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经济神话，在西方大学的课堂和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沙龙里，被反复传颂，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的圣经。

这个神话的名字叫“依附理论”。

它的故事版本简单而煽情，特别适合喂给那些脑容量不足、又急于占据道德高地的白左小清新。

故事是这样的：

在十九世纪，邪恶的、已经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将它们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倾销到“全球南方”那些无助的、前工业化的社会。

结果呢？

是一场灾难。

当地的手工业者们，在排山倒海而来的进口货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的作坊倒闭，织机停转，技艺失传。

最终，这些曾经拥有自己产业的国家，沦为了只能为西方工业国家提供棉花、矿产和咖啡豆的原材料附庸。

整个非西方世界，经历了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去工业化”。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道德戏剧啊。

一边是贪婪的、富有侵略性的工业资本主义，另一边是无辜的、被动挨打的传统社会。

这个故事，完美迎合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那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也为全球南方那些失败的政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万能的甩锅对象。

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贫困，不是我们自己的错！不是因为我们腐败无能，不是因为我们制度落后，都是你们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造成的！”

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但这个故事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根本就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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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的故事

当我们抛开这些虚头巴脑的宏大叙事，像一个冷酷的法医一样，去审视那些散落在亚洲、非洲各地的具体历史躯体时，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就浮现了出来。

所谓的“全面去工业化”，不过是一个建立在偏见和懒惰之上的谎言。

再重复一遍：

所谓的“全面去工业化”，不过是一个建立在偏见和懒惰之上的谎言！

事实是，在全球贸易的浪潮面前，全球南方的许多本土产业，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适应能力，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迎来了新的繁荣。

我们先来看看纺织业，这个总是被“依附理论”家们当作“头号受害者”来哭丧的行业。

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曼彻斯特的廉价棉布涌入，亚洲和非洲的织机，应该在十九世纪就陷入一片死寂。

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在爪哇的蜡染作坊里，在尼日利亚卡诺的染缸边，在埃塞俄比亚的山间集市上，织布的声音从未停歇。

以爪哇为例。

当荷兰殖民者试图用他们本国工厂生产的布料占领这个市场时，他们以为这会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降维打击。

但他们失算了。

爪哇的蜡染（Batik）手工业，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更好。

发生了什么？

爪哇的工匠们，并没有愚蠢地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去和机器拼成本。

那是SB才会干的事。

他们做的事聪明得多：

他们开始拥抱这些新的、来自全球市场的元素，并把它变成自己创新的工具。

他们进口更便宜、更优质的欧洲机制棉布作为原料，取代了过去自己费时费力纺织的土布。

他们采用欧洲发明的化学染料，这让他们的色彩选择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

他们把这些新的“武器”，用来强化自己真正的核心优势——那种机器永远无法复制的、深深植根于本地文化和审美的设计。

爪哇的消费者，继续狂热地喜爱着蜡染布，因为每一块蜡染，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符号、社会地位和审美情趣。

它不是一件冷冰冰的工业品，而是一件有灵魂的艺术品。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吊诡但又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现象：

进口的工业品，非但没有摧毁本土手工业，反而成了它技术升级和艺术创新的催化剂。

同样的剧情，在非洲大陆的不同角落反复上演。

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这个古老的贸易中心，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始终是西非最重要的纺织品生产地。

当地的织工和染工，聪明地将本地种植的棉花和进口的机制纱线结合起来，生产出一种以耐用和美观著称的布料，在整个区域市场都享有盛名。

全球贸易，在这里，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

来自达姆达姆的耳光

那些沉浸在悲情叙事里的白左们，听到这里大概又要开始掉眼泪了。

他们会捶胸顿足地说：“看啊，就连历史事实，都在为殖民者张目！”

别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被他们奉为“经典悲剧”的角落——印度的达姆达姆兵工厂。

在“依附理论”的教科书里，这又是一个标准的苦情戏码：

邪恶的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持其军事优势，系统地扼杀了印度本土的军火工业，迫使印度只能提供原材料，并完全依赖英国的制成品。

听起来无懈可击，对吧？

但真实的历史，永远比知识分子臆想出来的剧本要生猛、复杂得多。

达姆达姆兵工厂在19世纪下半叶，非但没有被“去工业化”，反而成了全球技术融合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典范。

它大量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来自欧洲的机床和生产线。

请注意，它不是简单地“进口”成品枪炮，而是进口生产资料，并内化生产技术。

更讽刺的是，这座位于殖民地的兵工厂，其产品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军事史。

它生产的达姆弹，这种因其独特的空尖设计而具有骇人杀伤力的弹药，正是得名于这座加尔各答附近的兵工厂。

想想看这个画面吧：

一个被“依附理论”家们定义为“被剥削的原材料附庸”的殖民地，其工厂竟然在生产着代表当时尖端工业技术的产品，并且这种产品的名字，竟然成为了一个让整个西方世界都为之侧目的军事术语。

这哪里是什么“去工业化”？

这分明是一场由殖民者主导，却意外地在殖民地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强制性工业化！

全球贸易和殖民体系，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复杂得多：

它既是压迫的工具，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技术转移和产业重塑的暴力催化剂。

这个案例，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那些只会用“受害者-施害者”二元论看历史的人脸上。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是：

即便是在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技术的流动、产业的演化，也从未停止。

所谓的“附庸”，也在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参与并塑造着全球工业的图景。

真正的凶手

那么，难道就没有失败的案例吗？

当然有。

那些学院派的白痴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马拉维的下郡河谷。

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地的芒甘加人生产的一种名为“machira”的布料，曾经闻名遐迩。

但到了1860年代，这个产业突然就崩溃了，织机彻底停转。

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依附理论”的完美证据。

你看，它的原生手工业被摧毁了吧！

但只要我们稍微仔细地审视一下时间线，用我们理性的大脑计算一下，这个结论就立刻站不住脚了。

大规模的纺织品进口，要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才真正影响到东非内陆。

也就是说，在芒甘加纺织业崩溃的时候，它的“凶手”——廉价的外国进口货——根本就还没到案发现场！

那真正的凶手是谁？

是当地内部的灾难。

在1860年代，来自外部的奴隶掠夺者，像蝗虫一样席卷了这片土地，导致人口锐减。

紧随其后的，是饥荒和干旱。

纺织，是一个需要家庭之间紧密协作的产业，而这种社会协作网络，在人口崩溃和无休止的暴力面前，被彻底摧毁了。

当暴力稍微平息之后，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当地的河流水位下降，露出了大片肥沃的河岸土地。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对于劫后余生、劳动力极度稀缺的芒甘加人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A. 转向种植经济作物，马上就能换钱吃饭；

B. 重新恢复那个复杂的、需要大量协作的纺织生产链。

用脚指头想都知道该选哪个。

所以，芒甘加纺织业的死亡，不是一场经济竞争的失败，而是一场社会和生态灾难的后果。

它的崩溃，与全球贸易无关，与所谓的“去工业化”无关。

把它当作一个普遍规律的证据，就像看到一个被车撞死的人，然后得出结论说全人类都死于车祸一样荒谬可笑。

*一个欺骗了半个世纪的谎言*

事实上，当我们将目光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时，会发现这种“重塑”而非“毁灭”的模式，才是历史的主流。

当来自兰开夏的机制纱线涌入后，印度的手工纺纱业，确实受到了巨大冲击。

但与此同时，印度的手摇织布业，却迎来了大发展。

为什么？

逻辑十分简单。

因为织工们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便宜、更稳定的纱线供应。

他们利用这些进口纱线，为庞大的、有着独特需求的国内市场，织造出各种各样的布料。

所谓“全球南方的去工业化”，这个在学术界回响了几十年的宏大论断，其实是一个虚妄的神话。

它把一个复杂、多元、动态的历史进程，粗暴地简化成了一个非黑即白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道德寓言。

它完全忽视了全球南方那些无数工匠、商人和消费者的能动性。

它把他们描绘成一群被动的、无助的、等待白左来拯救的受害者，而无视了他们在面对全球化这个新游戏时，所表现出的智慧、创造力和适应能力。

这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本身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智力傲慢。

这个神话的危害，是深远的，是剧毒的。

因为它指向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药方。

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困，真的是因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关上国门，搞贸易保护，走自给自足的道路。

而历史已经用无数的尸骨和饥荒反复证明，这是一条通往共同贫穷的死路。

摧毁一个社会生产能力的，从来都不是外部的竞争。

竞争只会激发创新和效率。

竞争是好事，不是坏事。

真正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永远来自于内部：

是战争和暴力摧毁了社会秩序。

是恶劣的制度扼杀了企业家的精神。

是通货膨胀摧毁了人们的储蓄和未来预期。

是产权得不到保护让人们丧失了长期投资的意愿。

下郡河谷的悲剧，才是历史真正的教训。

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抛弃“依附理论”这种智力鸦片。

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提供不了任何有益的启示。

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关于“毁灭”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和“重塑”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注定的输家。

有的，只是那些能够适应变化、拥抱竞争、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参与者。

历史的真相是，他们从来都不是等待被拯救的羔羊。

他们一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里，奋力求生的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