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有趣的悖论：那些平日里将“言论自由”奉为圭臬的人，正在带头呼吁封杀他们不喜欢的言论。这不仅是一种讽刺，更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捍卫核心价值观时所面临的深刻困境。

虚伪的“捍卫者”

最近，在美国和英国都发生了类似的故事。一些以“言论自由斗士”自居的政治人物，当面对他们不赞同甚至厌恶的言论时，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比如，共和党特朗普的团队，他们曾经激烈地批评所谓的“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但转眼之间，他们的副总统万斯就公开表示，要对发布“仇恨言论”的人进行“打击”，并向企业施压，要求解雇那些发表不当言论的员工。同样，在英国，一位以“绝对言论自由”为标签的前首相，也呼吁牛津大学开除一名拿悲剧开玩笑的学生。

这种操作，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双重标准”。他们所反对的，似乎并不是“封杀言论”这种行为本身，而仅仅是“自己人被封杀”。当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用来对付异见者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挥舞起来。

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我们仅仅嘲笑这些人的虚伪，那就错过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尽管他们的动机可疑，但他们所指出的“言论自由正在遭受侵蚀”的现象，在西方社会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坚固的盾牌。但在欧洲，情况则更为微妙。寒蝉效应正在蔓延。

我们不必赞同那些被惩罚者的观点，但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趋势：

• 一位喜剧作家，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关于跨性别群体的冒犯性言论，在机场被警察逮捕。
• 一位抗议者，因为举着一幅讽刺首相的标语牌，而被起诉。
• 一位大学教授，因为其学术观点不符合主流的“进步价值观”，而被激进活动人士和冷漠的同事们排挤出校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企业害怕被舆论攻击，越来越屈从于网络上的“抵制文化”。警察也开始将精力从“街头”转向“推文”，仅仅因为有人投诉网上的言论冒犯到了自己，警察就可能找上门来。

这种现象背后，有两个主要推手：一是“仇恨犯罪”法律的不断扩大化，原本用于打击种族歧셔的法律，被延伸到更多领域，变成了管制言论的工具；二是社交媒体的崛起，它以惊人的速度动员和放大了偏执与谎言。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难题

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它既是思想碰撞的广场，也成了情绪的放大器和谣言的温床。埃隆·马斯克治下的X（原推特）和短视频平台TikTok，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传播着海量的负面信息和虚假内容。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当言论不再仅仅是观点，而是可能迅速转化为现实伤害时，我们该怎么办？

不久前，英国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三名女童遇害。事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煽动性的谎言，直接引发了针对特定族群的骚乱和纵火。一位名叫露西的女士，因发布了火上浇油的帖子，被判煽动种族仇恨罪而入狱。

这件事完美地展现了当代的困境：一方面，她的言论确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将她投入监狱，又使她成为了某些右翼团体眼中的“烈士”，反而加剧了对立。

如何保护少数群体和整个社会免受谎言与煽动的伤害，同时又不扼杀言论自由？这道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

寻找摇摆的钟摆：我们该如何划定边界？

在言论自由的天平上，钟摆似乎已经从一个极端摆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防止冒犯和伤害的名义下，我们对言论的容忍度正在变得越来越低。

当然，理智的人都同意，有些言论必须被限制，比如煽动暴力、诈骗、诽谤以及保护儿童免受有害信息侵害。但除此之外，界限在哪里？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重新找回平衡。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任何人都没有“不被冒犯”的权利。 自由的代价，必然包含容忍那些我们不喜欢、不赞同，甚至是觉得被冒犯的观点。正如那位被刺杀的评论员柯克（Charlie Kirk）生前所说，枪支暴力是持有武器权利的代价。同理，或许“被冒犯”，就是我们享受言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个人更倾向于一种最大程度的言论自由。这不仅因为它能保障其他权利，还因为它能让形形色色的人暴露其真实面目。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一个黄金法则：任何对言论的限制，都应该是我们能坦然接受被任何政治派别的政府来执行的。 如果你今天设立的规则，明天被你的政治对手用来对付你，你还能接受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这条规则就应该被废弃。

回到开头的那些“捍卫者”。他们的虚伪之所以令人沮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双重标准，而是在这个言论自由亟需深思熟虑的捍卫者的时代，这些自封的“旗手”却暴露了自己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党派玩家。这或许才是最大的悲哀。

💡 说明本文译自奥地利学派（奥派）相关的自由主义网站。若您有兴趣阅读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链接。 若文章对您有所启发，或您认同其观点，敬请考虑点赞、转发、送爱心，甚至打赏支持。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与鼓励！

说明2：本篇并非100%符合奥派观点，奥派其实对于言论自由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解限，那就是财产权。言论自由是在自己的财产权范围内的自由。如果因为你的言论导致了别人的财产损失，是不能用言论自由来做辩护的。当然，这种言论与损失的证明关系，可能还需要法官/社会做个鉴别。

德国真的有言论自由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将“言论自由”奉为圭臬的时代，它被庄严地写入宪法，仿佛是现代社会的基石。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尤其是在欧洲，一旦你的言论偏离了政治“主流”，这块基石似乎就变得不再那么牢固。德国，这个以严谨著称的国家，正在上演几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戏剧，值得我们深思。

一出荒诞的“悲喜剧”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2025年4月，一位名叫大卫·本德尔斯（David Bendels）的右翼记者，因为在图片上动了点手脚，被判了七个月的缓刑。他的“罪行”是什么呢？他将德国内政部长的照片进行了处理，让部长看起来像是举着一块写有“我讨厌言论自由”的黑板。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一名公民，用一种略带嘲讽的方式批评政府可能压制言论自由，结果国家机器的回应，恰恰是动用法律来惩罚他的言论。这无异于用行动来印证批评者的观点，堪称一出现实版的古希腊悲喜剧。

当“举报”成为一门生意

如果说上面的案例还只是政府权力的体现，那么一个名为“So Done”的初创公司的出现，则将这个问题带入了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维度——言论审查的商业化。

这家公司的业务模式非常“创新”：它们利用人工智能（AI）大规模地在社交媒体上抓取那些针对其客户的、可能构成“诽谤”或“侮辱”的言论。然后，它们将这些言论打包，以标准化的流程提起诉讼。每当一位网民因言论被定罪并处以罚款，这家公司就会从中抽取佣金。

在其网站上，他们宣称自己是“帮助网络暴力受害者维权”。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本质上是创造了一个“靠举报和诉讼盈利”的市场。一家公司，通过放大和利用现有的法律漏洞，将言论审查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创始人发现了这个受政策法规保护的“商机”，并用规模化的方式将其效益最大化。奥威尔笔下的“思想警察”，在2025年，似乎穿上了西装，挂上了“初创公司”的招牌。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否道德，而在于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法律体系，为何能让这样一台“为利润而生的审查机器”成为可能？

一把“双标”的尺子

有人可能会辩护说，德国的法律是中立的，它惩罚的是“危险言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但现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案例。一位名叫埃尔·霍佐（El Hotzo）的左翼喜剧演员，曾公开表示希望当年对特朗普的暗杀能够成功。他因此被告上法庭，最终却被无罪释放。从绝对的言论自由角度看，这个判决或许有其道理。但将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比较，其中的“双重标准”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说，公然希望一位外国总统被刺杀属于受保护的言论，那么，用一张合成图片暗示本国部长不喜欢言论自由，又怎么会构成犯罪呢？这把法律的尺子，在测量不同政治立场的言论时，显然伸缩不定。它保护的似乎并非言论本身，而是言论背后的“政治正确性”。

谁来定义“真相”？法律背后的陷阱

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源，深植于德国法律（刑法典第186条）的一个核心条款中。简单来说，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你发表的言论贬低了他人声誉，除非你能“证明其为事实”，否则就是犯罪。

这里的陷阱在于——由谁来定义什么是“事实”和“真相”？

举个例子，几年前，关于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被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定性为“阴谋论”和“谎言”。然而时至今日，连一些左翼媒体都开始承认，这是一种需要严肃对待的合理猜测。

这个例子完美地说明，“真相”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证据的出现而演变。科学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假说、再用证据去验证或推翻的过程。如果一项法律，要求你在提出一个关于人的“假说”之前，就必须掌握无可辩驳的证据，那它实际上就是在扼杀批判性思维，阻碍我们探寻真相。

真正的战场：信息市场的控制权之争

看到这里，我们必须跳出法律条文，从一个更宏大的经济学视角来理解这一切。为什么在数字时代，言论自由变得如此脆弱？

答案在于 信息市场的结构性变革。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信息传播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由几家大报社和电视台垄断。在德国，公民甚至需要缴纳专门的税来供养官方背景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这是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高度中心化的信息市场。供给方数量少，且受到严格监管，信息基本被限定在“主流”框架内。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个旧秩序。信息市场从一个固定的、可控的系统，演变成了一个充满“自发秩序”的、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新闻来源、关注的博主。一个动态的、充满竞争的、不断创新的媒体格局由此诞生。

这对于传统的“信息寡头”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他们的权威性被削弱，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在新市场中显得格格不入。当旧的权力受到新市场的威胁时，他们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答案是：关闭市场，或至少为新进入者设置高昂的壁垒。

限制言论自由，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模糊“诽谤”、“仇恨言论”的定义，并进行选择性执法，当权者可以有效地压制那些来自新市场、挑战旧秩序的声音。这并非一场关于道德或安全的辩论，而是一场赤裸裸的 信息市场控制权争夺战。

德国的现状是一个生动的警示：当法律的公正性被侵蚀，当审查可以被商业化，言论自由的消亡就不仅仅是几个记者或网民的个人悲剧，它标志着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市场正在被一个封闭、可控的旧体系所扼杀。这条欧洲正在走的路，值得每一个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