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外交事务》发表的《如何让贸易有利于美国劳动者》一文，并非孤立的声音，而是美国精英层对三十年全球化路径的尖锐反思。

文章的核心指控直白而沉重：

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无限度追求，创造了一个冷酷的效率神话，而这个神话的兑现，是以特定群体——特别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中年白人男性——的“人道代价单”来支付的。

莱特希泽援引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揭示了一组令人脊背发凉的数据：

在1999年至2013年间，上述群体中，肝硬化死亡人数激增50%，自杀人数上升78%，而药物与酒精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暴涨323%。

2014至2017年，由此引发的“绝望之死”浪潮，竟导致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出现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的首次持续性下降。

这些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效率方程式另一端血淋淋的产出。

全球化与产业外迁的逻辑在账面上无比清晰：

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直接降低了制造成本，提升了资本回报率。

跨国公司利润飙升，CEO们获得天价薪酬，持有股票的（通常是中上层）投资者财富增值，同时，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更琳琅满目、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

从古典经济学或某些功利主义视角看，这似乎是“帕累托改进”的某种体现，总福利看似增加了。

然而，这里的“效率”和“福利”究竟是谁定义的？

是聚合的宏观经济数据，还是每个活生生个体的主观体验与生存状态？

经济学的核心应在于有血有肉的个人行动，任何忽视个体主观价值与选择过程的总量计算都是空洞甚至危险的。

当政策精英陶醉于GDP增长、股市指数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时，他们系统地忽略了另一个群体主观价值的崩塌：

他们的技能被市场判定为“无效”，他们的社区因工厂关闭而衰败，他们从生产者和供养者变为被社会进程“抛弃”的人。

这种“效率”提升，绝非真正的市场过程产物，而是扭曲的价格信号（由人为的全球政策框架塑造）引导下的资本错配，其最终结果是摧毁了特定地区、特定人群赖以生存的“地方性知识”和人力资本。

莱特希泽所描绘的图景，正是这种扭曲的集中爆发。

制造业外迁导致2000-2016年间美国流失约500万个制造业岗位，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陷入长期停滞。

这不仅仅是收入的损失。

如莱特希泽所言，一份稳定的高收入工作，远不仅是购买力的来源，更是个人尊严、社会归属、自律习惯与公民认同的基石。

它是“成为贤惠妻子、踏实丈夫、和蔼父母、友善邻居和守法公民”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相反，工作的丧失，意味着个体与有序社会生产结构的断裂，其尊严的沦丧绝非福利转移支付或廉价商品消费所能弥补。

奥派学者汉斯-赫尔曼·霍普曾深刻论述，财产权与通过劳动获得财产的能力，是个人自主和尊严的根本保障。

当全球化浪潮以“效率”之名系统性剥夺一个庞大群体的这种能力时，所引发的就不只是经济不平等，更是深刻的社会与伦理危机。

历史从不缺乏类似教训。

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提升土地经营“效率”和纺织原料供应为由，驱逐了大量自耕农，造成了流离失所和社会动荡，其阵痛历时数代人才得以部分消化。

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数千万工人“下岗”，虽然从长远看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但短期内对特定世代工人及其家庭造成的冲击、尊严损伤与社会压力，亦是沉重代价。

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当经济变革的速度与规模超越社会结构的承受能力、且缺乏对受损个体的公正补偿与再融合机制时，所谓“整体效率”的提升便伴随着尖锐的社会痛苦与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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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的剥夺：当人成为效率方程的残差

莱特希泽思想的核心，在于将“个体尊严”重新置于贸易政策评价体系的中心。

他指出，正确的贸易政策应能使大多数公民，包括未受大学教育者，通过稳定、较高薪资的工作进入中产阶级。

这一主张，表面上与奥派强调市场自发秩序、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似乎存在背离，实则触及了奥派一个更深层的伦理基础：对个体自主性与主体地位的至高捍卫。

在奥派看来，市场过程的道德优越性，恰恰在于它允许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独特知识和技能，通过自由交换服务于他人并实现自我价值。

正如伊斯雷尔·柯兹纳所强调的，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发现过程”，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发现和利用此前未被注意到的机会，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各式各样劳动力技能的价值发现。

一个健康、未被扭曲的市场，理应能够为diverse的个体才能提供多样化的实现途径。

然而，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模式，并非纯粹自发市场的结果。

它是由国际协议、产业政策、资本流动便利化与相对僵化的国内制度共同塑造的。

这种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人为加速了某些生产要素（如资本、特定高端技能）的全球匹配，却同时人为贬低乃至扼杀了另一些生产要素（如发达国家本土的中低端制造业技能）的价值。

其结果，便是莱特希泽所痛陈的：

一个庞大的群体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工作”之外。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常被用来为这种变迁辩护。

然而，熊彼特本人也深知，“毁灭”的过程是痛苦的，且毁灭的未必只是过时的机器，也可能是过时的人及其生活意义。

这种“毁灭”真的是“创造性”市场过程不可避免的吗？

还是由扭曲的政策信号所催生的、过度的、非理性的资本转移？

当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产能并非因为真正的技术落后或消费者偏好转变，而仅仅是因为能够迁往环境与劳工标准更低、政策补贴更丰厚的地区时，这种“毁灭”就带有了人为的、不公正的色彩。

从个体层面看，工作的丧失意味着个人叙事的中断。

一个在汽车装配线工作二十年、以手艺精湛养家的工人，其技能、经验和自我认同紧密相连。

工厂外迁后，他的知识瞬间“失效”。

市场不再需要他花了半生时间习得的“地方性知识”。

这种挫败，远非经济层面。

人追求的目标不仅包括物质利益，更包括认同、尊重和生命意义。

当社会主流机制（市场就业）不再认可其价值时，个体的尊严大厦便随之崩塌。

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莱特希泽引证的数据所揭示的自我毁灭倾向——酗酒、药物成瘾、自杀。

这不是软弱的标志，而是个体在意义系统崩溃后的终极呐喊，是对其主体性被彻底否定的绝望回应。

张维迎在论述市场与企业家精神时，也特别强调市场经济对普通人权利的保障和机会的开放。

他认为，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应该让每个诚实努力的人都有望获得成功与尊严。

反观美国制造业“铁锈地带”的凋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反向过程：

制度安排（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在事实上关闭了一大批人通过传统诚实劳动获得成功与尊严的大门。

这不是动态市场的自然代谢，而更像是某种政策引导下的“系统性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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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全球化与走错路的“保护主义”

莱特希泽所批判的“过度自由贸易”与他自己所隐含主张的“战略性保护”，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共同源于对真正市场过程的背离，都是企图以“整体利益”、“国家竞争”或“社会工程”为名，对复杂自发秩序进行中央规划（哪怕是贸易领域的规划）。

首先，酿成美国制造业工人悲剧的，并非自由贸易本身，而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全球化”版本。

真正的自由贸易，应基于明晰的产权、自愿的交换和稳定的规则。

然而，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掺杂了太多的政府间协议、产业补贴、汇率操纵和由国际组织推动的规则一体化。

这些因素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得资本流动并非完全基于比较优势和经济计算，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策套利。

例如，中国通过出口退税、强制技术转让和市场准入限制等方式（正如莱特希泽在文中指控的），人为制造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这已非哈耶克所推崇的“扩展秩序”的自然生长，而是掺杂着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型竞争。

在这种扭曲的竞赛中，美国本土制造业面对的并非纯粹的外国竞争者，而是外国“竞争者+其政府”的复合体。

由此带来的产业外迁，其速度和规模都超出了市场自发调整的合理范围。

其次，华盛顿精英层（无论是过去的自由贸易倡导者还是今天的战略竞争策划者）所具备的“知识”是值得强烈质疑的。

哈耶克的核心洞见在于，知识是分散的、地方的、默会的，任何中央计划者都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来做出最优的经济决策。

贸易协定的谈判者们，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依据抽象模型和总量数据，推演着国家福利的增减，他们根本无法感知到俄亥俄州一个工厂关闭对整个社区生活脉络的细致摧毁。

他们用“劳动力再培训”这样的空洞方案来应对，忽视了技能、认同和社区网络的复杂性与粘性。

正是这种“理性的狂妄”，导致了政策与人性现实的严重脱节。

莱特希泽等人开出的“管理贸易”或“战略性保护主义”药方也不符合奥派的原则。

尽管保护特定群体免受突如其来的、非市场性冲击的伦理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通过关税、配额和政府挑选赢家输家的方式来纠正错误，只会引入新的、可能更严重的扭曲。

这是用一种干预主义去纠正另一种干预主义，最终结果是将市场进一步政治化，催生寻租、腐败和效率的进一步损失。

保护了钢铁业，可能就伤害了以钢铁为原料的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

报复性关税抬高了进口成本，最终由国内消费者和下游产业承担。

真正的解决方案，并非在“自由放任全球化”与“保护主义”之间做选择题，而应该是主张：

1、解除扭曲：

首先应致力于解除国内外的市场扭曲政策，如繁重的监管、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要求等，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相对稀缺性。

2、捍卫产权与契约：

确保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产权得到严格保护，契约得到公正执行，这是市场过程顺畅运行的基础。

3、反对福利主义与干预主义：

无论是进口补贴还是国内救助，长期的福利转移都会削弱个体的适应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应致力于创造更具弹性和自由的经济环境，让资源（包括劳动力）能更灵活地流向价值更高的用途。

4、接受动态调整的阵痛，但拒绝人为加速的毁灭：

市场经济的调整必然伴随阵痛，但政府的责任不应是阻止调整，而是确保调整在一个权利保障充分、规则公平的框架内进行，并避免自身政策成为制造非必要阵痛的根源。

莱特希泽等人的思考，正确诊断了“病人”（美国中下层劳动者）的痛苦，却可能开错了药方。

他们将痛苦归咎于“自由贸易”这个笼统概念，而非特定的政策扭曲；

他们试图用精英设计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战来解决问题，但这不过是重复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曾经犯下的错误——迷信顶层设计能替代分散的个人行动与知识。

寻找平衡：效率必须服务于人，而非反之

美国精英层对贸易战的反思，其思想根源在于认识到，纯粹以聚合经济效率为圭臬的全球化模式，在政治和社会上是不可持续的。

莱特希泽的文章标志着一个转折：

效率必须被重新锚定在个体尊严与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上。

这一洞见，与奥派强调个体行动与主观价值的出发点，在深层次是一致的。

奥派的核心启示在于：

真正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率，只能源于一个尊重每个个体自主性、保障其通过自由交换实现价值的制度框架。

任何背离这一原则，试图以总体数据、国家竞争或抽象模型之名，牺牲特定群体福祉的政策，最终都会遭遇反噬——无论是表现为社会撕裂、政治极端化，还是表现为莱特希泽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绝望之死”。

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一点。

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大规模奴隶进口和庄园经济挤压了自由民小农的生存空间，虽然提升了贵族庄园的“效率”，却摧毁了罗马军队的兵源和社会的中坚稳定结构，为共和国的崩溃埋下伏笔。

近代西班牙帝国从美洲掠夺巨额金银，短期内巨富，却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物价飞涨，最终陷入长期衰落。

这些案例中，“效率”的获取方式，侵蚀了社会健康的微观基础。

对于今日中国，美国的教训尤为深刻。

中国正经历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也面临如何平衡效率提升与社会稳定的挑战。

产业升级不应是政府主导的“腾笼换鸟”运动，而应主要依靠企业家在市场中发现机会、创造机会。

政府应专注于提供法治、产权保护等公共品，而非挑选具体产业或技术路线。

必须敬畏社会结构的韧性极限。

转型应允许试错和多元路径，为受冲击的群体提供充分的制度缓冲（如更灵活的土地产权、更便捷的微小企业创设程序），而非简单粗暴的“下岗分流”或“培训转岗”。

尊严源于有效的财产权与交换权。

确保普通劳动者、小微企业主能切实拥有并自由处置其财产和劳动力，并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换获得回报，是维护社会尊严与稳定的根本。

回到美国的情境，贸易战本身作为一种粗糙的战略工具，并非正确的解决方案。

但它所引发的这场全美精英层的大反思，其价值在于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是冰冷的数字增长，还是活生生的人的繁荣？

莱特希泽等人撕开了“全球化共赢”的光鲜外表，露出了其下残酷的分配现实与人性代价。

最终，经济效率、个体尊严与社会稳定并非必然冲突的三极。

在一个权利保障充分、规则公正、允许知识自由运用与交换的真正市场秩序中，效率的提升将与个体尊严的实现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协同演进。

而当下的挑战，在于如何从被扭曲的、由权力与资本合谋塑造的伪全球化，以及可能滑向的、由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主导的零和博弈中挣脱出来，向着那个更健全、更人性化的秩序艰难探索。

这不仅是美国精英需要思考的，也是所有身处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必须面对的根本命题。

效率，必须也只能是服务于人的工具；

一旦本末倒置，人沦为效率方程的残差，那么整个文明大厦的倾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1999-2017年那飙升的死亡数字，就是这座失衡大厦最刺耳的警报。

因为数据不会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