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欧洲，那是一个看起来无比辉煌的时代，电灯、汽车、电话、飞艇……人类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欧洲的先生女士们，穿着体面的礼服，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听着交响乐，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喝着下午茶，他们相信，和平、理性和进步将是永恒的主题。

然而，就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一股毁灭性的暗流正在疯狂涌动。

1914年，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就让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屠杀。

而站在这场风暴最中心，被无数聚光灯和无数仇恨目光锁定的，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矛盾，也极其可悲的人物——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威廉二世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狂妄自大、好战成性的战争狂人，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他挥舞着他那著名的普鲁士军刀，叫嚣着要为德意志“在阳光下争得一席之地”，最终把整个世界拖入了地狱。

这个画像，简单，清晰，也很有煽动性。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

但奥派看历史，不看表面的王侯将相，不看一时的英雄狗熊。他看的是驱动历史的深层动力——思想。

在奥派看来，1914年的那场浩劫，不是一个人的疯狂，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邪恶，而是一种错误思想长期发酵后，必然引爆的终极恶果。

而威廉二世，这位头戴皇冠的“最高统帅”，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与其说是一个纵火犯，不如说是一个被自己亲手点燃、又被狂热民意浇上汽油的大火，烧得无处可逃的囚徒。

故事，就从这位皇帝本人说起。

一）一个“跛脚”的皇帝，一个“跛脚”的帝国

要理解威廉二世，你得先理解他的一个生理缺陷——他的左臂。

由于出生时难产，他的左臂神经受损，终生萎缩，比右臂短了十几厘米，而且基本没有力气。为了掩饰这个缺陷，他拍照时总是把左手插在口袋里，或者搭在剑柄上，再或者，就是用戴着白手套的左手，轻轻地按住右手。

这个生理上的“跛脚”，成了他一辈子心理阴影的来源。

在那个崇尚强权、迷信“铁血”的普鲁士，皇室的男性成员，天生就应该是完美的军人。而他，未来的德皇，却是一个残疾人。这种自卑感，像一条毒蛇，从小就缠绕着他。

为了对抗这种自卑，他发展出了一种极其矛盾的性格：一方面，他极度渴望证明自己的强大、阳刚和果断；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又非常敏感、脆弱和不自信。

于是，世界看到了一个极其割裂的威廉二世。他时而发表一些极其好战、极其狂妄的言论，比如声称“德意志的未来在海上”，命令他的士兵在中国要像“匈奴人”一样让敌人闻风丧胆。

他喜欢穿着各式各样华丽的军服，在阅兵式上摆出最威严的姿态，似乎要用这种外在的强大，来弥补内心的虚弱。

但同时，他又情绪多变，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暴怒或沮丧。他会给他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一些肉麻又幼稚的信，称他为“大西洋的元帅”。

他渴望得到英国的认可（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却又因为英国人的那种老牌贵族的傲慢而感到愤怒和嫉妒。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愤青”，恰好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而他所统治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又何尝不是一个“跛脚”的巨人？

1871年，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操纵下，通过普法战争完成了统一。这个新兴的帝国，像一个一夜暴富的壮汉，突然出现在欧洲的中心。

它的工业产值飞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法国，直追英国。

它的陆军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它的大学、实验室里，诞生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但是，这个巨人同样是“跛脚”的。

它的强大，是畸形的。

它是建立在普鲁士的军事霸权和官僚主义之上的，权力掌握在皇帝、首相和总参谋部这“三驾马车”手里。

它的自信，是脆弱的。

作为一个后来者，德国发现，这个世界最好的地方，那些富饶的殖民地，早就被英法这些老牌帝国瓜分干净了。

德国人一边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一边又为自己“在阳光下没有一席之地”而感到愤愤不平。

一个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皇帝，统治着一个同样充满不安全感的帝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组合。

但是，光有这个组合，还不足以引爆世界大战。还需要一样东西，一样最关键、最致命的东西，来把这种不安全感，转化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毒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二）国家主义的狂热

19世纪本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人们信奉的是什么？是自由贸易、小政府、个人权利。英国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早就证明了，国家之间通过自由贸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对所有人都好。那时候，一个欧洲人出门旅行，甚至都不需要护照。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这股思潮被一股反向的、更强大、也更原始的力量压倒了。那就是国家主义，或者叫国家崇拜。

这种思想的核心很简单：国家利益至上。 国家不是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而是人民应该为之献身的终极目的。

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为国家做贡献时才能体现。

而在德国，这种思想更是被发展到了极致。从哲学家黑格尔开始，到后来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德国的精英们不断地向民众灌输一个观念：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国家是至高无上的。

当这种思想和经济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极其恶劣的怪物——贸易保护主义。

俾斯麦后期推行的“保护性关税”，就是典型的产物。

德国的容克地主和重工业巨头们，他们不希望在市场上和外国的廉价谷物、优质钢铁进行自由竞争。

怎么办？他们就去游说政府，说：“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德意志的农业/工业，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 于是，政府就竖起了高高的关税壁垒。

这哪是什么“国家利益”？这分明就是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打着“国家”的旗号，来损害本国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利益。

但这种政策最恶劣的后果，还不在于经济上的低效。** **

它在思想上，彻底毒化了国际关系。

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你是我的客户，我是你的供应商，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都希望对方过得好，因为对方过得越好，我的生意也越好做。

而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是：外国的商品是来抢我饭碗的，外国的工厂是我的敌人。你多卖一点，我就少卖一点。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国家之间不再是合作伙伴，而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当人们不再相信和平的自由交换能带来共赢时，他们就会转而相信，只有通过武力、通过征服，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于是，在1914年之前的德国，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狂热的、对抗性的国家主义情绪。

德国的学校里，孩子们被教导要为皇帝和祖国随时准备牺牲。历史课本里，充满了对条顿骑士团和腓特烈大帝的歌颂。

无数的小报和宣传册，都在鼓吹“泛日耳曼主义”，叫嚣着所有说德语的地方都应该统一到一个强大的帝国里。它们把英国人描绘成贪婪、虚伪的商人，把斯拉夫人描绘成需要被“优秀”的日耳曼人统治的劣等民族。

像“海军联盟”这样的组织，背后是德国的造船厂和钢铁厂，他们疯狂地鼓吹要建立一支能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舰队。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拿到源源不断的政府订单。他们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包装成了“德意志的海洋梦想”。

威廉二世，作为这个国家的皇帝，他被这股浪潮推到了最顶峰。

他既是这股狂热的煽动者，也是它的第一个受害者。他以为自己在驾驭这头猛兽，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被这头猛兽死死地绑在背上，一起冲向悬崖。

他不停地发表好战言论，批准扩建海军，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迎合国内这种沸腾的“民意”。

他知道，如果他表现得不够强硬，不够“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为“懦夫皇帝”，就会被国内那些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抛弃。

这碗国家主义的毒药，德国人已经喝了几十年，他们上瘾了。

到了1914年，整个国家都已经处于一种高度兴奋、高度偏执的状态。

他们渴望一场战争，一场“短暂而辉煌”的战争，来证明德意志的伟大，来打碎那个“包围”着他们的旧世界秩序。

他们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然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了。

三）别无选择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

消息传来，整个欧洲的空气都凝固了。所有人都知道，巴尔干这个“火药桶”，这次可能真的要炸了。

对于德皇威廉二世来说，他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到来了。

奥匈帝国是德国唯一的、也是最可靠的盟友。

现在，盟友的皇储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了。维也纳的鹰派们怒不可遏，他们决心要借这个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塞尔维亚这个心腹大患。

但是，要动塞尔维亚，就必须考虑到它背后的大哥——俄国。奥匈没有信心单独对抗俄国，所以，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柏林。

7月5日，奥匈大使向威廉二世递交了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亲笔信，询问德国的立场。

威廉二世的决策困境，在这一刻，集中体现。

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有很多选择：

选择一（和平）： 劝说奥匈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避免战争升级。

选择二（局部战争）： 支持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但同时警告俄国不要干预，力图将战争控制在局部范围。

选择三（世界大战）： 无条件支持奥匈的一切行动，哪怕这意味着要和俄国、以及俄国的盟友法国，甚至英国开战。

威廉二世和他的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选择了第三种。他们给了奥匈一张“空头支票”，承诺德国将坚定地站在盟友一边，无论奥匈做出什么决定。

为什么？他疯了吗？他真的就那么想打一场世界大战吗？

这个看似疯狂的决定，在当时德国的那个思想环境和政治逻辑下，几乎是唯一可能的决定。威廉二世感觉自己“别无选择”。

困境一：被“盟友”绑架

古典自由主义的外交，是灵活的，是基于国家真正的利益。而国家主义的外交，是僵化的，是基于所谓的“联盟信誉”和“国家荣誉”。

在威廉二世和德国精英看来，奥匈帝国虽然老迈、腐朽，问题缠身，但它是“德意志大家庭”的一员，是唯一可靠的铁杆盟友。

如果这次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奥匈，德国就会彻底沦为孤家寡人，被俄、法、英三面包围。那么，德国的“国家信誉”将荡然无存。

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国家信誉不是靠打仗来维持的。但在当时那种“国家人格化”、把国际关系看成是黑帮结盟的思维下，背弃盟友是不可想象的。

困境二：被“将军”绑架

德国的总参谋部，当时是世界上最专业、最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他们早就制定好了一套“完美”的战争计划——“施里芬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一旦战争爆发，就必须争分夺秒，先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快速击败西线的法国，然后再调转枪头，全力对付动员缓慢的东线俄国。这个计划像一个精密的钟表，环环相扣，不容许任何的延迟和更改。

当外交官们还在犹豫时，将军们（特别是小毛奇）在皇帝耳边不断地重复一句话：“陛下，战争迟早要来。我们的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现在打，是最好的时机。再等下去，俄国的铁路网就建好了，我们的‘施里芬计划’就失效了。”

就像计划经济学家相信自己能规划好整个国家的经济一样，德国的将军们相信自己能规划好一场完美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他们排斥一切不确定性，排斥外交上的灵活妥协，因为那会打乱他们“完美”的计划。

困境三：被“民意”绑架

这，才是威廉二世最深、也最无力的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和动员，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达到了沸点。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的媒体和公众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奥匈，要求对“野蛮的”塞尔维亚人进行惩罚。

在这种氛围下，如果威廉二世选择退让，选择劝说奥匈“算了”，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他会被愤怒的民众视为“卖国贼”。 他会被媒体嘲笑为“胆小鬼威廉”。 他会被军方和国内的强硬派视为国家的耻辱。 他的皇位，甚至都可能因此而动摇。

他，这个帝国的最高象征，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选择“和平”的权力。因为和平，在当时狂热的德国人看来，等同于懦弱和失败。

一个领导人，如果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告诉他的人民：“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战斗才能赢得生存空间。”

那么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不能突然掉头，告诉人民：“大家冷静，我们还是和平谈判吧。”

人民不会答应的。因为他亲手释放出来的这股狂热，已经拥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它会反过来吞噬掉那个释放它的人。

所以，当威廉二世在7月5日签下那张“空头支票”时，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履行盟友的义务，是在保卫德国的荣誉。

他可能真的觉得，这是一次可以速战速决的、有限的“惩罚行动”。

但他没有意识到，他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他以为自己是在做一道选择题，实际上，他只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铺设好的、通往深渊的铁轨上，踩下了最后的油门。

四）当皇帝成为囚徒

“空头支票”开出去了，奥匈帝国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随即开始总动员。德国的“施里芬计划”被触发了。

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在最后的那几天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惊慌失措、试图做最后挣扎的威廉二世。

当他得知英国可能会为了保卫比利时的中立而参战时，他慌了。他问小毛奇，能不能停止西线的进攻，把所有军队都调到东线去对付俄国。

小毛奇的回答，是德国官僚主义和军事计划思维的经典体现，他说：“陛下，这不可能。一旦集结，数百万人的行军计划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更改，我得到的将不是一支战斗部队，而是一群混乱的乌合之众。我们将会失去一切。”

威廉二世绝望地说：“你的叔叔（老毛奇）一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答案。”

他还给他的表弟，“尼基”（沙皇尼古拉二世），发电报，进行所谓的“威利-尼基电报”交流，试图在最后一刻避免德俄开战。

但这一切，都太晚了。

8月1日，当德国对俄国宣战的消息宣布时，柏林的皇宫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疯狂地欢呼、歌唱，把帽子抛向空中。

威廉二世出现在阳台上，向他的人民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

“……我再也看不到党派，我只看得到德国人！……一场艰难的斗争就在我们面前。但我毫不怀疑，我们优秀的陆军和海军，在上帝的帮助下，将战胜一切……”

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万岁”欢呼声。

那一刻，威-廉二世可能感觉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真正领袖，是万众归心的凯撒。

但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那一刻的他，已经不再是皇帝，而是一个囚徒。一个被狂热的民意、被僵化的军事计划、被他自己参与构建了几十年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绑架的囚徒。

他已经失去了说“不”的自由。

广场上那些欢呼的德国人，那些高喊着“为了皇帝和祖国”奔赴战场的年轻人，他们也都是囚徒。

他们是那种“国家至上”思想的囚徒。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战。他们不知道，自己即将为之付出的生命，不过是为一个错误的、毁灭性的思想，献上的祭品。

米塞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用冰冷的笔触写道：“（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但每个人都相信，他的国家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自卫战……这种民族主义的狂热，使得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视而不见。”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那场原以为几个月就能结束的“辉煌战争”，打了整整四年。堑壕、铁丝网、机关枪、毒气……欧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屠场”。近两千万人死亡，一个帝国接着一个帝国崩溃。

德意志第二帝国灰飞烟灭。威廉二世被迫退位，流亡荷兰，在屈辱和悔恨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回望1914年的那个夏天，我们再看那个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德皇，也许可以少一些简单的谴责，多一些深刻的警醒。

威廉二世有罪吗？当然有。他的虚荣、他的狂妄、他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都为那场灾难添加了燃料。

但他是不是唯一的、甚至最主要的罪人？不是。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种思想，那种将“国家”捧上神坛，将个体贬为尘埃，将和平的商业交换污蔑为零和斗争，将战争美化为实现民族伟大的最高尚手段的国家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德国体现得最极端，但在当时的英国、法国、俄国，也同样深入人心。

1914年的欧洲，是集体地、梦游般地，走进了一场由错误思想构建的屠场。** **

思想，是有后果的。

错误的思想，哪怕一开始看起来多么诱人，多么“爱国”，最终都只会带来毁灭。

一个社会，如果选择了崇拜国家、压制个人、敌视贸易、迷信武力，那么它最终的命运，必然是通往贫穷和战争。

百年之后，我们回看威廉二世的困境，依然能感到不寒而栗。

因为那种让一个最高决策者“别无选择”的困境，那种被狂热的、非理性的民意所绑架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上，从未远去。

德皇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和社会，被一种单一的、排他的、狂热的思想所主导时，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从最高贵的皇帝，到最卑微的平民，最终都将沦为囚徒。

而那座囚笼，正是他们亲手用自己的思想，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