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谢作诗和邓新华分别写了一些针对奥地利学派的文章，邓新华文章的名字叫《奥派也讲理性人假设》。邓说理性人假设就是“局限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其要点是：1、人并非全知全能；2、利益是个人的主观判断；3、最大化规定了人选择的方向，如此方可推导约束条件下人的选择。他认为，奥派说的人的行动有目的，不是理论推导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人的目的是追求更舒适或更满意。这叫规定了选择的方向。

他的朋友给出了罗斯巴德在《人 经济与国家》中**“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大化心理收益”**，然后说，罗斯巴德赫然用了“最大化”！只不过换成了“心理收益”而已，以证明奥派也讲理性人假设，只是说法不同，另一种表述而已。

他完全误解了奥派。这里面的区别，大了去了。

批评，没问题，奥派最欢迎批评，也最不怕批评。一个从先验的逻辑起点出发层层推理演绎的科学体系，怎么会害怕批评呢？只要你从任何一个逻辑链条上驳倒它，它的整个理论大厦就倾塌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批评者需要首先知道，奥派在说什么。

关于“理性”，奥派到底是怎么说的？

人的行动必定是理性的。所以“理性的行动”，是一个赘词，同义反复。

行动的反面，并不是“非理性”的行动，而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本能反应，例如打呼噜和膝跳反射，其区别正是奥地利经济学逻辑推理的起点：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

所以当邓新华说奥派也讲理性人假设时，他就已经错了。奥派从来就没有理性人假设。奥派并不讲假设，人的行动有目的，总是用一个较为满意的状态取代较不满意的状态，这不是假设，而是关于人的行动本质的洞察，它是先验有效的。是用先验的理论与逻辑，来解释经验现象，而不是用经验来“证实”和“证伪”理论。

奥派也不需要假设，它知道。正如“最后的古典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所言：经济学不需要假设，经济学从一开始就知道人的行动的终极规律。

理性，若用来形容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毫无意义的。人的行动的目的，总是想要满足某些愿望，追求快乐和幸福。这里的“快乐”和“幸福”，是纯“形式主义”的，并没有具体的内容。欲望满足了，就是“快乐”和“幸福”。每个人的快乐和幸福都是主观的，正如汝之砒霜我之蜜糖，价值判断总是主观的、武断的，每个人的目的，对于经济学来说，是终极给定。

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他人的价值判断。批评别人的目的和意志，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有资格说，某种状态能够令行动人更加快乐和满意，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个人“庸俗”地追求金钱利益，另一个人“高尚”地追求艺术，前者既不比后者更加理性，也不更加不理性。一个人讲究吃喝玩乐，另一个人追求某种道德的目标，同样没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别。一个人崇尚好死不如赖活着，另一个人说“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愿意为某种目标牺牲生命，他们也都同样是理性的。

人就是理性的动物，他并不光是追求吃饱和性交，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一切有价值的目标，宗教、友情、爱情、道德等，都在他的价值表中由他选择。人活着本身，同样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因为他认为活着的价值高于死去，否则他就会自杀。

当理性用来形容达成目的的手段时，就蕴含了手段与目的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那些不适用于达成目的的手段，就会被认为是“不理性”。

但是人经常犯错，经常会出现选择的手段并不能达成目的。然而这并不是不理性，它仍然是一次理性的行动，尽管它是一种无效的、错误的尝试。

古代人拜神求雨，与现代人运用气象学科学原理增加降雨，前者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但是并不比后者更不理性。古代医生用放血疗法治疗疾病，与现代医生用科学的诊疗技术治病，前者也并不比后者更加理性或者更加不理性。

也许到100年后，我们现在的诊疗技术在百年后的人们看来就是错误的，然而你能说现在我们的手段是非理性的吗？他们只能说，他们的手段更加有效、更能达成目的，而不能说我们不理性。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难道企业家投资亏损了，他当初的投资行为是非理性的吗？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投资者，并不能说他不理性。人的行动都是企业家行动，他经常失败，经常目的与手段背离，他是一个差劲的预测者，但是他是理性的。

这就是说，除非你将“非理性”建立在某个主观、任意、武断的价值判断上，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构想出什么“非理性的”行动概念。

认为某些物质目标，才是理性的，“虚无缥缈”的目标，就是非理性的；认为必须目的与手段严丝合缝，就像物理学实验一样，否则就是非理性。然后，以理性人假设来研究人的行动，就完全误解了人类行为的本质。

理性人假设的最大bug在于，它以上帝视角和独裁者心态，在看待人的行动，凡是不符合他们价值观、他们模型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的。这将通往奴役之路。

所以争论这些问题，并不是意气之争，也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根基上错一小步，现实里往往就错一大步，影响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现实处境。

所谓人的行动目的：追求“利益最大化”

价值是主观的，目的是极据（终极给定）。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利益”。

当邓新华们在说“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预设了利益的客观性。其最大化，又预设了利益的基数化、数学化、可量化、可测量、和效用的跨人际比较。如果不是这样，你如何判定“最大化”呢？

价值，就是一个人偏好A胜于B，它只是一个序数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最大化的问题。事实上，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就是实证主义的，观察真实世界里可度量的现象，来验证自己的假设。的确，没有可度量，就没有最大化。

然而，我偏好喝茶胜于喝咖啡，你如何度量呢？你只能说，我在此时此刻，将喝茶的价值排在了喝咖啡之上，不可以说喝茶是喝咖啡的2.6倍，利益最大化了。

邓新华肯定会说，我们也承认价值主观，也知道序数效用论，这又没什么难度。

但问题在于，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偏离了芝加哥学派的固有路线，是自己给自己打补丁。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芝加哥学派没有基本的原则和逻辑，并没有完整成型、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它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就不要讲什么原则了。经验主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否定理论，哪里黑哪里歇。所以似乎谁都可以“开宗立派”，并认为自己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价值主观——这的确没多大难度——而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并且逻辑一致地使用它。你可以在口头上承认，价值是主观的，然而在运用的过程中，却使用基数化、数学化、可量化、可测量、效用跨人际比较等方法，那么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主观价值论，就必然误入歧途。

我们可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

奥派在讲主观价值排序的时候，是将主观价值论贯彻到底，绝对摒弃数学方法的。哈耶克说，**经济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主观价值论的胜利。**这是正确的。

奥派讲的价值排序，只是一个构想出来的概念工具，它只能从行动中展示出来。比方说，现在我有两小时时间，可以用来看电影，也可以用来读一篇文章，但时间必定是稀缺的，只能在其中二选一，我选择了读书，那就意味着，在这次行动中，我把读书的价值排在了看电影之上。

这就是行动展示偏好。一个人的价值排序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行动中推断出来。

这绝对不是传统经济学中的模型和公式。他们会这样处理这个问题：

某人排序第一的目标是A，第二是B，第三是C，这就成一个“模型”了，人就必然会选择A而舍弃B。如果他“居然”选择了B，那就“不理性”了，模型就要变一下了。

当然不是这样，这就是削足适履。

每个人的价值排序都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处境下，也会有不同的价值排序，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表。再次强调，价值表是一个概念工具，只能从行动中展示，而不是用模型来固定和验证。

还有一种处理，一个人的价值排序是这样：A＞B，B＞C，按照传统经济学，直接用数学来处理，结论是A＞C。

但是真实世界的人的行动，不是这样的。按照数学公式，因为A＞B，B＞C，所以A必然＞C。然而人的行动不是数学公式，偏好始终在变。

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人的行动总是处在时间流变之中，而传统经济学忽视了时间因素，假定了连续状态。实际上，A＞B，B＞C ，这是两次行动，两次行动之间是独立的，并没有连续性的问题。我今天选择吃榴莲胜于苹果，明天认为苹果好于橘子，你能由此推断，我后天必然偏好榴莲胜于橘子吗？显然不能。

这就是米塞斯在讲价值排序问题时反复强调的，绝不可混淆逻辑学意义的一致性（亦即，没有矛盾）和行为学意义的一致性（亦即，坚定不移或始终如一坚持相同原则）。逻辑的一致性只属于思想领域，而坚定不移只属于行为领域。

人不是机器，不是程序，不是公式，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去研究人。这就是传统经济学最大的问题。

那如何理解罗斯巴德说的最大化心理收益呢？

当罗斯巴德说，“人的行动总是追求最大化心理收益”时，邓新华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你看，奥派也讲最大化。可是罗斯巴德的用法与芝派完全不同。

罗斯巴德说的最大化心理收益，恰恰指的是价值排序最高的目标。当行动人采取适当手段，实现了他价值表上排序最高的目标时，他就“心理收益最大化”了。并不存在客观的、别人眼中的收益最大化，那跟行动人无关。

有一个北京的工作，给我年薪50万，我不去，就想年薪20万，并留在家门口陪伴家人。在你看来不理性、没有收益最大化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最大化心理收益。我们能说的是，我把陪伴家人的价值，排在了更高的金钱收入之上。你认为这成本太高了，但是我认为值。成本是主观的。

所以这从来没有数学、测量、效用比较等问题。所谓心理收益，就把问题界定得很清楚了，它是主观的，而不是可量化的金钱或者物质收益。一件可测量的、物质收益很大的事情，带给行动人的并不一定是心理利润，反而可能是心理亏损。

利润，还是主观的。这就是主观价值论逻辑一致的运用。金钱利润，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一个人对同胞做出贡献、赢得消费者金钱投票的指标，并不能代表他的心理利润。

例如有些人基于宗教、对资本主义的错误理解等原因，认为金钱是一种罪恶，太多的钱反而让他郁郁寡欢。这时候，当他把这笔钱捐出去做慈善，甚至直接烧了——很不“理性”了——他反倒获得了最大的心理满足。

事实上，数学上的最大化、最小化、使用微积分的无限大与无限小，根本就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当一种手段最大、最小、或者无限大或者无限小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进入行动人的排序表之中。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单位的财货的满足之间进行选择，没有所谓钻石比水更有价值这样的问题。

也更没有了一个似乎趋近无限大、无限小的所谓连续过程。行动，总是单次的，并不能画一个趋势图出来。重要的是，人的行动中并没有连续的图表和曲线，那些曲线和图表，只是一种事后的“还原”，是面对高中生的方便表达，它并没有增加我们的任何知识，没有这个图表和公式，对知识不增不减。按照“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些函数化的、公式化的玩意，应当全部砍掉！

正如罗斯巴德所说：在人的行动科学中，“函数”这一数学概念的使用尤其不适当。一方面，行动本身并不是任何事物的函数，因为“函数”意味着确定的、独一无二的、机械的规律以及被决定的。相反，数学的联立方程——在无动机的运动的物理学研究中——强调的是互为因果、互相决定。然而，在人的行动中，已知的构成原因的行动的动力是单向地在决定着其结果。

顺便说一句，也不要总是“奥地利学派这些人根本不懂数学，所以才沉迷于文字游戏”这样莫名其妙的指责和自嗨。奥地利学派懂数学，大师们对数学非常精通，事实上他们对各种知识门类都非常熟悉，阅读量惊人。米塞斯讲类概率和个案概率，讲得不比数学家差；罗斯巴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就是数学。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试图在物理学——尤其是，古典力学——的模型上构建经济学，是徒劳的、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物理学中，数量关系或者说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任何一个时点，它们都被认为是有效的。而在人的行动领域中，没有常数，没有数量上的恒常关系，对人类历史不同时期都有效的固定数量关系并不存在。人的行动中唯一的“自然规律”，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

不要犯你们芝派的偶像斯蒂格勒的错误。施蒂格勒在他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一个脚注中说**“庞巴维克并没有受过数学的训练”**，作为对庞巴维克的致命一击。然而正如罗斯巴德犀利地指出的：斯蒂格勒必须认识到，数学只是逻辑和理性的仆人，而非其主人。并不是说必须受过数学的“训练”，才能认识到在人的行动科学中数学的无用和不适当。举例言之，仅受过农业技术的“训练”，我们照样可以知道农业技术在邮轮的甲板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实际上，受过数学的训练，却对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很可能会在运用数学到后者的过程中产生悲剧性的结果。庞巴维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伟大在这个节点上并不需要做出辩护。

所以，凡是用数学的、定量的、最大化的来分析人的行动的，我们都可以直接下个结论：这是胡闹，就是把人当机器。一本经济学书，数学只有三行字，这三行字分别留给报酬律、比较成本法则和货币乘数。因为它们不涉及主观评价。凡是超过这三行的，说明其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的本质。

结语

对上述问题的澄清和辩论，绝对不是玩文字游戏。

芝加哥学派的理性人假设和利益最大化，已经导致了诸多思想混乱，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尤其是，新芝加哥学派相对于老芝加哥学派，在他们的学说中加入了许多集权元素，比如宏观微观二分法，比如谢作诗的公域私域划分，都将为政府干预经济大开方便之门。

当你认为价值、效用可以使用数学方法进行量化、测量和跨人际比较，可以加总和平均的时候，得出谢作诗式的可以强拆的结论，就一点都不奇怪。

且让我最后说一句，我对芝加哥学派充满尊重，我很喜欢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小子”。他们的绝大多数结论，尤其是所谓“微观领域”，都是偏向自由市场的。中国，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基本上都是芝派，他们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个世界，若是被芝派观念主导，而不像现在的群魔乱舞，肯定会好很多。

但是要明白，理论，是不容妥协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接受逻辑检验。理论上的妥协，就是没有原则的背叛，就是现实中毫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