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讲过一句话：直觉与书本知识相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种机会。

这句话对于自然科学和行动科学—交换学，都是对的。

当你看到一些民生物资价格高企的时候，你的直觉是，若是政府出台法令，限制其价格上涨，我们就都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满足需求了。

但是经济学教科书讲的是，价格管制只会加剧短缺，让谁都买不到。

因为很清楚，价格管制的结果是打击生产供给，而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它必然造成排长队，加剧供求矛盾，让真正需要的人买不到，而让需求并不迫切的人囤积。这是人为制造短缺，是资源配置的严重混乱。

价格管制将导致“干预递增效应”，即最后要把所有价格都管制起来，才能达成目的。因此价格管制的逻辑结果是：全盘中央计划。

经济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价格管制的危害，却是共识。一个经济学家若是认可价格管制，那么他就失去了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声誉，而变成了一个政客。

这个时候，的确是你学习的好机会，带着问题，去把价格管制的基本原理搞清楚，以后你面对价格管制的呼吁和政策，就能保持清醒。

这是最高价格管制，即将价格限制在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

那么最低价格管制呢？也有。例如最低工资法，就是把工资率规定在市场决定的工资率之上，本来市场决定的是一个月3000，现在规定是5000，那么结果是什么，举一反三，立即就能知道它将导致“制度性失业”——劳动，卖不出去了。

所以最低工资法伤害最大的，就是它宣称要保护的低技能劳动者，将他们排除出就业市场之外。因为他无法创造这个最低工资率所对应的边际价值产品，没有人会雇佣他，雇佣他就会亏损和破产，让所有人一同失业。

再比如食品安全质量标准。

直觉告诉你，必须由国家出台一个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打击那些黑心的商家。

可是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食品安全不是政府立法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在利润机制的驱使下，竞相提高食品安全标准，赢得消费者的金钱投票。人为设置较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不会提升食品安全，反而给企业一个护身符，让企业丧失依据消费者偏好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动力；同时，较高的食品安全标准是大企业维护自身垄断利益，排斥小企业竞争的手段，其结果是，那些贫困人群将在较高的食品安全标准下无法满足生存需求。

市场的标准是多样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就是好，而不是标准越高越好。市场会在买卖双方的互动下，形成一套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的人去制定。如果在南部非洲，以欧盟标准设定食品安全标准，结果是大量非洲人将会饿死。

另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的常见直觉是：如果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唯有政府部门的惩罚是到位的，市场则往往让作恶者免受惩罚或者轻惩罚。

这也是常见的错误直觉。政府部门的惩罚往往是浅尝辄止的、照顾裙带利益的、一刀切的、腐败的。反而是市场对作恶者的惩罚是“六亲不认”的，杯葛来得非常猛烈，并且惩罚得“罪刑相适应”。一个企业一旦丧失商誉，市场将立即导致其破产，而不是在行政部门罚点款后改头换面重新开张。重要的是，市场将惩罚与否的权利，完整地交给了惩罚的主体：消费者。

作恶者应当赔偿。市场上的赔偿机制是，由受害者决定是否追偿和追偿多少、追偿方式，最终，会将这些赔偿款交给受害者；行政部门的赔偿机制是：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然后上缴国库。似乎受害的不是具体的受害人，而是莫名其妙的“国家”和“社会”。

再如福利制度。

当你看到农村人生活困苦的时候，你的直觉是，国家应当照顾这些人，让这些人老有所依、病有所医，给农村增加基础设施投入。

许多教科书告诉我们，这才叫文明。

然而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国家不生产财富，它只分配财富、消耗财富。要照顾这些人，就必须从其他人那里征收，然后交给农村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动能，因为他生产的多，反倒受到惩罚，要去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样，资本积累越来越少，能够投资于技术进步、兴办产业的资源减少了，农村人由此更加缺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生产的减少而承受更高的物价，即生活水平降低了。

将别人的钱通过强制力装进另一个人的口袋，这是抢劫，怎么能叫文明呢？让穷人因资本积累减少而生存受到更大威胁，这又算哪门子文明呢？

文明，难道不是相互尊重私有财产，经济繁荣进步，让每个人都活得更好？

国家兴办更多的公立养老、医疗机构，它必然要从市场中征收各类资源，导致的结果是市场投资减少了，公立机构又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如果用这些钱，让私人来投资养老和医疗机构，他们相对于公立机构，必定会更加节约、更加高效地组织生产，能惠及更多的农村人口。

始终要记住经济学的第一课：稀缺性。或者按照金塞拉的说法：竞争性。资源是稀缺的，各种资源都有竞争性的用途，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

一个更加常见的直觉是：私营机构一旦从事医疗业务，必定价格高得让穷人负担不起。

又错了。公立机构依靠税金生存，才不会在乎消费者的偏好；私营机构则必须服从消费者的偏好，才能生存下去。因此私营机构将有最大的动力进行资本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价格下降。

经济学告诉我们：要想实现更多的利润，不是涨价，而是不断降价，让更多的贫困人口也买得起。市场竞争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以最低成本生产，最低价格供给。这就是市场经济造福贫困阶层的方式，它把奢侈品变成必需品。市场才是最大的慈善。

给农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给农民发福利，都不如市场资本投资对农村更好。正确的办法从来不是不讲成本收益的计算，加大对农村的投资，而是让企业家发现农村人的迫切需求，用这些钱去投资兴办企业，让农村人走出来，或者去城市打工提升工资率；正确的办法从来不是发福利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激发他们生产的动能，让他们自食其力，同时让他们赢得尊严。

农村投资和农民福利的做法，结果是将他们永久地固定在农村的土地上，让他们丧失进取精神，从而形成阶层固化。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享受他人生产成果的不劳而获的食税阶层。福利之门一旦开启，将永无止境，最终将摧毁资本积累、导致经济衰退。而在经济衰退中，最没有抵御能力、受损最大的人，恰恰是人们宣称要照顾的那些最脆弱的人群。

有时候，你的直觉是对的。

例如，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父母自己养，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如果某些教科书告诉你，你的父母让别人养，而让你交钱去养别人的父母跳广场舞，你应该果断地将这种教科书烧掉，这些人不是在谈经济学，而是在教你违背基本的伦理法则搞“易子而食”。

我们都关爱弱势群体，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并不是目标的分歧，而是手段上的分歧，而经济学就是研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所以，**意识形态分歧是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予以澄清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达成帮助穷人的目的？

那些折中主义者无视自己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反而指责经济学太过极端，太讲逻辑和理性，而不顾现实。这是错误的。米塞斯早就给出了精彩的解答：

**逻辑思考和现实生活不是两条分开的轨道。对人来说，逻辑是用来克服现实问题的唯一工具；在理论上矛盾的想法，在现实中不会变得比较不矛盾。绝不会有哪个矛盾的想法，能提供什么满意的或行得通的办法，解决现实抛出的问题。意识形态内部矛盾的唯一效果，是隐瞒一些真正的问题，从而妨碍人们及时找到适当的政策加以解决。一些矛盾的意识形态有时候也许能延缓明显的冲突出现，但是，它们肯定会加重它们所遮掩的弊端，使得彻底的解决更加困难。**以为意识形态的一些矛盾无伤大雅或甚至有益，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经济学的许多结论，都是反直觉的。遵循杨振宁先生的教导，抓住所有直觉与理论相矛盾的机会，开启学习之旅吧。我们鼓励任何人去寻找米塞斯、罗斯巴德、霍普著作中的逻辑矛盾，如果你发现了，那绝对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在经济科学的发展史上留名。如果你没有发现，那么理性告诉我们：应当摒弃自己的情绪和立场，服从这些逻辑，而不是相信自己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