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60分钟》节目采访了一些德国检察官，他们像暴君一样，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迫害那些说了政府不爱听的话的普通老百姓。这几个检察官解释说，政府有权发起突击搜查，抓捕那些批评官员、抱怨移民犯罪，或者说了不符合最新“政治正确”思想的人。

《60分钟》节目还不要脸地帮着德国政府说话，就像20世纪那些欧洲独裁者的走狗一样，美化这种打压行为。节目里说：“德国正在努力给互联网带来一些文明，他们监管网络的方式，大多数美国人想都不敢想，目的是为了保护正常的讨论。” 用大皮靴狠狠地踹那些在脸书上骂德国政客的人的脑袋，这也能“保护讨论”，是吧？ 现在嘲笑德国领导人，就像500年前说人是异教徒一样要受惩罚——虽然还没人被公开烧死。

那些自以为是的德国检察官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就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现代翻版？黑格尔曾经宣称：“人们真是太蠢了，他们热衷于良心自由和政治自由，却忘了真理其实掌握在权力手里。”

黑格尔甚至直接把政府和真理划等号，他说：“因为真理就是普遍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统一；而所谓的‘普遍’，就体现在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及国家那些普遍适用的、合理的制度里。” 黑格尔的思想，可能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能推动现代极权主义的发展。

不幸的是，很多美国人也希望美国政府变成像德国政府那样的“真理部”。 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国成年人支持政府压制“虚假信息”。 但其他民调又显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相信政府大多数时候会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人们为什么要相信那些不诚实的官员会为了他们去清除“虚假信息”呢？ 难道有些人上学的时候没学过逻辑课吗？ 2023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还显示，几乎一半的民主党人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在特定情况下”才是合法的——也许只有当总统是个讨厌的共和党人的时候才行？

黑格尔那种“政府=真理”的观念，近年来推动了美国的审查制度。 三年前，美国人发现自己竟然生活在一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统治之下，委员会的主管还是一个傻乎乎的“虚假信息沙皇”，她还吹嘘自己毕业于布林茅尔学院。 公众强烈反对，这个委员会最终被解散了，但联邦政府的审查人员很快又偷偷摸摸地恢复了他们对互联网的控制。

虽然美国的审查人员很少提到黑格尔，但他们的那些阴谋诡计，其实都默认了政治权力是神圣的，就算不是天生的，至少效果也跟神权差不多。 2018年成立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一直在搞“代理审查”，也就是把破坏自由的脏活外包出去。

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一百天，CISA就跟一些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合作，成立了“选举诚信伙伴关系”。 联邦法官特里·多蒂在2023年的一项裁决中指出，这个项目，加上其他联邦机构的努力，制造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其“预期结果是压制数百万美国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

CISA用什么标准来决定美国人该不该被禁声呢？ 多蒂法官指出，CISA解决争议的方法是联系政府雇员，而且“似乎总是认为政府官员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任何政府官员说的话，都足以成为压制普通公民评论或帖子的理由。 难道政府的身份证明，什么时候变成像古希腊的特尔斐神谕一样，能预知真理了吗？

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CISA建立了一个“谣言控制”网页，用来应对所谓的“选举威胁”——其中就包括关于联邦政府审查美国人的“谣言”。 CISA的目标是压制美国人的一些说法，比如“邮寄投票不安全”——尽管缺席选票舞弊的历史由来已久。

拜登之所以能当选总统，部分原因就是民主党利用新冠疫情，大开方便之门，让未经核实的邮寄选票涌入。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就曾表示，“在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前，推特基本上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分部。”

那些审查者表现得好像真理和谎言都是不证自明的。 但作为一个长期追踪联邦机构的调查记者，我亲眼见过政府是如何尽量掩盖其令人震惊的行径的。 1993年4月19日，联邦调查局用坦克袭击了大卫教派的住所，引发了一场大火，导致80人丧生。

事发当天，联邦调查局坚决否认他们与火灾有关，还声称他们有录音带，证明是大卫教派成员故意集体自杀。 但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些所谓的证据。 任何暗示联邦调查局与这场致命火灾有关的人，都会被嘲笑为反政府疯子，甚至是对公众有害的危险分子。《洛杉矶时报》的一位书评人，甚至把我对联邦政府在韦科事件和其他案件中表现的批评，归咎于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

但随着时间推移，联邦调查局关于韦科事件的说法，一年一年地被拆穿。 火灾发生六年之后，一位私家侦探找到了证据，证明联邦调查局在火灾发生前，曾向大卫教派的住所发射了燃烧弹，彻底揭穿了联邦调查局的谎言。

同样的模式也摧毁了美国政府在其他事件中的公信力，比如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综合征病例，2003年的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国入侵阿富汗后，声称取得了民主和妇女权利的光辉胜利。 “真相会慢慢浮出水面”，在臭名昭著的杜克大学长曲棍球队案件中也得到了体现。 多亏了米塞斯研究所的编辑比尔·安德森坚持不懈、精明的分析和调查，才最终帮助击溃了一场媒体和检察官发起的“私刑”。

不幸的是，在德国，以及至少在美国的一些时候，“真理”就是政府宣称的东西。“虚假信息”就是任何与政府最新声明相矛盾的东西。 至于政客或官僚自己说了多少假话，那根本无关紧要。 政府仍然垄断着真理，以及撒谎的权利。

最近这些审查制度，生动地展现了民主是如何变成一场闹剧的：选民选出政客，然后政客来规定公民可以想什么、说什么。 审查制度摧毁的不仅是言论自由，还有思想自由。

审查制度试图强迫每个人都活在精神孤岛上，让人们的思想无法从同胞那里获得启发。 在黑格尔声名鹊起之前不久，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就写道：“剥夺一个人公开交流思想的外部权力，同时也剥夺了他思考的自由。”

通过阻止人们互相交流，审查者制造了数百万个思想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他们被困在孤岛上，试图独自搞清楚一切。 禁止公民分享政府滥用权力的事实，催生了一种变态的“主权豁免”。 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政治权力扩张的反对——往往直到为时已晚，无法反抗。

其他欧洲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比德国还糟糕。 英国就臭名昭著，他们会突击搜查那些指控移民和犯罪的人的家，并逮捕他们。 爱尔兰参议员宝琳·奥莱利认为，当“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观点”让其他人感到“不安”时，政府就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限制自由”。 那我能不能要求政府审查所有那些嘲笑我戴着老式铁路工程师帽，让我感到身份认同不安的人呢？ 政客们通过大幅扩张“仇恨言论”的定义，来为压制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观点找借口。

盲目相信官员会颁布真理、惩罚错误，这正是政治文盲日益增多的体现。 在早些时候，美国人还以鄙视那些靠开空头支票上台的政客而闻名。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官僚们会像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官员在洪水过后赶来救援时那样，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绝无虚言”。 如果政府连送邮件都做不好，凭什么会相信政府有能力判断和保护公民想要分享的任何想法呢？

真有人认为让政客当审查官会激发其圣徒心性？ 如果这么多人都会被华盛顿的胡说八道给忽悠了，盐论自由，或者任何其他自由，又怎么可能幸存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