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货币不是财富，货币只是交换媒介。你之所以认为货币重要，并不是认为它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的适销性，能够随时交换你需要的财货满足自己的需求。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放弃它。

财富是什么？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中开篇即给出了准确的定义：财富自身不是别的，它只不过是用来维持生活、方便生活和享受生活的物质资料。

既然货币只是交换媒介，那么货币多与少，都是够用的。增加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任何财富，而只是会降低其购买力，提高商品的价格。反之则相反。试想，不论社会上的货币供应多了还是少了，市场上原本存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会有任何变化吗？没有，只是价格变化了而已。所以，说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胀）就拉动经济增长、减少货币供应量（通缩）会导致经济衰退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由于“坎蒂隆效应”，增加货币供应量非但不会生产财富，只会重新分配财富，即把远离货币源头的人的财富，转移到靠近货币源头的人手中；同时，当新增货币从信贷渠道进入经济体，就会引发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

在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当今世界，当局和宫廷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有失业，就要采用货币政策“拉动”一下，就业量就会随着货币数量发生同比例改变。“菲利普斯曲线”就说，通胀率高，失业率就低。直到被现实打脸，宣布了凯恩斯主义的可耻失败。

这个问题错误的根源在于，凯恩斯假定，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存在。然而他却不解释、也没有能力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很明显，一项资源未被利用，要么是因为行动人不认为它是稀缺的，根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要么就是它的所有者定价太高，这是他自愿的行为。那么这种未被利用也就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非要通过通胀手段将某些“闲置资源”利用起来，经济看起来欣欣向荣，可是那就是错误的投资，资源的错配，最终结果不但不会增加财富，反倒会迎来清算，毁灭财富。

那么，一个区域（不论它的名字叫镇、县、省还是国家，经济学跟行政区划以及国界线没关系）货币量增长，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呢？

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中对货币收支平衡和价格变动关系问题进行了清晰的阐述。

他先描述了一国之内的首都和其他省份之间的货币流动与价格变动问题：一国的首都和城市，为农村和其他地区提供了各种商品，外地人到首都来办事、寻欢等，也会在首都进行开销。因此可以说，一国的所有农村和城市都有规律地每年欠首都一个差额或者一笔债务。

这就减少了各省货币数量，增加了首都货币数量。因为在首都的货币更加充裕，所以，首都的原材料和商品价格将比在各省昂贵。首都与各省之间的价格差必须能够补偿运输成本和风险。否则，现金将被送往首都以支付前述差额，而且这一过程将不断进行下去，直到首都和各省的价格差别达到能够补偿这些风险和成本的水平。于是，集镇的商人或业主将以较低的价格买进农村的产品，并把它们运到首都以较高的价格卖出。

简言之，首都是“贸易顺差”，外省和农村是“贸易逆差”。顺差导致货币流入，一方面会增加首都人的收入，进而增加他们的消费；进而，首都物价上涨。那么这时从外省“进口”就是更加划算的，这时候货币就又从首都流出，实现首都与外省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和价格的均等化。并且，会让各地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资源得到高效配置，造福于交换双方。

那么国与国之间也一样。

如果一个国家向所有外国供应它自己的制造业产品，使其每年能从国外得到一个固定的货币余额，该国的货币流通规模将比外国大，货币就更充裕。由于收入-货币余额效应（它一般来说要比价格效应更加迅速），习惯于过度开支，消费增加，因而土地和劳动将逐渐变得更加昂贵。从长远来看，商品和制成品的价格如此高昂，以致外国人会逐渐停止购买，国内公众会到外国购买较之便宜的商品，又将货币输出到国外。这会不知不觉地毁坏这个国家的劳动和制造业，并使外国的相应产业变得兴盛起来。

由于货币的充裕导致生活费用昂贵，该国的工匠和工人无法以报酬低的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有两条路：一是逐渐陷入破产；二是迁居别处另谋生路。

货币的充裕，并不一定为一国带来什么福音，反倒可能会伤害本国经济。坎蒂隆说，“自发现西印度群岛以来，在西班牙发生的事，大致就是如此”。

这就是指，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金银矿之后，大量将其运回国内，结果导致本国人民不事生产，沉迷于奢侈消费和享乐，推高了商品价格，引发严重通胀。这就会打击本国的出口，而会增加进口，因为外国的商品更加便宜。由此，引发了“通胀涟漪”，西欧国家均发生了“输入性通胀”，因为黄金白银从西班牙流入其他西欧国家。

结果，把黄金白银视为财富的重商主义发生了吊诡的一幕：西班牙人千方百计搞回来黄金白银，然而英国和法国所拥有的贵金属比西班牙还多。

因为英国和法国相对于西班牙，生产能力更加强大。大量的黄金白银输入，让西班牙人变得懒惰，减少生产，摧毁国内产业而依赖于用黄金来进口外国生产的商品。货币多而物价上涨，从外国进口是划算的。换句话说，顺差国将开始丧失外贸顺差，并被迫每年把货币送到国外，以偿付进口，变成了逆差国。

生产，才是消费的基础。西班牙，因钱多而变穷了，成了“躺在金矿上的穷人”。

如果货币充裕，允许自由贸易，那么输入的商品就会平抑物价。在自由市场上，有一种迅速的自我矫正的力量在起作用，它将保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价格水平的相等，防止任何一个给定国家里的通胀无限蔓延。但是许多国家的肉类价格为什么要比谷物的价格高得多呢？原因是：“这些国家通常允许外国谷物的自由输入，与此同时却绝对禁止牲畜的输入（如英国），或者对这种输入课征高额进口税（如其他国家）。这便是在货币充裕的英国，牧场的地租比可耕地的地租高两倍多的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货币过多，本来可以通过进口将货币输出，但是若阻碍自由贸易，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结果就是本国的通胀；它同时意味着，本国落后的产业和不利的生产条件得到利用，其结果就是消灭比较优势，降低劳动生产力，使一国陷入贫困。

重商主义认为货币就是财富，打击进口而鼓励出口，结果就是这样。

有关国际收支平衡的论述，在经济学中充斥着最多的胡言乱语，其原因在于，宫廷经济学家们未能将他们的分析建立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之上，而是采用了整体的、集体主义的观点，对一个国家的收支进行分析。要知道，金属货币的输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行为，总是个体行动人的意愿，是他们自愿地在减少现金余额，将货币输出到国外的，他们只不过是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外国的产品更便宜。任何人都不用担心他人的收支平衡，那么也不用担心一个国家的收支平衡，因为决定个人货币需求的法则，加总起来，就是一国的货币需求。

坎蒂隆论述的是金属货币，那么现在，各国都是不兑现法币体系，货币可以随便增发，并且干预汇率，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

比如阿根廷。

这个国家在庇隆主义的影响下，存在的问题是双重绞索。首先是它为了照顾国内产业收买选票，要实行国内产业保护，打击进口，这样国外的廉价商品进不来，而国内的生产在保护主义之下本来就是低效的，同时价格又太高，因此老百姓就遭殃了。另一方面是操控汇率，故意高估本币而低估外币，这实际上就是把外国人当傻子，你1000比索的东西才能换我1美元的东西，你现在认为300比索就可以换，那我是不会跟你换的，这时候你的比索在国际市场上就是垃圾。这就会诞生黑市，人们用美元结算，同时按照市场汇率来交换。

美国呢？

美国也是货币量太大，但美国人的货币需求并没有那么大，于是就要想方设法把货币输出。但美国人的好处是，美元继承了黄金的历史购买力，因此成为国际货币，所以可以将增加的美元输出到国外，也就是输出通胀。

这带来的是，美国人作为消费者受益了，不用生产或者生产很少，就能用一张张纸片换回了国外的真实的消费品。这就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因为它“出口”美元。但是美国人作为生产者就遭殃了，因为国外高效生产的产品要来抢占市场，就会将美国制造业打趴下，它在货币超发之下制造业成本太高了，因此就会出现坎蒂隆所说的**“迁居别处另谋生路”**。这就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

同时，美国人总是处在坎蒂隆效应的最前端，是最靠近货币水龙头的，且货币的增发永不停歇，一波接一波，因此美国的土地、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首先上涨。这样就会出现坎蒂隆所说的，**“民众生活陷于破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特朗普又要打击进口，美国人的生活必然更加艰难了。国内生产受限，制造业外逃，还不让进口，必然是物价进一步上涨。这在美联储眼中，是“通胀压力大”。鲍威尔就是贼喊捉贼，通胀就是他制造的，现在他说通胀压力大，你关闭印钞机不就行了？

既不愿意放弃印钞机的诱人好处，又嫌自己是逆差国，又要制造业回到国内，这一套打法，只遵循了一个逻辑，那就是权力。如果按照经济学来衡量，整个就是一个超级精神病，自相矛盾得无以复加。

这个过程中，向美国出口的国家，也是受损的。因为他们的产能供应给美国了，换回来的是美元。而美元是不断增发的，也就是不断贬值的，所以就是用真实商品，换回来一大批不断贬值的美元资产。这些美元债务，美国是不会偿还的，因为它偿还的办法就是再印一批美元，进一步稀释债务。因此对美顺差国的产业结构也是扭曲的，它就是以换回美元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刺激了出口企业。所以一旦打起贸易战，这些出口企业将立即受损。因为他们的生产结构，就是面向美国的，而不是面向国内和其他国家的。

这告诉我们，在贸易战的当下，出口企业的确要学会规避风险，不能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旅游城市为什么物价高呢？坎蒂隆的理论也给出了精确的货币理论解释。

坎蒂隆说：货币数量的增加，最重要的是经常性的年度贸易顺差，还可以通过下述途径实现：在该国发现的贵金属矿藏的开发，外国提供的补贴，外国人家庭的移居，外交使节和旅游者的驻留。

就是因为游客的消费输入了货币，而输入的商品数量少于货币数量，由此拉高了本地土地、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高地租是货币充盈的信号。**但这只对那些经营旅游相关业务的人有利，而生活在旅游城市和景区的其他民众，则承受了高物价、生活水平下降的代价。它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本地旅游业，从而导致生产结构的单一化。

这一点在厦门岛内表现得特别明显，地价高、房价高、物价高，除了面积有限，风景优美宜居，人们都去厦门买房（导致厦门货币充裕）之外，重要的原因就是旅游业带来的货币输入。也就是，厦门一直是“顺差”的。所以负担不起这里高物价的人，就会选择离开。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经验观察，看看美国人钱多和钱少的时期，生活水平的对比。

如果按照货币收入数额，美国人这100年来，绝对是快速增长的。现在的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69000美元。而在1920年代，美国蓝领阶层的年收入平均数只有不到2000美元。

然而，1920年代的美国普通工人，工作两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一辆福特T型车。要知道汽车在当时，是绝对的奢侈品。中国人家家户户买汽车，也就是这20年的事。而现在，美国人很多人则付不起账单，开的是二手车。

美国人直到1970年代以前，生活水平都绝对是冠绝全球的。一个男人出去工作，可以让一个四口之家过得非常体面。现在则是，两口子都要工作，但是却有还不完的贷款。

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成为脱缰野马，无限量超发，损害了美国的资本和生产结构，让美国人钱很多，却变穷了。

1920年代的美国人，之所以生活水平高，原因是他们的生产能力超级强大。

生产能力超级强大，不是因为工人素质在那个年代突然发生了原子裂变式的大提升，而是因为当时的资本积累足够雄厚，生产技术进步速度足够快，让美国工人使用了先进的生产设备，由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亨利·福特引入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生产，让劳动分工深化，一个工人只负责拧螺丝、或者装车轮，专业流水线分工让底盘组装时间从12.5小时暴降到1.5小时。 到1914年，93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新车。劳动生产力得到了几何式提升。

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双重效果就是，福特把工人日薪从2.4美元提到5美元，还可以缩短工时，也就是实际收入提高，休闲（也是一种消费）增多。然后，汽车大幅度降价。1908年，其他汽车卖2000美元时，福特T型车杀到850美元首发价。 这还不算完，随着流水线越玩越溜，12年后价格竟压到260美元，比当时一匹拉车的马还便宜。亨利·福特放话：“要让擦皮鞋的也买得起车！ ”他吹的牛逼实现了，真正实现了“造车人即开车人”！

始终要记住，消费的前提是生产。生产多了，消费才能多。在对比工资率的时候，不是对比“货币工资率”，而是要对比“财货工资率”，不是对比名义工资率，而是对比实际工资率，即这些钱到底能买多少东西。钱多钱少，是无所谓的，重要的看它的购买力。

生产扩张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因为他们使用了资本家提供给他们的更加先进的生产手段，所以实际工资率提高了；同时生产供给提高而价格下降，他们也从中受益。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工人正是工厂里生产的各类产品的最大消费者。

反过来说，如果反内卷，生产缩减，那么最大的受损者是谁呢？

也是工人，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受损——实际工资低了，物价高了。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在资本积累和技术给定的情况下，你不可能通过缩减生产而变得更富裕，更不可能通过限制生产而让物价下降。

偌大的中国，14亿人，居然有数亿人认为通过反内卷——缩减生产——而还能保持当前的生活水准，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难道是集体发疯，没有一点人类生存常识了吗？现在假如全国的工厂都搞四天工作制，物价就马上起飞了。伤害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些工人。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一个人怎么可能通过限制生产而变富裕呢？一个国家怎么可能通过减少生产而繁荣呢？反复讲这些肤浅的道理，让人觉得在侮辱人类的智商。

下一步就是，在各种管制干预之下，生产减少，物价上涨，工人名义收入不变，但是实际购买力下降了。国家这时候就会骑着白马来救大家了，它救的办法就是让钱变多，即发钞票，让工人们产生一种“货币幻觉”。

这就是凯恩斯狡黠而愚蠢的办法。他的目的就是通过稀释购买力、让名义工资上升的同时降低实际工资率，进而维持就业。但是只要工人愿意降薪，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何必去发钞票呢？它必须假定工人都无法感知货币购买力变化的愚蠢程度才能奏效。

这将进入一个通胀的死亡螺旋：发钞票提高名义工资，同时物价上涨，生产进一步扭曲，供给更少，工人工资实际购买力下降；进一步发钞票，制造货币幻觉，进一步扭曲生产结构，消灭资本。更多的人成为依附于通胀利益的寄生阶层，储蓄会被毁灭殆尽，企业要逃离了。

直到把经济彻底杀死，坠入财富毁灭的深渊。

到那时，大家钱都很多，一个月好几亿，但是只能买几片面包。津巴布韦人钱最多了，可是他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