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他们自以为是、先入为主地为历史静态事件设定各种有利于结果的条件后，在黑板上总结出一个个自欺和欺骗的结果...马克·吐温

​ 统计，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你算一下这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其中子女教育、水电费、外出聚餐到底有多少，看看有哪些开支可以节省，这就是统计。企业统计一下收支情况，利用货币价格计算出成本与收益，以决定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也是统计。

所以谁都会统计，都在统计。每个人都是统计数据的供给者，同时也是他人提供的数据的消费者。统计的作用在于掌握以往的历史状况，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但是很明显，统计属于历史的范畴。统计数据是历史数据、静态数据，而人的行动是动态的，面向未来的，纯粹依靠统计数据来做决策，是不靠谱的。

诺基亚要是凭借历史数据认为，下一步应当维持手机的产量，那它就错了，因为苹果会将它打得满地找牙。消费者的主观偏好、以及市场价格，是在不断变化的，若是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价格、不变的价格，那你就等着亏损和破产。

所以统计绝无可能统计出企业家才能、默会知识、主观价值这些东西。一个企业家决定如何经营，这种还没有产生的数据，你如何统计呢？我说我喜欢苹果胜于桃子，你统计个毛线？这些范畴是不可能用数学方式量化的，也不可能跨人际比较和加总、平均，因此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统计的，然而它们对于人的行动和市场经济却至关重要。

而且，统计数据本身并不能揭示任何问题和规律性，数据本身就需要被解释。同样的数据，用不同的理论，可能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进行历史的个性化理解，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

企图从统计中发现任何规律性，以为人的行动领域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以为价值可以客观地量化，这才是最大的迷信。

一个统计学家尽可以去统计汉武帝开疆拓土带来的战马、兵器生产而产生的GDP，还可以统计出那时候就业率非常高。跟屁虫历史学家会说他雄才大略并且使其成为主流叙事，但是有点常识的人都能解读出这叫穷兵黩武民不聊生；就业率那么高，不过是因为青壮年都去战场送死去了。

从统计数据这个结果中，你既无法发现数据形成的过程，也不能知道组成这个数据的结构形态，更不消说人们的心理状态。

例如一家企业的固定资产项目，你要是光看统计数据，可能疫情三年内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却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数据只是账面数据，资本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在要卖的话可能已经一文不值。

统计数据看到居民存款还在大幅增加，要是以为民众变得更有钱了，所以要刺激消费，那就非常扯。货币供应量一直在增长，然而有些人拿到了巨额的信贷资金，有些人没有拿到，你把二者加在一起，这就相当于把姚明和潘长江加总在一起，这不是胡闹吗？而且，那些数据也并不是储蓄增长，而是减少了投资、从投资中撤回资金，增加现金持有，表明对未来的信心下降。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意义重大，但是你咋统计？统计个寂寞？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统计的局限性。

但不论怎样，企业和个人的统计，风险是自担的，你把数据利用错了，决策错了，自己承担亏损即可。

然而另外一种统计数据，就非常要命，那就是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

比方说失业率。

这个数据的统计方法采用的是调查问卷。这个方法本来就令人充满疑惑。人是会说谎的，人的真实偏好只能通过行动、而不是语言反映出来。这是一。第二，即便不说谎，既然是问卷，就是抽取一部分数据，样本有限，必然无法反映全貌，影响统计的准确率；第三，抽样范围的不同，就会影响最终的数据。

其次它的计算方法也极不科学。只要你在调查时间点前一周，工作了1小时以上并且取得报酬，或者虽然你供职的企业都已经停工了不发工资了，但你仍然在职，那就不算失业。还有，没有工作意愿的人，属于非劳动力，不计算进入劳动力总数。

这就问题很明显了。没有人会认为一周工作了一小时就是就业；也没有人认为有个劳动合同在身就是没失业。至于所谓工作意愿，就更扯了，你一个月给我1500，我就没有工作意愿，不如躺在家里吃救济或者啃老，但你一个月给我1万，我肯定从床上爬起来有意愿了。

所以失业本身并不是问题，以什么样的工资率就业才是问题。

另外失业本身也反映不出经济的状况。一个经济极度落后的地区，丈夫妻子和未成年的儿童都在工作；而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男人一个人去奋斗就可以让四口之家生活优渥，女人完全可以失业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这样，前者的失业率很低，而后者很高。然并卵。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自由市场上，失业都是主动失业。广阔的市场上，总有资源未被利用，总有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只要你想就业，就必然能就业。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你要价太高。就像一个苹果市场价就值5块，你非要6块，那就卖不出去，这个苹果就“失业”了。而一个人之所以选择失业状态，是因为他现在的日子还过得下去，要么有积累，要么可以啃老，饿不死，当一个人为生计所迫必须工作时，他当然就能工作。

这话听起来挺“冷血”的。但是科学总是冷冰冰地把真相揭示在你面前，“冷血”的科学，要比“热血”的谬误好太多。

当然还有一种是被动失业，那就是在干预破坏自由市场的情形下。

一个低技能的劳动者，每个月劳动的市场价值是2000块，但是“热血”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们说最低工资必须是3000。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

这种情况的一个变种是各种休假和福利待遇。比如为了鼓励生育，由法律规定给女职工超长产假。产假休多长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休假期间工资不能少，那这实际上就是设定了最低工资。你一年的市场工资是10万，但是休了半年假，还要10万，那除非你半年就能创造出10万的边际价值产品，否则你就会被解雇。

你不要说老板“黑心”，你要是老板也会这样干。凭什么你工作半年我要给你发一年的工资呢，你是不是在剥削我？如果不解雇你，消费者就要解雇这个老板——他会亏损和破产。

这就是老板们现在招人的时候得先问一下女职工你生完孩子了没有、生了几胎的原因。这不是市场的过错，也不是谁故意歧视女性，而是干预主义制造出来的问题。有人打着关心女性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害女性。

再比如GDP。建方舱、拆方舱，都是GDP；增加货币供应量，物价上涨，还是GDP；大干快上搞个几万亿，更是GDP。但是那些东西跟老百姓有关系吗？GDP增加了20%，你的腰包鼓了20%吗？所以没有人看着GDP增长了就认为自己生活变好了。许多人热爱GDP，那根本不是经济的理由，而是莫名其妙的高潮感。

还有价格指数。你把“一篮子商品”放在一起，又是加权又是平均，可是最大宗的支出例如房地产，根本就不计算在内。涨价最厉害的不算在内，没涨的算了，玩啥呢？每个人“篮子”里的商品都不一样，你主观武断地选几样商品算怎么回事？把一公斤棉花和一公斤铁加在一起，把几种商品的价格进行平均，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另外马云对一颗白菜的评价跟我一样吗？我今天喜欢白菜，就永远喜欢白菜？一个家庭主妇能迅速地感受到物价变化的情况，她随便选两种商品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并不比那些统计学家计算的更加武断。谁又会盯着价格指数去生活呢？

所以，基于错误的理论进行的统计，即便公式设计得再高端再复杂，那也是无用的，其实是有害的。统计学家搞出的那些复杂的模型和公式，弄出一大堆与民众认知和切身感受不符的数据，无非就是想垄断统计，并且高高在上地告诉民众：你们都比较傻。

以上是第二个问题：绝大多数统计数据，对民众来说，是无用的。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对民众无用，一大批穿制服的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却在乐此不疲地搞统计呢？

因为那对他们有用。

他们说，统计是经济的眼睛。语言腐败了！他们不诚实，故意漏掉了两个字：

统计是干预经济的眼睛。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严格恪守其职能界限，即只保障财产权，假如谁的钱是来自于盗抢，那么你保障财产权打击盗抢行为就可以了。你要数据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没用。

谁工作着，谁失业了，关它什么事呢？我工作，是企业给我安排的，工资是老板给我发的；他失业了，你也没有理由用工作着的人的钱去补贴他，所以你要失业率数据干什么？

GDP无非就是终端消费的合计数，就是买卖双方交易的结果，只要是自愿交易，没有侵犯产权，它是高是低，关它什么事呢？有的人想投资，有的人不想，GDP数据就变化了，投不投资，又关它何事呢？

价格指数。价格按照供求关系变动，有涨有跌，各种商品涨跌幅度还不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现象。我买东西，愿意花多少钱就花都少钱，有钱难买爷高兴。你算那玩儿想干什么？

进出口贸易出超和入超。我卖了一堆衬衫给一个宁夏人，然后又向一个美国人库克买了一部苹果手机，这在国家进出口贸易数据上显示的是，进口大增，入超了，可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吗？根本不是。关你进出口啥事呢？

基尼系数？马云有1000亿，我有100块，又关你什么事？这些钱只要是服务他人诚实交易所得，都是合法正当的，你凭什么掌控所有人的收入呢？你统计这样的数据，让我觉得我很穷，意欲何为？

所以不断收集各种数据，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为了干预经济提供“依据”。

失业率高了，那就从工作着的人那里征税，给失业的人发补贴，这样他们就不闹了。强制要求企业不准裁员，搞一个罗斯福式的以工代赈，或者用勺子挖运河，大家就都有工作了。甚至，拙劣的菲利普斯曲线要登场了，要扩张信贷了，因为睁着眼睛说瞎话地认为高通胀与高失业不可能同时发生。

GDP下降了，所以要刺激消费，说“把钱花光为国争光，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的专家就登场了，发消费券，搞假日经济，家电下乡。你要是还不花，那我就替你花，征税、举债、压低利率信贷扩张大放水，“铁公鸡”立即登场，GDP就蹭蹭涨。

价格指数高了，商家黑心，必须实行价格管制，谁要是敢涨价，5斤芹菜罚6万6。要抬高利率了，把价格压下来，降低经济“过热”。价格低了也不行，低了商家不是没利润了吗，不是要通缩了吗？总之价格指数要“稳定”，否则你知道了价格高是因为货币多了购买力下降，价格低实际上是好事这种秘密，该怎么办？

出口少进口多，入超了，搞产业保护啊，你们都交点税，给出口企业优惠政策，发补贴，这样的话出口数据就好看了。像拜登那样，对中国汽车征收100%关税，这样美国进口就少了，能够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集团，换取他们的选票了。

看到了吗？这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古典意义的国家了，它的权力大大扩张，可以对经济生活的一切进行干预和规划了。所以，统计，是计划统制的好朋友。

这些统计数据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准确与否的问题——它也不可能准确。准确反倒从来不是考虑的重点，为了达成相应的目的，甚至可以先打枪后画靶子，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取向，处心积虑地去找数据。

所以造假才是常态，不造假反倒不正常。

例如我为了去证明最低工资法不会造成失业，反倒增加了就业，可以去那些工资本来就高于最低工资、且处于扩张期的企业去搞统计，这样得出来的数据绝对能达成预定的目的。我不喜欢的数据我不统计了就行了。你要是说我造假，没有的事，我这数据都是有真实来源的。

这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不是直接向你撒谎，而是只告诉你一部分“真相”。一大堆数据垃圾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现在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大量统计数据，其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那就是神龙。既然是它生产和消费的，那就必然服从和服务于它的目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都委身于它，他们可以从玩弄数据中服务于它，分享稳定而优渥的收益。维持一个干预主义的世界，对他们是有利的。假如在一个自由市场上，谁会雇佣这种人啊。

贫富差距的统计骗局

现在统计数据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什么事情不用几个数据和图表说事，就不够科学和精准。

问题在于，在人行动选择的领域，你没法科学和精准。我偏好苹果胜于橘子，他偏好香蕉胜于菠萝，而且我们俩都会变，这你怎么“科学”？你要是再问我，喜欢苹果是喜欢橘子的多少倍，橘子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函数关系，由此达到精准，那就是个神经病。

认为只有数据才代表科学，这才是最大的迷信。有人故意制造这种迷信，目的在于将每个人像机器一样规范起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统计数据的背后，是统计者的价值偏好，取决于他能不能用正确的理论去统计。绝大多数统计数据，是统计者先形成一定的概念和思想定式，然后先入为主地去寻找数据，如果有些数据不符合他的价值偏好和所谓的理论模型，他就不统计进来。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最低工资法并不会造成失业，反倒是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他这么一搞，似乎要把价格原理和需求定律都要推翻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有多牛逼。

可是他的统计方法是，搞了一个“对照组”，一组是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另一组是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于是他有了一个“惊天的发现”：那些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不但工人工资高，而且就业率要明显高于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数据摆在那里，看起来的确是这么回事。

可是你要是统计一下朝鲜和中国的工人工资，就会发现，中国有最低工资法，朝鲜没有，但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远远高于朝鲜。“所以”，最低工资法能够提高工人待遇。进而抛出一项政策措施：如果朝鲜能够规定最低工资是每月1万美元，朝鲜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世界第一了，哪里还用为吃不饱发愁。

所以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幸存者偏差。他统计了那些实行了最低工资法之后，仍然在岗的工人工资，而那些因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的劳动者被他无视了。这类似于“没来的请举手”，以及“方圆二十里没穷人”。

如果让戴维·卡德这种人去调查俄罗斯轮盘赌，他会继续宣布一个“重大发现”：俄罗斯轮盘赌一点儿都不危险，我调查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可是死人不会说话。

就是这么拙劣。

难怪马克·吐温说：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

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的统计数据，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

当我还是一个社民派的时候，看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里说，资本主义加剧固有的收入不平等，资本回报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有差额，所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如今，较贫穷的一半人口和过去一样贫穷，2010年他们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5%，与1910年一样”时，我曾经深信不疑；当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处在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结构的顶端时，我自然而然地相信了他的建议，对这些富人征收资本利得税，然后所得税边际税率80%！

但是他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当然，过去的我也是。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难道那1%的富人，和最贫穷的一半人，一直是同一批人吗？

当然不是。同样的实证数据清晰地揭示出，最底层的那些人只在很短时间内处于收入最低的阶层，其中有29%的最底层人，后来成为最顶端的20%的一份子。而那些最富有的人，只有在很短时间内占据最顶端，绝大多数后来默默无闻甚至跌落到了最底层。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较低的岗位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后来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技能，工资和财富就增长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一直拿每一年中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当然是永远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这能比较出个毛线？把一颗苹果树上最大的苹果专门挑出来，与另一棵苹果树上最小的苹果作比较，这不是脑残吗？

美国的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最爱搞数据统计。

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统计，发现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达到了22%，而白人家庭只有11%，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出现了：由于种族歧视，所以黑人收入低；贫富差距太大，必须管一管。

可是，另一项实证数据揭示，已婚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要低于白人家庭，仅为7.5%。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白人种族主义者非常在乎一个黑人是已婚、未婚还是离婚吗？他们专挑没结婚的黑人歧视？黑人入职的时候白人专门要查一下结婚证吗？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用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作为统计单元，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惊骇的结论：白人家庭收入平均是黑人家庭收入的2倍！

因为他们是故意的，这是一个统计骗局。

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如果按照总收入来计算，就是比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总额高出若干倍。可是，家庭和家庭的人口是不一样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底层的20%的家庭有4000万人口，而顶层的20%家庭有7600万人口。

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中，有收入的人口数，是最低的20%家庭的4倍。好了，4个人工作比一个人工作，平均来看家庭收入更高，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恰恰是，白人家庭普遍都是父母双全儿女双全，而黑人家庭单亲的比例达到了64%，都“缺爹”。

那么计算结果就很有意思了，一个白人家庭，5口人，父母双方工作，年收入20万美元；而黑人“家庭”，64%的单亲母亲带一个孩子，年收入5万美元。不得了了，白人家庭的收入是黑人家庭的4倍！种族歧视坐实了！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黑人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白人。那么一个25岁的人收入大概率低于45岁的人，这很奇怪吗？

所以你说这种贫富差距统计，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实证主义者最不实证，他们根本就不实证自己不喜欢的数据，都是“先打枪再画靶子”——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去找数据，一找一个准。

这些人不是在搞统计，他们是在搞政治。

他们一点儿都不傻，搞这些统计，目的就在于服务特定的政治目标。对于戴维·卡德这种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充当权力的知识卫队，为政府干预背书，这样可以得到稳定而优渥的收益，还能得到荣宠。对于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而言，目的更明确，就是千方百计统计出黑人的收入远远低于白人，由此才能掀起舆论风浪，要挟政府，为黑人争取补贴和特权。

他们说，黑人处处受歧视，本来就穷，买房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歧视，又搞出一个统计数据：白人住房贷款的被拒率为22.3%，而黑人是44.6%。巧了，又恰好是2倍。

他们才不管，实际上申请住房贷款的黑人中，有52%都信用评分很低，他们要么有犯罪记录，要么没有资产，要么还有大量欠款根本就不还。他们更不管，其实黑人办的银行照样不给他们的黑人同胞贷款。总之我就认定你银行种族歧视又实锤了。

于是，联邦政府给银行下指标，要求不得对黑人的信用记录进行审查，只要承诺会还款，那就必须贷，否则就是种族歧视。这就是“谎言贷款”。后来，甚至为了“居者有其屋”，对信用很差的黑人首付款都直接给补贴。社会主义分房子了。

他们的手段似乎达成了目的。可是那只是短期的虚幻泡沫，后来的结果是，雷曼兄弟破产了，次贷危机爆发了。然后，那些贫困的黑人破产了，背负了更加沉重的债务。

米莱为什么关闭了阿根廷的国家反歧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研究所呢？就是因为这种机构接受税金的资助，然后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证明这个国家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和歧视问题，即便没有也要统计出来有，即便是个案也要说成是普遍现象，因为不这样搞，就搞不到经费，就无法要挟阿根廷政府，他们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当下，最大的数据生产和统计机构是谁呢？就是各国政府。它的所有统计，都服务于自己干预经济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数据成了他们手里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

前几天我的同道好友古原写的好文章香港这个时候，应该想起这个人中，记述了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长郭伯伟的一件壮举：

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这项成就也被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大加赞赏：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

所以，绝对不可以被统计数据所迷惑，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骗术。

最根本的是，统计数据不能揭示任何经济理论和规律，恰恰相反的是，统计数据需要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统计属于历史的范畴，揭示的是历史的、静态的数据，而人的行动偏好变动不居且面向未来。人的价值是主观的，它只能排序，不能量化，既不能跨人际比较，也不能加总和平均。任何统计数据，都会淹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真实处境和状态。

这就是方法论上的深刻差别，它直接决定了经济研究到底是贴合真实世界，还是在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黑板上自欺和欺骗。正如米塞斯所言：

奥地利学派拒绝数学方法，不是因为对数学的无知或厌恶数学的准确性，而是因为它不强调对假设的静态平衡状态进行详细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可以衡量这种错误的观念。让其确认无误的是：统计数据只属于经济史，而与经济理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