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杨小凯是1982年2月，在西安。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实习研究员，来西安参加“全国数量经济学第一次讨论会”。会上，我们俩在一个小组，应该是“理论组”，茅于轼先生是小组副组长，我作为西北大学刚入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受命担任小组秘书。小组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小凯讲他的分工思想。他侃侃而谈，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不少图。他一开口就说，分工理论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但被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只有马克思重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说他要把斯密的分工理论重新纳入主流经济学。我当时还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他讲的许多观点，我领悟不深，但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初识小凯，奠定了我们一生的友谊。从此，小凯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小凯劝告我，要学好经济学，必须学好数学；数学学不好，连文献也读不懂。我在读大学本科时，修过微积分。他说这不够，还需要懂得集合论、概率论等。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学后，我就选修了物理系的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课程，还参加了数学系和化工系几位教师组织的“运筹学研讨小组”，学到一些有关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知识。我后来也读过他写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一书。

我与杨小凯在北大校园（1996年12月）

那时候，小凯可以说是个货真价实的数量经济学家。当然，小凯和我后来都认识到，经济学的数学化在使经济学变得更为“科学”的同时，也让经济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所钟爱的分工理论之所以被主流经济学家抛弃，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家没有办法把分工理论数学化。100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沿着数学上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行，撇开了几乎所有没有办法数学化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在真实世界中多么重要。小凯发展出“超边际分析”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曾说过新古典经济学是“地心说”，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日心说”。但在我看来，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更像“第谷系统”（Tychonic system）。

西安会议后不久，小凯到武汉大学教书去了，又过了一年多，1983年秋，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去了。我再次见到小凯是1986年8月，他回国探亲时，我所在的体改所邀请他给大家做了个学术报告。我的同事们都很崇拜他。他在报告中介绍了美国经济学的新发展，包括交易成本理论、激励机制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当然，他讲的最多的是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他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要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纳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彻底改造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他的核心思想是，市场可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技术进步，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他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斯密认为分工依赖于市场，他说，市场又依赖于分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分工/迂回生产的函数。

我听杨小凯1986年8月11日在体改所做报告时的笔记

小凯这次回国期间，我除了听他的报告，还与他有多次单独交流。他告诉我，一定要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张五常的文章，说他们是交易成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虽然没有做数学模型，但思想深刻，洞察力超强。

小凯有关现代公司和所有制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职业经理人与财产所有权的分离，是分工的一种深化。有些人有财产但无经营才能，有些人有经营才能但无财产。股票市场使所有者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而不是相反。所以，公司不是削弱了所有权，而是加强了所有权。小凯的这一观点启发了我后来的研究。1986年12月，我写了《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全文两万多字，分两大部分：（1）股份制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2）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记得2000年他回国时，我送了他我新出版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其中全文收录了这篇文章。他回澳大利亚后读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第二部分尤为赞赏，说“这些观点放在现在，也是超前的。”

小凯对我提出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有过不少评论。他是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角度解释企业的价值，而我是从人口中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解释企业的价值。他概括说，他的理论是“内生分工企业理论”，我的理论是“外生分工企业理论”，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的性质。

我与小凯的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2002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我邀请他给光华管理学院学生授课。这一次，他谈的最多的不是他的超边际分析和新兴古典经济学，而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后发劣势”；不是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哈耶克的演化思想。他似乎迷上了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思想最深刻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遗憾自己读他的书晚了。他说他不曾崇拜任何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但哈耶克可能是个例外。从哈耶克说起，他给我讲了好多“共和” “宪制”的理论和历史。他认为英国的宪制是最好的。我当时也在读些历史书籍，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多共鸣。

杨小凯在北大授课（1996年12月）

小凯对中国的改革忧心忡忡。他警告的“后发劣势”对我和好多国内经济学家可以说是醍醐灌顶。他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他们很少注意西方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后发劣势。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后起者诅咒”，意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者，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他说，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 “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

我见证了杨小凯从数理经济学家到宪制思想家的转变。在我看来，小凯有关宪制的思想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顶峰，与他一生放不下的“中国情结”密切相关。他想为养育他的祖国寻找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可惜，由于英年早逝，加之中国舆论环境的变化，他有关宪制的大部分论文未能公开发表。但伟大的思想从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芒。今天的世界变得更为不确定，中国的宪制之路仍然荆棘丛生，杨小凯《宪制经济学文集》的出版，正当其时。他的学术思想历久弥新！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