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一个日渐强大的美国政府，迟早会毁掉人类自由与繁荣!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有的是来探险，有的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子女们生活得更好。

移民潮开始时不过是涓涓细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移民速度逐渐加快，到19世纪终于汇集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千百万人横渡大西洋而来，另有少部分人横渡太平洋而来，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不堪忍受贫穷和专制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自由和富裕心向往之。

**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从而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艰苦奋斗、精明强干、勤俭节约，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

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推上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书中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

亚当·斯密关键的洞见是：**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获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当中

，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这一宣言，表达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一种更为极端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围绕着《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和理念而展开，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和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才解决这一问题）到追求机会平等，再到近来的追求结果平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

**19世纪，经济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岁月。**相比之下，美国甚至比英国更加繁荣，它的历史非常简单、清白：等级和阶级的历史残余较少；政府的束缚较少；土地更加肥沃，人们更有动力和活力去开发、去创造；并且还有一片广袤的大陆等待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生命力，在农业方面展现得淋滴尽致、一清二楚。《独立宣言》发表之时，美国只有不到300万人口，他们的祖先均来自欧洲和非洲（不考虑印第安土著），这些人都居住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活动；要养活本国居民，并且要有一定的剩余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国商品，就需要9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今天，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不足5%，但却养活了2.2亿国民；并且，其剩余农产品之多，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央命令；在这些国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1/4到1/2不等，然而它们到头来还是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就美国来说，在其农业生产迅速扩张的大部分岁月里，政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自由市场是面向所有人（除了奴隶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耻辱）开放的。

奴隶制废除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最快的增长。数百万人从世界各地移居至美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做一名独立的农场主或独立的商人；也可以选择为别人工作，只要双方都同意工作协议的内容。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新技术，尝试失败就自担风险，尝试成功便可获利。他们很少受到政府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极少受到政府的干预。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萧条，在萧条期间和萧条之后，政府在农业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由此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较高水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由自由激发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械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有赖于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于是工业、农业便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斯密和杰要逊，都把集权政府的权力视为对普通公民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的暴虐统治是必需的，而且永远都是必需的。这正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美利坚合众国权利法案》的宗旨所在；正是《合众国宪法》规定权力分散化的意图所在；也正是英国的法律结构自13世纪颁布《大宪章》以来至19世纪末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之所在。

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

“政府应当是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防止人们之间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它应当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允许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

……然而这个世界并非完美无瑕，仍然有许多恶人恶事。实际上，社会愈加进步，恶人恶事就愈加显眼，愈加可憎。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

到了20世纪初，这些思想观念就开始对英国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接受这些思想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它们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并未产生多少影响。

然而，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人们都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大萧条的爆发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正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失败所导致的。这种谬论使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一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此前，人们普遍强调个人责任，强调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现在却强调，个人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无足轻重，只能听凭外界力量的摆布。

此前人们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其作用是防止个人之间彼此伤害、相互强制；而现在却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家长，既是家长，就有义务强迫一些人帮助另外一些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从地方到联邦，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权力都在扩张；同时，权力和权限不断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政府逐渐承担起了收入再分配这一任务，打着保障、平等的旗号，从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钱来转发给另一部分人。为了“管理”我们“在工业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连三地制定各种政策。这样做，其实是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过来了。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爱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来增进私人利益，而这却是“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到目前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

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迄今为止，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强有力的，其强大足以消除政治领域里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

近年来出现了增长放慢、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即如果我们继续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继续授权给公仆这一“新阶层”，把我们的钱财更多地交由他们支配的话，那么私人的创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带来的削弱作用呢？或者说，能否一如既往地克服其恶果呢？

**我们的答案是，**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

迟早会毁掉《独立宣言》中以雄辩庄严的口吻宣告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

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美国国民，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究竟要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减速慢行；或者，究竞要不要对政府权力施以更加严格的限制，从而更多地依靠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协作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想要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必须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值得庆幸的是，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政府的危害所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先前采取的种种政策表示不满。舆论导向也在发生重大转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促成其事，说服民众更多地依靠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彼此间的自愿协作，而不是依靠极端、彻底的集体主义。

本文系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为其划时代著作《自由选择》所作的引言，转载时对原文略有删节。

**这本书被誉为“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全球销量超百万册。**弗里德曼在书中使用生动的比喻，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它是任何经济学小白都可以轻松阅读的经典之作。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巨人，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道：**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

**美国前总统布什称：**他的逝去，令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主张和理论深深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

最近美国国会又搞了一场关于保护儿童问题的听证会

把世界级媒体平台企业的CEO们拉出来暴揍。

抖音的Tik Tok CEO周受资再一次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

现在，周受资的“我是新加坡人”，已经被美国网友玩成了梗。儿童保护问题，到底与一家媒体平台的CEO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共党员有什么样的逻辑因果关系，上帝啊，救救周受资；当然了，更要救救这位虔敬派、国家主义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因为他失心疯了。

偏执狂式的“抓特务”，其实是深入美国清教徒的基因里的，他们看谁都是敌人，必须净化自己的宗教信仰，保证绝对忠诚，为此不惜进行宗教迫害。

温斯洛普当年搞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社会主义试验，采用的就是宗教专制的手法：必须对宗教和政治权威绝对虔敬，人罪孽深重，必须不断地赎罪；你的自由，就是绝对服从我的自由，因为我就是上帝所认可的权威；想自由地干自己喜欢的事吗？那是为野兽准备的自由；由于那是野兽行为，因此必须加以毁灭，烧死或者吊死！

当罗杰·威廉斯宣扬上帝只与每个个体订约、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反权威的时候，温斯洛普这位昔日的好友“好心”地告诉他，你必须离开马萨诸塞，否则会被逮捕，并遣送回英格兰。罗杰·威廉斯赶紧逃跑，后来建立了宗教宽容的罗德岛殖民地。

周受资这案例，让人想起了“塞勒姆猎巫案”。

17世纪末，清教徒“有识之士”为教徒们的“精神堕落”“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而黯然神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是魔鬼在作妖，必须抓住这些恶魔，让殖民地的清教徒精神再次焕发荣光。

哈佛大学校长英克里斯·马瑟的牧师儿子科顿·马瑟，是饱学之士，认为自己继承牛顿的衣钵，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魔鬼撒旦的存在，女巫就是魔鬼的化身。

塞勒姆小镇上的两个小女孩尖声大叫、在地板上撒泼打滚，在科顿·马瑟的“科学”方法指引下，“有识之士”采用“高超的技艺”，鼓励孩子们“回忆”起了不存在的事情，由此，就可以“实证”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

两个小女孩终于“回忆”起来了，原来是他们家的一位黑人女仆提图巴喜欢给他们讲故事，在“你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式的逼问下，小女孩指认、提图巴自己也承认：“提图巴是魔鬼撒旦的仆人”。

科学研究已经被实证证据所证明了，一场大搜捕随即展开。150多个魔鬼被关进了监狱，14个女人和5个男人被吊死，其中有一个人顽抗到底，拒不承认自己是魔鬼，所以采用了古老的刑罚：被巨石轧死！

总而言之，清教徒们肯定没错，必定是由人搞破坏。因此必须找出罪犯，以证明撒旦巫术的存在。就像现在，必须找出一个黄皮肤的人，证明有人在美国捣乱，残害美国儿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过去有人揶揄“一切责任在美方”，现在是“一切都是中国的错”。还真是猪笑乌鸦黑。

另一个人，是扎克伯格。他再一次像个惊慌失措的小绵羊一样在接受质询：

这是一场语言霸凌和精神刑讯逼供。

霍利参议员咄咄逼人的讯问，让扎克伯格有口难言，他没有解释的机会，也不敢解释，任何解释都会被扣上没良心的帽子。因为未成年少女的不雅照在社交媒体上被暴露，都是因为扎克伯格提供了社交媒体。

罪犯用刀杀人，必须判刀死刑！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解雇员工？企业经营，不听万能的参议员，难道听你CEO的？你说一切都是狡辩，不解雇员工，就是罪过。坐在你身后的，都是霍利参议员的忠实拥趸，你居然认为谈谈自己采取的措施不合适，你还是不是人？

由于你做的孽，孩子们受到了伤害，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赔偿他们？你做的一切，都是利欲熏心，为了钱对吗？卑鄙无耻，禽兽不如。

在这种精神炼狱之下，扎克伯格乖乖地从了，像个孙子一样现场道歉。

霍利参议员这波道德表演，绝对俘获了那些未成年女儿受到伤害的父母的心。这些巨婴父母，在未成年孩子注册社交账号时，会收到平台的通知，实现家长监管功能，然而他们放弃自己的责任，放任孩子的堕落行为，为了推卸责任，把一切都归罪于媒体平台。

多么熟悉啊，都是你们的错，社会的错，网络游戏的错，把我家孩子害了，国家赶紧管一管啊，这样我就可以去打麻将刷视频了，孩子就交给国家了。这些父母为什么不去死？

于是，一方是正义凛然的参议员，他在为民请命；一方是黑心资本家，为了利益不惜暴露少女裸照；

表演得真是惟妙惟肖，差点连自己都信了。

任何一个有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和常识的人，都知道是企业在服务大众，政客们就是无耻的抢劫犯，是依附于整个经济体的吸血鬼；任何一个有基本的逻辑能力的人都知道，是人在杀人，不是刀，禁绝刀具不能禁绝杀人，禁绝网络，他就会干别的；任何一个为人父母者，都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应该将责任推给国家，将自己的孩子国有化。

任何一个看过《纸牌屋》的观众，都知道那些参议员个个都是腐败分子衣冠禽兽，那正义凛然的表演背后，是肮脏的交易和自己的选票利益，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说的就是这些参议员。

《纸牌屋》一点都不夸张，国会大厦和白宫的现实，比电视剧里更黑暗。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别说牺牲你扎克伯格和周受资了，杀人越货毁尸灭迹发动战争生灵涂炭都不在话下。

这就是令人痛惜的当今美国。它早已不是那个崇尚自我奋斗、财富即美德的美国，不是那个张开双臂接纳全世界受苦的灵魂的自由而宽容的美国，不是那个引领世界自由风尚的灯塔美国，不是那个藐视一切政治权威、天然地怀疑华盛顿并与之对抗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是一个社民主义的美国，一个仰视政治权威蔑视财富创新的美国，一个偏狭的美国，强词夺理的美国，懦弱的美国，一个盲目排外的美国，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美国，一个精神上垮掉的美国，一个假装很自由的美国。它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自由。

遗憾的是，人们居然以美为师，不加甄别，认为它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典范。

一个对大企业要罚款，要反垄断、要被强制收购，要抓间谍，要羞辱的国家，是市场经济吗？一个对各种群体予以区别对待赋予特权的美国，是市场经济吗？一个整天印钱发福利、讲究“平等与公正”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吗？一个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被军工复合体、华尔街和大企业绑架的国家，是维护和平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的衣钵传人？

美国民众对大企业有深刻的怀疑，他们认为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和大企业集团等“深层政府”控制了国家，他们控制经济、控制媒体，使美国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服务于少数特权阶层，让底层百姓受损。

这些怀疑绝对有其道理。

因为金融精英就是货币坎蒂隆效应中拿到新钱、掠夺穷人的人，是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结构扭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军工集团，就是旋转门腐败政客最喜欢的营生，是将民众的孩子送往万里之外杀人、或者被杀的刽子手；而媒体巨头，则是控制舆论，迎合政党利益的“美国的媒体走狗”。

他们想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的手段错了。

他们本应寻根问底，找到问题的根源。其根源在于他们都信奉拜国家教，把利维坦视为现世的全能神，不断地呼吁，观念的支持，让联邦政府成长为一头吃人的怪兽，对经济生活发挥了主导作用，可以用征税、印钞等手段扶持自己青睐的群体，由此造成了阶层的固化和剥削的加剧。

那么正确的办法就是消解这些权力，阻止它作恶，通过对每一具体事件的阻击，让联邦怪兽不断退却，让自由得以回归。

然而，他们宗教入脑、神经错乱，南辕北辙、雪上加霜地继续呼吁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让它来改变自己的错误，改变嗜血的本性，管一管它的金融和军工手下。多么幼稚，这就是让黄鼠狼去管理鸡舍。然后，人们又短视地通过所谓民主手段，让自己去享受那些不正当的利益。多么荒唐，这又给它赋予了更大的权力，让它变成了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于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形成。民众让参议员们代表自己去整那些大企业，以为自己尝到了甜头，其实不过是吃那些财团精英吃剩下的面包屑；大企业很方便地通过赞助和旋转门控制政府，把社会财富吞噬一空。

所以现在美国最大的魔鬼不是女巫，是人们的拜国家教信仰。

你能相信一个对企业怀有如此偏见的国家会继续繁荣吗？一个放弃自我奋斗精神，整天想从别人口袋掏钱、从全世界抢劫的国家会变好吗？一个整天要打贸易战，保护本国落后产业的国家会和平吗？一个国会和白宫权力如此之大的国家是自由的吗？这样的国家，若不做出改变，衰败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强大如罗马帝国，经济政策的错误让它灰飞烟灭；美国这个作死的劲头，还能折腾多长时间？

我们不希望美国衰败，事实上，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繁荣。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任何一国发生经济进步，都对全人类有利，任何一国的繁荣，都意味着增加我们的交换合作机会。而自由交换、和平合作，是繁荣的基石。

19世纪以前的美国，就是全世界自由的标杆，全人类都从中受益。朝鲜的封闭落后，并不仅仅不利于朝鲜2500万人民，也不利于全世界80亿人，因为这意味着将2500万人开除出市场，所有人都失去了与他们交换合作的机会。

但是美国人应该自己明白，是什么促进了他们的繁荣？不是对财富创造的仇视、不是天天高唱道德与平等的虚伪、不是狭隘的排外与封闭、不是妄自尊大的心态、更不是强大的联邦政府，而是——

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