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权力支配一切,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根源

张宏杰:权力支配一切,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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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中国历代王朝,毫无例外地都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皇帝的腐败,算不算腐败?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历史基本上就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

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

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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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

▌权力主导一切没有任何私人空间

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

“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皇权时代。

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

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独立的自主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皇权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

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昂贵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

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许有任何装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

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是由权力来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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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权力垄断一切资源

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不受权力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

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

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

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而汉景帝上台,便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见《汉书·佞幸传》)

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

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朝不保夕的处境。

事实是,洪武一朝,朱元璋为了消灭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

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梦兰琐笔》),三吴地区因此“豪民巨族,刬削殆尽”(《匏翁家藏集》),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均被清洗一空。

因此王子今说,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中国传统社会可谓是“权力万能”——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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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导致私营经济总是昙花一现

因为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却十分投入。

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则可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万人,食洛阳十万户。

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而经商者往往“富不过三代”,因为面临着财产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剥夺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将钱财用于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

权力支配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人们对于古代盛世王朝总充满太多过于美好的想象,误以为强汉、盛唐、大明等王朝多么美好,然而张宏杰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更真实的一面:在古代无论哪个王朝,对于没有权力的人而言,一切财富都是虚妄,生命、尊严也很难保全,毫无美好可言。

认识历史,重要的不是看表面上光鲜,而是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况,从而在广阔空间中理解这个世界,探寻历史兴衰的根源。这考验了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思维。

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张宏杰作品集”。他看中国历史,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他的历史写作,被坊间誉为“合金体”:避开繁琐的细节考证,融人性、性格、事件、命运为一体,在历史线索中展示社会发展的脉搏。

学者张越说,我读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又有个性和趣味的表达,更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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