了所有损失。这种强烈的不公感，正是滋生暴力和民粹主义选票的完美温床。

直面现实：穷凶极恶的罪犯怎么赔？

作为一名前线执法者，我必须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反驳。纸面上的赔偿机制看起来很优雅。但我抓捕的大多数罪犯，穷得连一张还给受害者的公交车票钱都掏不出来。

一个身无分文的19岁青年，并不会因为法院判了他双倍赔偿，就能凭空变出资产来。我带着这个疑问度过了很多年。这度让我觉得，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是一群从未真正接触过残酷罪犯的空想家。

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反驳找错了靶子。它并没有推翻赔偿机制本身，而是建立在一个幻想之上：即认为赔偿就是让罪犯给受害者开一张支票。

实际上，罗斯巴德早就承认，赔偿可以通过长期的工作来逐步偿还。这很难实施吗？确实很难。但我们需要算一笔大家都不愿算的账。

我们现在已经在花费巨资，把成千上万破产的罪犯关进笼子里，养他们很多年。一个愿意掏这笔巨款来维持“铁窗社会”的国家，绝对有能力建立一个监督罪犯劳动的系统。

让他们通过工作，一点点还清对受害者的欠款。真正阻碍我们这样做的，不是财政预算不够。而是这种做法不符合大众渴望看到“献祭仪式”的心理诉求。

找回那对夫妇的尊严

长期以来，这种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法律体系一直在吃败仗。它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它的逻辑不够好。而是因为它输给了一种原始的仪式需求。这是人类这个物种所拥有的最古老的社会技术。

在每次选举中，这种理性的呼吁都会继续失败。直到有人敢于大声揭露这个机制的真相：刑罚系统真正产出的，只是公众情绪的集体宣泄。而这笔昂贵的账单，至今仍由受害者在默默支付。

贝克尔证明了这座祭坛太费钱。罗斯巴德证明了它极度不公。而吉拉尔解释了它为什么至今仍然屹立不倒。

将劳动赔偿作为一种公开仪式，是目前桌面上唯一能同时通过这三项测试的方案。它既满足了贝克尔的成本控制，又实现了罗斯巴德的正义标准。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祭坛永远无法满足的社会情绪渴望。

此时此刻，在巴西的某个角落，那对刚从女儿生日派对上开车回家的夫妇，仍在等待着。他们依然在等待这个国家的某个机构，能把他们被夺走的东西，当成司法体系真正该关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