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大多是小型政治实体？弹丸之地为何如此富有？

比如人均GDP，摩纳哥28.8万美元、列支敦士登22万美元、卢森堡14.7万美元、瑞士11.5万美元、新加坡与开曼群岛都在10万美元以上。

合理的解释是，小型政治实体并不追求自给自足；它们会在国际层面争夺人才与资本。

正因如此，它们必须善待本地居民与企业，提供富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和友好营商制度。

最重要的是，小型政体需要维持低税负、与邻国保持和平，不贸然开展军事冒险。

但即便是小型政治实体，也无法完全避免国家权力遭到滥用。国家本质上是一片领土上的强制垄断者，对境内所有冲突拥有最终裁决权。恰恰是这一点，让国家本身很容易变成问题的源头。比如，一旦国家权力落入某些群体之手，他们就会利用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利。

分离权

为解决国家权力这个根本性难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早在1927年就提出，应当赋予群体脱离国家的退出权利。

在米塞斯看来，这种“分离权”会迫使一国之内的多数群体不能无视少数群体的诉求。如若不然，心怀不满者就可以用脚投票，无论多数群体是否愿意，都能够脱离这个国家。

米塞斯的分离构想一举两得。一方面激励多数群体善待少数群体，另一方面能够切实瓦解国家对领土暴力与强制的垄断，为国家权力划定清晰边界。

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实践，可以直观展现这套构想的可行性。

在汉斯-亚当二世亲王推动下，该国在2003年修宪，为境内市镇确立了特殊退出权。

该国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市镇有权启动退出国家联合体的程序。但这并非绝对、单方面的分离权：市镇只能发起退出流程，真正实现分离仍需要议会与亲王同意；如果选民发起公投或者议会要求全民投票，全国合格选民也必须予以批准。

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市镇动用这项权利。即便如此，列支敦士登凭借这一退出选项，发出了极具远见、毫不夸张的个人自由信号，其影响力远超出本国国界。

规模难题

“国家最优规模”是长期存在的国际议题。

许多大型政治实体，只需想想美国、中国、被称作国家联盟的欧盟，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这类民族国家，长期走向经济、财政与文化层面的衰败。

它们债务高企，经济增速下滑，繁荣前景黯淡，治理失当与腐败不断蔓延。与此同时，国家扶持的各类社会共产意识形态不断侵蚀家庭与基督教传统，掏空法治根基，威胁公共安全。

这也是不少国家人口结构滑向人口灾难的重要原因。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现实可行的方案就是把大型政治实体拆解为更小单元。但现实阻碍在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下属的州、地区、市镇并不拥有单方面分离权。

而推行这项权利，正是出路。如果愿意，应当允许下属州、地区、城市或市镇退出更高层级的国家联合体。说到底，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强迫民众违背自身意愿，持续受某个联邦及其规则约束。

千个列支敦士登的欧洲

因此，分离原则的核心主张是：市镇如果不愿继续隶属于某个城市，应当有权脱离；地区、下属邦国同理，如果当地居民希望脱离更高层级的政体，就可以这么做。

这种“激进分权”，必须配套“法律层级倒置”：今后，市镇法高于地区法，地区法高于全国性法律。

更小一级政治实体的法律，优先级高于上一级政体法律。

这会带来全面的正面效应：它会倒逼各地竞争，打造更优质的生活与营商环境；同时消除大型多数民主政体里普遍存在的掠夺性空间。

经济学家、哲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将这套方案广为传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口号：“千个列支敦士登的欧洲”。

激进分权，最终能够推动政体从依靠强制暴力的形态，转向私法社会。其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所有人适用同一套私法，不再存在凌驾于私法之上的公法。

所谓私法社会，本质就是人们依靠自愿订立契约来处理彼此共处事务；而非像现代国家那样，依靠不受欢迎的强制与暴力来维系秩序。

依靠分权约束权力

激进分权的想法绝非新鲜事物。

历史上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就是一例，它是欧洲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治组织之一。它的“碎片化格局”，可以抵御权力集中，防止王公君主滥用权力；同时在众多小邦之间催生竞争，带动创新、城市发展、经济与文化繁荣。

即便经历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的剧烈冲突，各方仍能反复达成妥协、恢复和平，例如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806年，身兼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的弗朗茨二世宣告帝国终结，其根源并非这个分权帝国联合体运转失灵，而是“拿破仑式国家暴力”。

但这段历史同样清晰说明，即便是小型分权政体，也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机制，抵御外部侵略者。

和过去不同，依托现代技术，它们拥有多种方案：自主武装、与其他小型政体缔结同盟，或是和保险公司、安保企业签订保护合约。

顺带一提，这些方案全都不需要传统国家。安全与防卫服务完全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高效供给。早在1849年，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就在《论安全的生产》一文中，呼吁安全与防卫服务私有化。

人的尺度

任何追求和平与繁荣的人，都必须尽可能限制国家权力。可靠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无可辩驳地推导出这一结论。支持小型政体、反对大型政体，并非主观臆想，而是一套严密逻辑推导的结果。这个核心洞见并不新颖，只是在当下被广泛忽视。

文章最后，我们可以回顾哲学家利奥波德·科尔（1909–1994），他的思想围绕“规模哲学”与人本尺度展开。

他总结道：但凡哪里出了问题，根源就是它太大了。

此言不虚。只要睁开眼观察世界就能发现，大型政体往往乱象丛生，小型政体状况要好得多。简言之，想要为人类争取自由、和平与繁荣，就应当致力于把大型政治实体拆解成无数小型共同体，由民众自愿、和平地自主处理自身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