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春天，许家印在香港的豪宅，被挂牌出售了。

这栋位于山顶布力径的别墅，曾经是“许皮带”俯瞰维多利亚港、指点江山的权力象征。

如今，它像一个失宠的妃子，蒙着灰尘，等待着下一个主人的垂青。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碧桂园，杨老板的千金，也在变卖自己的私人飞机。

孙宏斌的融创，正在为几百亿的债务，跟债主们磨破了嘴皮子。

牌桌上，一个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正在黯然失色。

这是一场迟来的出清。

是市场这把最无情的刀，在刮去过去二十年房地产泡沫中，那些腐烂的、坏死的肌肉。

破产、重组、变卖资产……这些词，听起来残酷，但对于一个追求健康的经济体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新陈代谢。

就像一片森林，老树倒下，才能给新苗腾出阳光和土壤。

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大出清，会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将那些高杠杆、高负债的民营房企，一个个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在这场牌局中，最大的那个玩家，很难被出清。

它，才是中国房地产这场史诗级泡沫中，最深的底牌，也是今天最麻烦的一道死结。

要说清楚这个庄家是谁，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1994年。

那一年，搞了一场叫“分税制”的改革。

简单说，就是把税收的大头，划给了中央。地方政府，一下子就从“富二代”变成了“穷小子”。

日子要过，公务员的工资要发，马路要修，广场要建……钱从哪儿来？

土地财政开始了。

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最牛逼的商业模式，诞生了。

地方政府，摇身一变，成了全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土地供应商。

它们的玩法，简单粗暴，但有效得惊人：

征地：从农民手里，用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把农田、荒地，变成“国有建设用地”。

2. 高价出让：把这些地，通过三通一平后，在“招拍挂”的市场上，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给那些嗷嗷待哺的开发商。比如，许家印、杨国强这些人。

3. 抵押融资：把还没卖出去的地，甚至把未来的卖地收入，打包成资产，塞进一个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的马甲公司里。然后，拿着这些“资产”，去银行、去信托、去资本市场，借来海量的钱。

4. 大搞基建：用借来的钱，修路、建桥、盖新区。这些光鲜亮丽的基建，一方面拉动了GDP，成了官员的政绩；另一方面，又让周边的地价进一步上涨，为下一轮“卖地-融资”循环，提供了弹药。

看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强化的闭环。

在这个闭环里，地方政府，扮演了三个角色：

唯一的土地供应商。

最大的基建工程发包方。

以土地为核心资产的、最大的融资主体。

把这三个角色合在一起，它是什么？

它就是全中国最大、最硬核、背景最深的房地产开发商。

许家印的恒大，在它面前，就是个弟弟。碧桂园的宇宙第一房企，在它面前，连提鞋都不配。

它，才是这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房地产大牛市中，真正的“庄家”。

每一个读过米塞斯或者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人都知道，这种由****信贷驱动的、非市场化的繁荣，最终一定会导向什么。

导向一场大萧条。

但萧条不是坏事，萧条是恢复健康的唯一正确方法，虽然过程很痛苦。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讲得清清楚楚。

当银行（在中国，主要是国有银行）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向地方政府这个“超级开发商”提供了海量的、看似没有风险的廉价信贷时，整个市场的价格信号，就被彻底扭曲了。

这些钱，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真实需求去配置，而是大量地涌入了房地产和基建这两个领域。

这些，在超发货币的错误价格引导下，很多的土地开发及后面的房地产开发，是典型的“错误投资”。

是在一个被信贷泡沫扭曲的信号下，做出的非理性决策。

当泡沫还在吹大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快乐。

地方政府，卖地卖得手软，政绩斐然。

开发商，借钱拿地，房子不愁卖，赚得盆满钵满。

银行，贷款放出去，有土地和政府信用作抵押，看起来稳如泰山。

老百姓，买了房，看着资产一天天升值，觉得自己是投资天才。

这是一场集体的狂欢。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赢家。

但靠信贷扩张吹起来的繁荣，就像给病人打吗啡。 当下很爽，但药效一过，痛苦会加倍袭来。

从2021年开始，药效，过去了。

中央决定主动刺破泡沫，“房住不炒”的紧箍咒念起，当三道红线压顶，当疫情的冲击到来，当老百姓的收入预期逆转……

那个吹了二十年的巨大泡沫，开始漏气了。

房价下跌，土地流拍，房子卖不出去。

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了。

许家印倒了，孙宏斌倒了，无数个中小开发商，悄无声息地倒在了沙滩上。

市场出清的时刻，到了。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用它最冷酷、但也最公正的方式，来纠正过去二十年的错误。

它要求，所有在泡沫中做了错误投资的玩家，都必须付出代价。

该破产的，破产。 该倒闭的，倒闭。 该变卖资产还债的，变卖资产还债。

只有这样，那些被“僵尸企业”占用的资源，才能被释放出来。整个经济，才能完成痛苦但必要的“出清”，然后轻装上阵，重新出发。

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牌桌上那些民营的“小弟”们，可以一个个地清算出局。

但那个最大的庄家，那个名叫“地方政府”的超级开发商，怎么出清？

它，能破产吗？

理论上，一个企业，资不抵债，就该走破产程序。

我们假设，把所有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打包成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就叫“中国地方建设集团”。

那么，按照市场的规矩，当这个集团因为房地产业务的崩溃，而背上了高达几十万亿的巨额债务，并且其核心资产（土地）的价值又在不断缩水时，它早就应该破产清算了。

出清的程序也很简单：

把集团手里所有能卖的资产，不管是办公楼、数据中心，还是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旅游景区的门票收入，通通拿出来，打包，打折，在市场上公开拍卖。

卖得的钱，按照顺序，先还银行的贷款，再还那些买了城投债的投资者的钱。

还剩下的，如果还有的话，再谈别的。

这个过程，就叫“市场出清”。

它会让所有为这个超级泡沫提供了资金的人，都承担相应的损失。银行会产生巨额坏账，买城投债的机构和个人，可能会血本无归。

很痛，非常痛。但这是唯一的、能让市场恢复健康的办法。

因为，它用真金白银的损失，给所有人上了一课：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以后谁再敢闭着眼睛给这种项目投钱，就得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

只有这样，未来的信贷资源，才会真正流向那些有效率、有回报的领域。

但现实，是这样吗？

不是。

现实是，这个名叫“地方政府”的超级开发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

它大到不能倒。

因为它背后，牵扯着银行系统的稳定，牵扯着地方政府承担的各种刚性支出，更牵扯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

我们看到，中央定的策略一开始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坚持谁举债、谁负责，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严格落实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债务人和债权人依法合理分担风险。同时，将加大督查问责的力度，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措施，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完全能够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这符合出清的规则。

但是，由于债务规模太过庞大，有些地方，光是利息支出，就接近了全年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调整起来很困难。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拧巴的操作：

“救市”。

中央财政出手，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用“借新还旧”的方式，来帮地方政府延缓债务压力。

银行被要求，继续给那些已经还不清旧债的地方平台，提供新的贷款，帮助它们“化解风险”。

这本质上，是什么？

这本质上，是在阻止市场的正常出清。

是在给那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僵尸”，继续打吗啡，继续输液。

日本有过三十年的教训。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房产泡沫破裂后，政府救了三十年的市，为了保护日本的大企业不倒，日本的央行甚至成为了所有大企业最大的股东。

由此，日本进入了三十年的停滞期，因为市场不能被出清，就导致新的资本扩张难以出现。

这种“救助”，短期内，似乎稳住了局面，避免了硬着陆的风险。

但长期来看，它是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为过去的错误买单。它是在用未来的、更长久的停滞，来换取眼前的、暂时的稳定。

它让那些本该为错误决策负责的机构和个人，逃脱了市场的惩罚。

它向整个市场，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大而不能倒”的信仰，依然有效。

甚至以上都是次要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影响整个市场的出清，导致萧条期的延长。

恒大的供应商，都有大量破产的，商票拿不到钱，就得认栽。

但地方政府的供应商，却还有希望，甚至被要求必须还钱。

如果地方政府参与房地产开发的行动，事实上是一种企业行动，那么，他们的供应商，也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

不还钱，才是市场的正常出清手段。

但地方政府的特殊性，导致了难以选择这种手段。

如果地方政府的供应商就可以逃脱市场的出清，那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不畏风险，不顾情势，少与民企合作，而天天凑在地方政府这里接工程。

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其实，出路只有一条，简单明了，但做起来难如登天。

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像一个真正的、濒临破产的企业一样，刮骨疗毒，断臂求生。

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售资产，自救。

别再指望中央的“奶”了。自己把家底翻出来，看看有什么能卖的。

你手里那些漂亮的政府大楼，能不能卖掉一部分，租个小办公室办公？

你建的那些空荡荡的科技园、会展中心，能不能打个折，卖给民营企业去盘活？

你控股的那些地方国企，不管是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还是地方银行、信托公司，能不能把股权拿出来，卖给更有能力经营的社会资本？

你那些高速公路、桥梁、港口的收费权，能不能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卖给市场？

一句话：一切能变现的，都尽可能拿出来还债。

这是一个痛苦的“资产负债表收缩”过程。

它意味着，政府要过紧日子，要裁减冗员，要从一个“投资型政府”，退回到一个“服务型政府”。

但这也是唯一的、能够靠自身力量，走出债务泥潭的正道。

然而，难点也恰恰在这里。

第一，债务的窟窿，实在太大了。

很多地方的债务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有资产能够变现的总价值。

第二，大量的资产，是所谓的“非经营性资产”。

比如那些宏伟的广场、博物馆、体育馆，它们好看，但它们不赚钱，根本卖不出去。

第三，也是最难的，是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出售国有资产，必然会触动无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这个过程，远比印钞和发债，要痛苦得多，复杂得多。

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根据公司盘活存量资产的需要，公司拟将持有的柳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污水公司”)90%股权、柳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自来水公司”)51%股权以及沙塘工业园污水处理厂、石碑坪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洛维工业集中区给水加压站等一批涉水资产以24.73亿元价格转让至广西北部湾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部湾水务集团”)，交易金额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年末净资产的3.80%。

这，才是中国当下最麻烦的一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是一个深刻的、牵涉到体制、利益和未来抉择的“硬骨头”。

牌局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那些曾经在牌桌上呼风唤雨的小玩家们，正在一个个地被抬下场。

而那个最大的庄家，那个名叫“地方政府”的开发商，正孤独地坐在那里，面对着自己一手造成的、堆积如山的债务。

它无法像许家印一样，宣布破产，一走了之。

它也无法像过去一样，靠着吹更大的泡沫，来掩盖旧的窟窿。

它面前的路，只有一条。

但那条路，荆棘遍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最大的玩家，最终会如何选择。

是选择继续打吗啡，在虚假的稳定中，慢慢走向“日本式”的僵尸化？

还是选择拿起手术刀，对自己来一次痛苦的、彻底的切除手术，以换取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明天？

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着这个答案。

而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