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掩盖了真相。

2025年的郑智化深圳机场事件中。公众的愤怒是真实的，对“25厘米高度差”的口诛笔伐，充满了朴素的正义感。

然而，在这场指向机场和航空公司的道德审判的喧嚣之下，一个问题被我们集体忽略了：

为什么像郑智化这样一位功成名就、完全有能力支付更高价格的明星，也无法购买到一次有尊严的登机服务？

不少舆论的主流叙事，将原因归咎于企业的冷漠和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缺失。

但倘若我们面对事实，便会发现一个残酷而反常识的真相：** **

恰恰是那些旨在“保护”残疾人的善意管制，尤其是禁止对无障碍服务收费的规定，从根本上摧毁了高质量、有尊严服务的供给土壤，最终导致了郑智化先生“有钱也买不到尊严”的困局。

一、“我不是一件行李”

要理解郑智化事件的本质，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愤怒的根源。

许多旁观者感到困惑：现场视频显示，有多名工作人员在协助他，他最终也成功登机了，为何他依然感到“没人性”、“连滚带爬”？

答案在于，公众看到的是物理层面的“位移”，而郑智化体验到的，是心理层面的“屈辱”。

残疾人群体，尤其是那些心智健全、渴望独立自主的残疾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普通人难以完全共情的敏感和骄傲。

他们最恐惧的，不是身体的障碍，而是被当成一个“物件”或“累赘”来对待。他们的核心诉求，不仅仅是“被移动”，而是“自主地移动”。

当这种自主性被剥夺，被迫以一种完全依赖他人的、笨拙的、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方式完成一个简单动作时，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

一位下肢残疾的网友曾如此描述他的经历：“我永远忘不了那次下飞机，两个乘务员一左一右，像抬麻袋一样把我从座位上架起来，然后一个空乘组长在前面开路，大声喊着‘大家让一让，让一讓’。所有乘客都回头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有好奇。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需要被清运出机舱的特殊行李。我宁愿自己爬下去，也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公主抱’。”

这段描述，精准地揭示了问题的核心。

“被抱着下飞机”，在物理上是高效的，但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这说明，“尊严”在此时此地，并非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极其具体、极其强烈的消费偏好。

它包含了对自主性、隐私性、体面感的综合需求。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强烈的消费偏好，都对应着一个潜在的商业机会。

有人喜欢更宽敞的座位，于是有了商务舱和头等舱；有人讨厌排队，于是有了VIP通道和快速安检服务；有人追求极致的舒适，于是有了私人飞机。

这些服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识别出了这些偏好，并通过提供差异化的、更高质量的服务来获取更高的利润。消费者通过支付溢价，满足了自己的特殊需求。

同理，残疾人的“尊严偏好”也完全可以被市场化地满足。想象一下，如果存在一种付费服务：

A套餐（基础服务，免费）： 遵守法规，提供轮椅和工作人员协助，可能是搀扶或抬举。

B套餐（尊严服务，收费1000元）： 保证使用最先进的、可以与机舱门无缝对接的升降平台；由受过专门培训、懂得如何维护客户隐私和尊严的“无障碍服务专员”提供一对一服务；优先登机或最后登机，避免其他乘客的注视。

以郑智化的收入水平，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B套餐。

甚至对于许多普通中产的残疾人家庭，在长途旅行时，为了换取一次体面、安心的体验，也极有可能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然而，悲剧在于，我们的法律，阻止了B套餐的出现。

*二、强制免费如何系统性地谋杀了优质服务*

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保护”残疾人权益上，选择了“强制免费”这条看似最直接、最充满善意的道路。

这背后的逻辑是，无障碍出行是基本人权，不应成为牟利的工具。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善意的枷锁”：

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承运人、机场管理机构、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协助，“不得另行收取服务费用”。

这包括提供轮椅、协助登机离机等核心环节。

2022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更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强化了公共服务场所提供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义务，同样，这些法定义务都是无偿的。

这些条款，将所有无障碍服务都定义为了企业的“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这一根本性的定性，决定了企业在此问题上的行为逻辑。

当一项服务无法带来收入，而只会产生设备、人力、培训等一系列成本时，企业管理者的唯一理性选择，就是“在满足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实现成本最小化”。

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

“应付式”的设施采购：

机场在采购升降车等设备时，首要考虑的是价格和合规性，而不是用户体验。只要这台车能升降，符合安全标准，就算完成了法律义务。

至于它与机舱门之间是否有25厘米的高度差，是否会导致轮椅无法平推进去，这些“细节”在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下，是可以被容忍的。

因为要实现“无缝对接”，可能需要采购更昂贵、更精密的设备，这在财务上“不划算”。

2、“流程化”而非“人性化”的员工培训： 对地勤人员的培训，重点会放在如何“完成”协助任务，而不是如何“完美”地服务。培训手册会教他们如何搀扶、如何操作设备，但很少会投入大量成本去进行同理心培训，去教他们如何观察和理解残疾旅客的心理需求。因为后者需要更高的培训成本，且无法带来直接回报。

3、缺乏创新的动力： 既然不能收费，任何旨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创新——比如研发更便捷的登机辅具，设计更私密的登机流程——都成了纯粹的成本投入。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卷”服务质量，只要做到“人有我有”，不出安全事故，就算万事大吉。

4、申请服务困难：一个残疾人要使用轮椅送上飞机，需要提前预约，他不是一个可以随到随用的服务，并且有时还不一定能预约到。

郑智化，恰恰就是这个低质量均衡陷阱的最完美诠释者。

他拥有强大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他想把钱付给航空公司，对他们说：“请给我最好的服务，我愿意为此买单。”

但航空公司只能无奈地摊手：“对不起，先生，法律不允许我们因为提供了更好的服务而向您收费。所以，我们只能为您提供这个所有人都一样的、符合最低标准的免费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管制悖论”：一项旨在保障权益的规定，最终却导致了该权益在更高层次上的落空。

法律保障了残疾人“有服务”的权利，却剥夺了他们获得“好服务”的可能。

对于郑智化而言，这种“保护”无异于一种“绑架”，将他和其他所有残疾人，无论贫富，都捆绑在了最低服务标准的水平线上。

*三、劳动管制如何制造了集体的贫困*

如果说，禁止收费的管制直接导致了优质服务的缺位，那么，在更宏观的层面，一系列旨在“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则从根本上削弱了残疾人群体的经济基础，使他们作为一个消费群体，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劳动法对残疾人也适用，这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

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企业雇佣员工，遵循的是简单的经济原则：员工创造的价值，必须大于雇佣他的成本（工资、社保、管理成本等）。

任何抬高雇佣成本或降低解雇灵活性的法律，都会让企业在招聘时变得更加谨慎。

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全面向欧洲劳动法规在学习，例如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及严格的解雇条件。

同时，各地政府还在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但其客观效果，却对残害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

假设某地最低月薪为3000元，加上企业需要承担的五险一金，实际用人成本可能高达4500元。一个企业主在招聘一个辅助性岗位时，面前有两个候选人：一个健康的年轻人，一个身体有残疾但同样能完成工作的候选人。企业主可能会主观地认为，残疾人员工的生产力可能稍低，或者未来的健康风险、请假几率更高。

在用人成本被法律刚性锁死在4500元的情况下，他几乎必然会选择那个看起来“风险更低”的健康年轻人。

因为法律不允许他进行价格歧视，即用一个稍低的工资（比如2500元）来补偿他所感知的额外风险。

结果，最低工资法这道门槛，直接将许多生产力暂时达不到该水平的残疾人挡在了就业市场之外。

在许多经济学研究中，最低工资法对低技能群体就业的负面影响已被反复证实。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最低工资法最主要的受害者，恰恰是它声称要帮助的那些人。”

同样，在欧洲一些国家，过于僵化的劳动法导致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企业宁愿使用临时工或将业务外包，也不愿招聘一个“请不走”的正式员工。这种效应，在残疾人群体身上被进一步放大了。

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当法律对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提供超强保护，规定不得随意解雇并需支付高昂成本时，许多企业在招聘时便产生了“恐女”心态，尤其是对于育龄女性。

这同样是“管制达不到目的”的经典案例。

善意的保护，最终转化为了就业市场上的歧视。

将此逻辑应用到残疾人身上，道理是相通的。当法律规定企业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各种便利、承担更多潜在责任，却又不允许企业在雇佣合同中对此进行风险对价时，企业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招聘残疾人。

至此，一个完整的恶性循环形成了：

严苛的劳动管制，导致残疾人群体就业率低下，整体收入水平堪忧。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形成强大的、有吸引力的消费市场。

企业缺乏商业动机去为这个“微薄”的市场开发和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

此时，禁止对无障碍服务收费的“善意”管制，则彻底扑灭了最后一点市场化的火花，让所有服务都停留在低水平。

残疾人在就业和消费两个领域，都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之中。

这个循环告诉我们，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最终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任何脱离经济规律、试图用道德和法律强制来实现的“平等”，最终都可能演变成对这个群体更深层次的伤害。

郑智化事件，是一个绝佳的政策反思样本。

它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暴露了我们社会在残疾人权益保障上所走的弯路。

我们太习惯于用“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去修补市场的“失灵”，却往往忽视了，这只手在很多时候，会笨拙地打碎更多东西。

真正的出路，在于解放市场，相信选择的力量。

政府应该做的，应该是允许并鼓励企业开发不同层次的付费无障碍服务。让市场出现“经济型”、“舒适型”和“豪华型”的无障碍出行选项。

当郑智化们可以通过支付几百一千元，换来一次由私人管家服务的、全程私密而体面的登机体验时，他们不仅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消费行为，向整个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市场是存在的，这里有利润！”

这个信号，会激励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涌入这个蓝海，竞争会带来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价格的下降。

最终，不仅是富有的残疾人，就连普通工薪阶层的残疾人，也能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享受到远超今日水平的、有尊严的服务。

更根本的，是要重新审视那些阻碍就业的劳动法规。我们需要更大的薪酬灵活性和用工弹性，让企业敢于、也愿意去雇佣残疾人。

当一个残疾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堂堂正正地赚钱，他便获得了最根本的尊严。他的消费能力，将成为支持无障碍服务市场发展的最坚实基础。

对残疾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不是将他们视为需要特殊保护、需要被施舍的“弱者”，而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市场参与者。

他们有权用自己的钱，去购买自己想要的服务，包括“尊严”这一可以被定价的商品。

那些骂奥派没人性的人，他们不懂科学。

科学说的是，对于让残疾人过得更好这一目的来说，何种手段才是正确的。科学不会诉诸于道德，而是分析手段的正确与否。

很明显，从欧美传过来的管制模式，并不能真正提高残疾人的福祉，其手段无法达成目的。

经济学揭示的市场规律，才能让人们善良的愿望，变成现实，而不是总是事与愿违。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当尊严可以被购买时，它才不会被施舍。

郑智化舆论事件，不能道德化

2025年10月25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台湾歌手郑智化与一架升降登机车之间形成的25厘米高度差，形成热点事件，舆论上争论不休。

这一具体的物理障碍，通过社交媒体的放大，迅速演变为一场关于残疾人权益、公共服务温度乃至社会文明标尺的宏大叙事。

然而，在这场舆论风暴之下，一个更深层次、也更关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问题却被悄然遮蔽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要求一个“企业”——哪怕它带有国有成分——的行为？

当公共舆论的洪流涌向一家上市公司时，它所携带的诉求，究竟是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正常反馈，还是一种将企业行为“政治化”的道德绑架？

郑智化事件的典型性，让我们得以清晰地观察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的激烈碰撞。

一种是“政治化”的话语体系，它诉诸情感、道德与普遍权利，要求企业承担无限的社会责任，将无障碍服务视为一种不容置疑、不计成本的“政治正确”。

另一种是“经济计算”的话语体系，它立足于理性、成本与市场选择，认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一切行为的最终依归都应是利润与可持续发展。

一、消费者吐槽与政治诉求的界限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对企业服务的任何不满、批评与“吐槽”，都是一种常态，甚至是市场健康的标志。

它是消费者主权最直接的体现，是企业改进产品、优化服务的压力来源。

如果郑智化的反馈停留在“深圳机场的这项服务体验很差，让我感到不便与不被尊重”，这无疑属于消费者正常的吐槽范畴。

这种反馈指向的是个体体验，其潜在的诉求是希望企业能“做得更好”，以便未来自己或他人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然而，我们在此次事件中看到的，远不止于此。

因为他的指责是没有人性，这是一种道德化的指责。

我们评价一个餐厅的服务不好，我们会说，菜难吃、服务人员态度差，大家别去了，但批评这家餐厅的老板是没人性的，这显然与这种评价不一样，是一种道德指责，而不是对产品质量的评价。

如果逻辑一致的话，郑智化如果指责一家便利店，门口没有无障碍通行设施，然后骂其没有人性？我们是否可以接受？

郑智化前后的所有发言总结而言，我认为，就是将一个具体服务场景的缺陷，上升为对整个社会问题的批判。（当然，这一理解也有争议）

话题从“25厘米高度差”迅速扩展到“8500万残障人士的出行困境”，从对机场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上升到对“人心里的善良没了”的宏大拷问。

这种话语的跃迁，是区分消费者吐槽与政治舆论的关键所在。

消费者吐槽的核心诉求是“选择”。

消费者通过评价、口碑传播、最终用脚投票，来表达自己的偏好。

一家餐厅的菜不好吃，消费者会吐槽，然后选择去别家。一家航空公司服务差，消费者会抱怨，然后选择其他航司。

企业为了留住消费者、赢得市场，会基于成本效益分析，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改进服务。这个过程是动态的、自发的，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

而政治舆论的诉求，其本质是通向“强制”。

它不再将问题视为一个可以通过市场选择来解决的选项，而是将其定义为一个必须无条件执行的“权利”或“义务”。

它要求的不是企业“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是“必须”提供某种标准化的、无差别的服务。

它的逻辑是：残疾人拥有无障碍出行的“权利”，因此，所有公共服务提供者（尤其是国企）都有“义务”满足这一权利，成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这种诉求的转变极其微妙，却是性质上的飞跃。

它不再承认企业家有权选择提供什么服务。

在市场逻辑中，企业家的核心权利就是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服务哪些客户、不服务哪些客户。

他可以开一家只欢迎烟民、满屋香烟的酒吧，并承担非烟民顾客流失的后果；讨厌烟的人，对其进行道德指责，是很无厘头的事。

他也可以开一家素食餐厅，并接受所有肉食爱好者不会光顾的现实。

这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核心，也是市场多样性的来源。

消费者用自己的钱包，对企业家的这些决策进行投票，最终决定哪些企业能生存，哪些会被淘汰。

而政治化的舆论，则试图剥夺企业的这种选择权。

它要求机场“必须”为所有残疾人提供“无缝衔接”的、让残疾人有尊严感的登机服务，这种要求的背后，是一种不容商榷的道德命令。

它不再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对话，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政治规训。

政治化舆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对情感，尤其是同情与愤怒的深度动员。

郑智化的公众人物身份，加上他身体残疾的特殊性，使得他的遭遇极易引发公众的强烈共情。

这种共情本身是人类宝贵的情感，但当它被舆论塑造者用作武器时，便会遮蔽理性的讨论空间。

“连滚带爬”、“没人性”等情绪化的词汇，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它们将一个复杂的服务流程问题，简化为一个“强者欺凌弱者”的道德剧本。

在这个剧本里，深圳机场不再是一个追求效率与利润的商业实体，而被描绘成一个冷漠、麻木的官僚怪兽。

公众的情感被引导至对这个“怪兽”的集体审判上，而关于服务成本、技术标准、安全规范、人员培训等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则被完全忽略。

当讨论被情感主导，经济计算便会被污名化为“冷血”、“没人情味”。

任何试图将成本、利润等因素纳入考量的声音，都可能被贴上“为无良企业洗地”的标签。这种氛围，使得理性的、基于事实的讨论变得异常困难。

最终，广场式的喧嚣压倒了会议室里冷静的成本效益分析。这正是政治化舆论最危险的地方——它用道德的激情，取代了经济的理性。

**二、****“国有”**的原罪？

在郑智化事件的舆论中，一部分人的核心论点是：深圳机场是国有企业，因此它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所有残疾人提供标准化的无障碍服务。

这种声音在中国当下极具迷惑性，因为它似乎触及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国企担当”的政治正确。

然而，这种呼吁，实际上是在将已经部分市场化的国有企业重新推向政府化的老路，是对中国过去四十余年国企改革部分成就的否定。

回顾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其核心主线之一，就是逐步剥离国企的社会职能，使其从一个大包大揽的“小社会”、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够进行独立经济计算的市场竞争主体。

改革前的国企，不是企业，他只是一种政府机构，他不需要经济计算，不需要考虑利润，他不仅要负责生产，还要负责员工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功能。其结果是企业不堪重负、效率低下、创新乏力。

让国企开始真正的“经济计算”，是改革的关键。

这意味着企业的目标函数从完成政府指令，转向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深圳机场、各大国有航空公司，作为已经上市的公众公司，它们的行为逻辑更是如此。它们需要对全体股东负责，其中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投资者。

它们的每一个决策，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

要求这样的企业像政府机构一样，不计成本地提供普遍性的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在否定其作为“企业”的根本属性。

这是一种危险的逻辑倒退。

如果机场因为其“国有”成分，就必须承担无限的无障碍服务义务，那么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工商银行等所有带有国有股份的企业，是否都应该如此？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国企改革所努力构建的现代企业制度将形同虚设，企业将再次沦为政府政策的执行工具，而不是带有经济计算的企业。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部分地铁其实为盲人提供了“专人护送”的优质服务。

中国的城市地铁系统，本质上是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是带有强烈公共福利性质的准公共产品。

它极少以盈利为首要目标，其运营大多依赖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

地铁票价的制定，更多是基于社会民生考量而非市场供需。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计算的约束，不考虑利润亏损，所以它“可以”调动资源，提供“一对一”护送这样的高成本、非标准化的服务。

因为增加人员成本，发高额工资，那又如何？反正不需要考虑赚钱。

而航空公司则完全不同。

它们身处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市场之中。无论是深圳机场（上市公司），还是国航、东航、南航（上市公司），它们都面临着来自国内私营航司、国外航司的激烈竞争。

票价、准点率、服务质量、运营成本，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关系到它们的生死存亡。它们必须进行精细化的经济计算，在服务、安全与成本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

在这种商业逻辑下，为特殊旅客提供服务，必然是一个需要计算成本与收益的决策。

增加专门的设备、配置更多的地勤人员、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这一切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这些成本，最终会以某种形式（例如更高的票价）转嫁给所有消费者，或者侵蚀企业的利润，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如果“国企就应该承担无限社会责任”的政治化舆论成为主流，其最终的后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再政府化。

企业的决策将不再依据市场信号和经济规律，而是依据舆论的风向和政治的压力。

今天，舆论要求机场为残疾人提供登机时的免费的有尊严的服务；明天，就可能要求机上有免费的残疾人的专座；后天，又可能要求航空公司为残疾人上下机提供更多的无障碍设备。

我说的不是我的想象，因为上述要求，就在欧洲成为了现实。

不仅如此，欧洲所有的商家，包括小餐厅，都被强制要求建设各种无障碍设施，否则违法。欧洲的互联网企业，哪怕你开发一个小的APP，都必须考虑残疾人的使用。

这个逻辑是必然的，既然航空公司提供无障碍让残疾人感觉到没有尊严，那一个小卖部门口的台阶，岂不也是没有人性？

在这样的压力下，企业将丧失自主性，其管理层将从企业家蜕变为官僚，他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而是在舆论场中规避风险，满足各种政治化的诉求。

这会扼杀企业的创新精神和活力。因为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满足政治化的要求，则只需要投入资源、增加成本，这是最“安全”的做法。长此以往，国企将再次失去经济计算功能，重新回到需要国家输血维持的老路上去。

因此，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郑智化事件所引发的这场关于企业责任的部分讨论，其背后隐藏的是一条发展路线的抉择。

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让国企在经济计算的轨道上变得更强大、更有效率？

还是在民粹主义式的舆论压力下，让国企重返政府化的旧途，背上沉重的社会包袱？

答案，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

郑智化先生个体的遭遇值得同情，机场的服务流程也有改进的空间，

但这一切，都应该在市场和法治的框架内，通过理性的经济计算来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诉诸一场将企业推向审判席的政治化狂欢。

三、市场逻辑下的企业行为与消费者主权

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一艘航船。

而经济计算，就是这艘船上唯一的罗盘与海图。它告诉船长（企业家）风向何方（市场需求），何处有暗礁（成本失控），最终能否抵达盈利的彼岸。任何无视这套罗盘与海图的航行，无论其动机多么高尚，最终都将以触礁沉没告终。

社会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将其投入到A领域，就意味着无法同时将其投入到B领域。

经济计算的核心使命，就是在无数种可能性中，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方式。

对于深圳机场或航空公司而言，投入一千万用于升级无障碍设施，就意味着这一千万元不能用于购买更先进的安检设备以缩短所有旅客的等待时间，不能用于增设更多的充电桩，也不能作为利润分配给股东或用于员工薪酬激励。

那么，这一千万应该投向何方？

经济计算给出的答案是：投向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而“价值”在市场中，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衡量标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如果升级无障碍设施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具有支付能力的残疾人旅客，或者能够显著提升机场的品牌形象，从而吸引更多普通旅客并带来超过一千万的综合收益，那么这项投资就是理性的、有效率的。

反之，如果这项投入带来的收益远低于成本，那么它就是一种资源错配，一种对社会财富的浪费。

这种计算无关道德高下，它是一种事实判断。

企业的天职，不是扮演慈善家或道德楷模，而是作为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者。一个持续亏损的企业，无论其社会形象多么光鲜，它都在持续不断地消耗社会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于成本利润的企业，恰恰是在以最高效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有一种对“消费者主权”的误读。

很多人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集体的声讨，迫使企业满足自己的要求。这并非真正的消费者主权，而是一种舆论的“多数人暴政”。

消费者主权的本质，体现在“用脚投票”的自由之中。它的完整逻辑链条是：

企业提供产品/服务： 企业家基于自己的判断、资源和对市场的预测，决定提供何种质量、何种价格的产品。深圳机场提供了包含现有升降车服务的远机位登机选项。

消费者自主选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决定是否购买这项服务。郑智化先生和其他残疾人旅客，可以选择乘坐该航班，也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或者选择服务可能更好的其他航空公司。

市场形成反馈：如果大量的消费者（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因为对某项服务不满而选择离开，企业的收入就会下降，利润会受损。

企业做出调整：为了重新赢回消费者，企业家会重新进行经济计算。他们会评估，是改进服务以吸引回流的顾客更划算，还是维持现状、服务好现有客群更经济。

在这个链条中，消费者的力量是决定性的，但这种力量是通过分散的、个体的、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汇集而成的，中间影响企业决策的是经济计算，而不是舆论压力。

如果是通过集中的、政治化的、基于道德诉求的舆论运动实现，这显然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

今天，哪怕有无数的残疾人抱怨进入餐厅、商场、电影院有诸多不便，但如果残疾人作为一个消费群体，其总体的消费能力和规模，尚不足以让企业在经济计算中认为“为他们提供更好服务的收益”大于“改造设施的成本”，那么企业选择不提供或提供有限的服务，就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商业决策。

我们不能因此指责企业家“道德沦丧”或“缺乏良心”。

我们只能说，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这项服务的“商业模式”尚未成立。

强迫一家企业去做一桩亏本的买卖，最终的成本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转嫁。

要么是提高所有消费者的价格，要么是降低其他服务的质量，要么是企业倒闭，导致所有人都无法获得服务。

因此，捍卫企业基于经济计算做出经营决策的权利，实际上是在捍卫整个市场的健康和所有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四、需求的无底洞

政治化舆论的一个致命武器，是诉诸于“尊严”这样的抽象概念。

在郑智化事件中，核心的控诉点并非是“无法登机”，而是“没有尊严地登机”。

“连滚带爬”的描述，直指的正是这种心理层面的感受。

然而，一旦我们把服务的标准从物理的、可衡量的功能性，转向心理的、主观的“尊严”，我们就打开了一个需求的无底洞。

所有人的欲望都是无限的。对于出行服务，我们不仅希望安全抵达，还希望更快捷、更舒适、更便捷、更有“面子”。

这种欲望的满足程度，在市场中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的。

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本质上就是对不同层次舒适度与“尊严”的定价。你支付得越多，获得的满足感就越强。

然而，当“尊严”被定义为一种不容打折的、必须无偿满足的基本权利时，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尊严”的感受是极其主观且没有上限的。

今天，舆论认为，25厘米的高度差需要人搀扶是“没有尊严”。那么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斜坡连接装置。

明天，是否会有人认为，自己推着轮椅上这个斜坡依然很费力，需要他人帮助，这也是“没有尊严”？那么解决方案可能就需要一个全自动的、带有升降平台的设备。

后天，当残疾人旅客坐上飞机，他们会发现，经济舱的过道和座位极其狭窄，要“挤”进去非常困难，上厕所更是难于登天。这是否也是“没有尊严”？那么是否应该要求航空公司重新设计机舱，为残疾人提供更宽敞的座位和完全无障碍的洗手间？

这样的要求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座椅的材质、餐食的特殊定制、空乘人员的服务态度……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从“尊严”的角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企业被要求无条件、无成本地满足这一切，那么航空业将无法生存。

欧洲的管制当中，就明确提出，要免费给残疾人有尊严的服务。

我并非反对企业去提供这些更优质的服务。事实上，在高端市场，已经有私人飞机公司可以提供完全定制化的、极具“尊严”的无障碍出行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服务是由谁来买单？在市场经济中，答案很简单：由提出需求并愿意支付相应价格的消费者来买单。

而政治化的逻辑则试图打破这种“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

它要求企业（尤其是国企）为少数人的“尊严”体验，让全体消费者或股东来承担成本。这不仅是不公平的，更是不可持续的。

它用一种温情脉脉的道德语言，掩盖了其背后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的实质。

承认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第一课，也是我们思考社会问题的理性起点。

机场、航司这样的机构，其实是受到中国相关无障碍法律管制的，我们甚至难以区分，航司提供的无障碍服务是基于合规，还是基于利润计算。

但有一点，相关的法律管制下，航司是不能以收取额外费用的方式来服务残疾人的，而这会构成航司对残疾人服务的的影响，既然我不能通过特殊服务增加更多的利益，那么，我提供更好服务的动力将会减少。

我们不能幻想构建一个能满足所有人无限欲望的乌托邦。

我们能做的，是建立一个允许人们通过自愿交换，来最大限度满足各自需求的市场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服务的边界不是由政治口号来划定，而是由供需双方在价格的指引下，通过经济计算和自由选择来共同塑造。

五、欧洲式强制管制的经济后果

当政治化舆论的力量达到顶峰，其最终的诉求必然是诉诸政府管制，将临时的道德压力固化为永久的法律条文。

在郑智化事件的讨论中，许多人羡慕地提及欧美国家，认为它们通过广泛而严格的法律，强制要求各种企业提供无障碍服务，是“文明”的体现。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强制管制背后巨大的、隐性的社会成本。

以欧洲为代表的模式，其核心思想是，无障碍是一种“人权”，政府有责任通过立法来强制推行。这种管制从公共交通、市政设施，一路延伸到所有私营企业，甚至包括商业网站的设计。

例如，欧盟的《欧洲无障碍法案》要求，所有企业，不管是航司还是小餐厅，甚至是服务业，从银行服务、电子商务到电脑、手机，都必须符合一系列复杂的无障碍标准，否则即为违法。

这种“善意”的管制，看似为残疾人铺就了一条坦途，实则给整个经济体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1. 扼杀创新与多样性

政府管制的最大弊病，在于其“一刀切”的僵化性。法律会规定无障碍坡道的倾斜度、扶手的高度、网站代码的编写方式。这种标准化的规定，扼杀了企业家寻找更优、更经济、更多样化解决方案的可能。

也许，一个天才工程师能发明一种成本极低、可折叠的便携式登机设备，远比笨重的升降车和固定坡道更高效。但是，在严格的管制下，航空公司没有动力去研发或采纳这种新技术，因为最安全的选择是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哪怕那个标准已经过时且效率低下。

市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允许试错和创新。一千个企业家，可能会有一千种服务残疾人的方法。有的可能通过提供极致的人工服务来弥补硬件不足，有的可能专注于研发高科技辅具，有的则可能通过精确定价，为不同支付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不同层级的服务。而强制管制，则用一部法典，终结了所有这些可能性，让所有人都只能走那条“唯一正确”但往往并非最优的道路。

\2. 将成本普遍化，损害全体消费者利益

强制性法规的成本，最终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一家街角的小咖啡馆，可能因为需要花费数十万改造一个无障碍洗手间而倒闭，这不仅让店主失去了生计，也让社区居民失去了一个休闲的去处。一家初创的互联网公司，可能因为要花费大量精力确保网站的每一行代码都符合无障碍法规，而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在竞争中失败。

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我们为一杯咖啡、一件商品支付的钱里，都包含了企业为满足这些强制性法规而付出的合规成本。这相当于一种隐性的、普遍征收的“无障碍税”。

对于非残疾人消费者而言，他们被迫为自己并不需要的服务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这种普遍增加的经营成本，会降低效率，减少投资，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3. 制造虚假的繁荣，而非真正的福祉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欧洲式的管制，制造了一种“无障碍”的虚假繁荣。它让社会看起来对残疾人非常“友好”，但这种友好是建立在牺牲经济活力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当整个社会的蛋糕因为过度管制而无法做大时，每个人（包括残疾人）能分到的份额最终都会变小。

一个死气沉沉、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高企的社会，即使拥有全世界最完美的无障碍设施，对残疾人而言又有多大意义？他们或许可以方便地进入每一家商店，却发现货架上的商品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他们或许可以方便地乘坐公共交通，却发现很难找到一份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这种通往“善意奴役”的道路。

它以权利和尊严为名，却可能以牺牲经济繁荣和个人选择权为代价。郑智化事件在中国引发一些关于所谓公共服务的讨论，正是一个关键的岔路口。

我们是选择借鉴欧洲模式，走上强制管制的道路？还是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相信经济计算和自由选择的力量？这关乎的不仅是如何服务残疾人这一特定群体，更关乎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会。

六、市场是通往福祉的唯一道路

在政治化的叙事框架下，当市场被认为“失灵”或“冷酷”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政府，期望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这种期望通常表现为两种具体的路径：

一是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直接为残疾人提供福利或补贴无障碍设施建设；

二是要求政府加强管制，用法律的强制力命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然而，这两种看似可靠的路径，都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幻象之上——即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且仁慈的行动主体。现实远非如此。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常识：政府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对个人和企业的税收。因此，政府的所谓“投入”，本质上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支付”——将一部分人创造的财富，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拿走，再分配给另一部分人。

这个转移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损耗。官僚机构的运行成本、决策过程中的没人负责、以及无法避免的寻租与腐败，都意味着从纳税人手中拿走的一块钱，最终能用到受益人身上时，可能只剩下八毛甚至更少。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入，其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

政府官员不像企业家那样，需要面对市场竞争的盈亏压力，他们缺乏价格信号这一最有效的反馈机制。

一个项目是投向机场的无障碍改造，还是投向乡村的道路硬化？是补贴给高科技辅具研发，还是用于发放现金福利？这些决策往往基于政治考量、部门博弈或是长官意志，而非对真实需求的精确洞察。

结果常常是，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中，而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却被忽视。

持续的政府投入还会制造“福利依赖”。

当残疾人群体习惯于将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下一次拨款时，他们作为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能动性就会被削弱。这是一种看似温情，实则剥夺其自主性的制度安排。

最根本的危险在于，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在“吃存量”，而非“创造增量”。当经济因过高的税负和低效的资源配置而陷入停滞时，政府的财政将难以为继，所有建立在财政输血之上的福利体系都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如果说财政投入是“低效”的，那么法律管制则体现了一种“傲慢”。它假设立法者和监管者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为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设计出一套“一刀切”的完美解决方案，并强制所有人遵守。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强制管制扼杀了创新。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发现过程”。

没有人能预知服务残疾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它可能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一项颠覆性的技术、或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服务组合。这些解决方案，只能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在市场中不断试错、竞争、迭代才能涌现出来。

而法律管制，则用僵化的条文，关闭了所有通往未知可能性的大门，它用昨天的认知，去规定明天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这种管制还隐含着对企业家和消费者智识的蔑视。

它不相信企业家能出于盈利的动机去发现并满足残疾人的需求，也不相信残疾人作为消费者，能够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引导市场。它把双方都视为需要被“启蒙”和“规训”的对象。

因此，无论是政府的钱袋子，还是政府的权力棒，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它们或许能在短期内制造出一些可见的“成果”，但其代价是牺牲长期的经济活力与社会的自发秩序。真正的出路，必须到市场本身中去寻找。

市场的逻辑，朴素而强大：哪里有未被满足的需求，且有足够支付能力的人群，哪里就会有利润的机会，哪里就会有企业家的身影。

这一定律，对健全人适用，对残疾人同样适用。残疾人群体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市场“忽视”，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一个残酷的经济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消费能力太弱，不足以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

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强迫企业去服务一个“无利可图”的市场，而在于如何让这个市场变得“有利可图”。答案只有一个：推动整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其成果会惠及每一个人。“水涨船高”，当经济的“大盘”持续上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即便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绝对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非洲穷国，与中国，其残疾人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天壤之别的。

经济繁荣不仅直接增加残疾人自身的收入（通过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家庭的支付能力。当一个家庭不再为温饱发愁，他们就有余力为家中的残疾成员购买更优质的辅具、更便利的服务、更丰富的文化娱乐产品。

当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家庭汇集在一起，一个曾经微不足道的、被忽略的市场，就开始展现出巨大的商业潜力。残疾人群体，就从一个需要社会救助的“问题”，转变为一个拥有特定需求、手持钞票等待被服务的“客户群”。

一旦市场形成，企业家的涌入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科技公司会发现，为残疾人开发智能辅具（如更轻便的电动轮椅、视觉辅助眼镜、智能家居系统）是一门好生意。它们会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因为它们预期未来能从这个市场获得丰厚回报。

航空公司和机场会主动进行经济计算，发现为残疾旅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不仅能赚取这部分旅客的票款，更能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从而吸引更多普通旅客。它们会开始竞争，看谁能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无障碍服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舆论压力下被动地、不情愿地“整改”。

市场上会出现专门服务残疾人群体的细分企业。例如，专门规划和组织无障碍旅游的旅行社；改造和销售无障碍汽车的公司；设计和生产时尚、美观的残疾人服装的品牌……所有这些，在贫穷的经济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它们都是再自然不过的商业机会。

这个过程是自发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

它不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命令。企业家们出于最纯粹的逐利动机，会绞尽脑汁地去理解、迎合甚至创造残疾人的需求。

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将远比任何政府法规所能想象的更贴心、更高效、更具人性化。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让客户满意”这一条上。

郑智化先生所遭遇的“25厘米”鸿沟，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中，将不再是一个需要诉诸舆论才能解决的难题。

它会成为一个“痛点”，而被敏锐的企业家视为一个“商机”。

或许会有一家公司，专门为机场研发一种可以自动适配所有机型舱门高度的、轻便灵活的对接平台，并将其卖给全球的机场。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它将问题转化为机遇，将抱怨转化为创新。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自信地提出本文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论断：商业，而不是管制，才是最大的慈善。

这个论断可能会挑战许多人的直觉。

在传统观念里，商业是“逐利”的，而慈善是“无私”的，二者似乎处于道德光谱的两端。但这种认知是肤浅的。真正的慈善，其目标不应是施舍，而应是赋能；其核心不应是怜悯，而应是尊重。从这个标准来看，商业活动恰恰蕴含着最高形式的“慈善”精神。

传统的慈善，无论是政府福利还是私人捐赠，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它的规模受限于财政收入或捐赠者的意愿，无法无限扩大；

它的分配往往是低效的，无法精确匹配需求；

更重要的是，它在施与受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接受者容易陷入“被动”和“依赖”的境地。

而商业的逻辑则完全不同。

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自愿和平等的价值交换。企业为残疾人提供优质服务，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因为有利可图；残疾人购买这些服务，不是接受施舍，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消费者，用自己的钱换取所需。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获益者。

商业的普惠性是慈善无法比拟的。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大幅降低汽车价格，让亿万普通人拥有了汽车，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远超任何慈善家的捐赠。

同样，当市场繁荣到一定程度，企业家们通过竞争，让优质的无障碍产品和服务变得物美价廉，惠及数以千万计的残疾人时，这种规模化、可持续的福祉改善，是任何政府项目或慈善基金会都无法企及的。

最后，回到郑智化事件的核心诉求——“尊严”。

什么是真正的尊严？是被工作人员以“完成任务”的心态、按照法规要求搀扶上飞机？还是作为一名航空公司的高价值客户，被地勤人员微笑着、专业地用最先进的设备平稳地送入机舱，因为他们知道，你的满意度关系到他们的奖金和公司的声誉？

答案不言而喻。

被动地接受帮助，哪怕这种帮助是善意的，其身份依然是一个“弱者”、“受助者”。

而作为一个消费者，去购买、去选择、去评价、甚至去“挑剔”一项服务，其身份是一个平等的“客户”、“上帝”。

后一种关系，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和内在尊严，是前者完全无法比拟的。

商业活动，通过将所有人（无论健全与否）都置于“消费者”这一平等的身份之上，消解了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那种基于“同情”的不对称关系。

它告诉残疾人：你不是社会的负担，你是我们渴望服务的客户；你的需求不是麻烦，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商机。

这才是对人格最彻底的尊重。

一个残疾人能够凭自己的劳动所得，自由地选择乘坐最舒适的航班，入住最便利的酒店，享受最贴心的服务，他所获得的尊严感，远非依赖福利救济所能给予。

我们必须警惕一切将商业问题政治化的企图，捍卫企业基于经济计算进行自主经营的权利，哪怕他是一个国企，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

我们必须抵制通往善意奴役的管制之路，认识到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最终都将以牺牲经济活力、扼杀创新和损害所有人长远利益为代价。

我们必须将信心和希望，寄托于市场经济的繁荣。

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降低税负，让企业自由地竞争和成长，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而这股繁荣的浪潮，终将“水涨船高”，将包括8500万残疾人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带向一个更富足、更便利、也更有选择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里，残疾人的福祉改善，不再依赖于广场上偶然爆发的舆论同情，不再依赖于官僚们迟缓低效的拨款，也不再依赖于法条上冰冷僵化的规定。它将依赖于市场上无数企业家敏锐的目光、依赖于科技创新不竭的动力、依赖于商业竞争所带来的日益物美价廉的产品与服务。

商业，以其追求互利的本质，构建了一个最能促进人类协作与福祉的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最大的“善”，不是无偿的给予，而是平等的交易。

让商业的归商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通往一个真正文明、自由与尊严的社会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