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肯定有公地悲剧的问题。

但是，在讨论公有制度的优劣时，依然存在着比较分析。

也就是不同的公有制，哪一种边际上更优一点。

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因为社会的进步或退步，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渐进的，既然是渐进的，我们就需要分析，哪一种手段，边际上更优，哪一种手段，边际上更坏。

户籍，就是一种公有制度的产物，要么，他将人的行动迁徙定义为公有事务，由国家管控，包括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管制农民进城，包括美国政府管制老墨进入美国。

但在全世界，国籍制度还保留了本国自由进出的准入资格，国籍以及内部的省州户籍还存在另一种资格，就是分配福利资格的证书。

比如，在中国，你在哪个城市生活，买房、工作，当下是没有制度障碍的，户籍的唯一价值是，是否能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医疗报销比例等。

现在有大量的人在呼吁取消户籍制度，那么，这种取消正确吗？

不一定。

我们必须运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福利公有制度本质上就是将个人财产没收一部分，交由某个权力机构重新分配，不管这个机构是村委会、县政府还是联合国，其逻辑都是一样的。

但是，分配的范围大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我们不妨从最极端的情况开始分析——全球大锅饭。

设想一下，如果联合国成立一个全球财富再分配委员会，将全世界所有人的收入汇总，然后平均分配给每个地球人。

这听起来很公平，很博爱，很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但运用最基本的人的行动逻辑来分析，这个制度会产生什么后果？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

当一个中国工程师知道自己辛苦工作赚来的钱，大部分要分给从未谋面的刚果农民时，他还会有动力努力工作吗？

当一个刚果农民知道，不管自己生产多少粮食，都能从全球分配中获得固定收入时，他还会有动力种地吗？

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这还是激励问题。

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是人性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大锅饭制度下，努力工作的人承担全部成本，但收益要与全球70亿人分享；懒惰的人不承担任何成本，却能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

这种激励结构下，理性的选择就是偷懒。

再考虑时间偏好的因素。人们普遍偏好现在的满足胜过未来的满足，这决定了储蓄和投资的行为模式。

在全球大锅饭制度下，为什么要储蓄？为什么要投资？

今天省下来的钱要分给全世界，明天的投资收益也要分给全世界。

理性的选择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明天的面包有别人来烤。

这样的激励结构下，整个人类的资本积累都会停止，文明将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我想，搞全球大锅饭，中国人肯定反对，印度人非洲人肯定支持。

如果全球搞一个民主制，一起来决定，由于穷国占比更多，搞不好就会出现这种全球分配行动。

这种模式，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没有几个人愿意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分配范围缩小到国家层面呢？

比如中国实行全国大锅饭，会不会好一些？

会!我们如果比较全球大锅饭和中国范围内大锅饭，肯定中国范围内的大锅饭，优于全球大锅饭。

人们之所以接受全国的大锅饭，而反对全球大锅饭，有一个表面的理由，那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同一种人，有同一种语言。

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不要说同一种人，你家兄弟姐妹要平分财产，都要打得不可开交。

更何况，只是共享中国人这一名称，这一共同的语言。

因此，全国大锅饭的后果与全球大锅饭的后果一样，只不过后果更轻微一点。

在全国大锅饭制度下，一个深圳的程序员凭什么要养活一个从不工作的东北懒汉？一个勤劳的山东农民凭什么要补贴一个游手好闲的某地青年？当努力工作和偷懒享受获得同样的回报时，谁还愿意努力工作？

在全国大锅饭制度下，分配决策必然要通过某种政治程序来做出。

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多数人可以通过投票来掠夺少数人的财产。如果全国有60%的穷人和40%的富人，那么穷人就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合法地抢劫富人的财富。

这不是民主，这是多数人的暴政。

富人面对这种制度安排，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们会隐瞒财富，转移资产，减少生产，甚至移民逃离。

最终的结果是，可供分配的财富总量减少，所有人都变得更穷。

这就是为什么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往往面临资本外逃和人才流失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缩小分配范围，比如以省为单位搞锅饭呢？

省级锅饭确实会减少一些问题。

广东人分配广东人的财富，至少比全国分配要合理一些。

省政府官员对本省的情况了解更多，做出的决策错误可能会少一些。

而且，省与省之间的竞争，会形成某种约束机制：如果广东的锅饭政策太糟糕，人才和资本就会流向浙江或江苏。

由于省籍不存在国籍这样的人口流动限制，只有福利分配资格的话，那么，省的福利水平，就要受到人口流动的制约。

你要是把一大半的收入征走去分钱，认为不公平的人，就会跑到另一个省。

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

广州的企业家凭什么要养活韶关的懒汉？深圳的程序员凭什么要补贴梅州的某些不工作者？激励扭曲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减轻。并且受到了人们用脚投票的制约。

我们继续缩小范围，以市为单位搞锅饭。

深圳人分配深圳人的财富，这似乎更合理了。市政府对本市情况的了解确实比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更深入，政策的针对性也更强。

而且，市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糟糕的政策会立即导致人才和资本的流失。

我们可以继续这个逻辑推演：以街道为单位、以社区为单位、以楼栋为单位……直到我们发现，任何超出家庭范围的强制性财富再分配，都存在激励扭曲的问题。

虽然都存在一定的激励扭曲，但结论是，越小的范围，其危害越小，受到的制约越大。

到了家庭这个层面，兄弟姐妹之间就执行不下去了。

你想在兄弟姐妹间均分财产，那打起架来可惨烈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锅饭的范围越小，产生的问题越少。

这是因为小范围内的人更讲道德，你好意思分你姐的财产么？因为她年入百万，而你月薪三千？

而分陌生人的财产，则可以减少道德压力。

同时，小范围内的监督成本更低、信息传递更有效、激励扭曲更少。

好了，回到户籍制度。

很多人批评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因为享受不到非户籍外的福利。

但这些批评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在现有的福利制度下，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小锅饭相对于大锅饭的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坚持要保留各种福利制度——教育福利、医疗福利、住房福利、养老福利，那么，这时户籍制度取消，就是一种福利制度的全国大锅饭。

那么这些福利的资金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税收中来。而税收主要来自哪里？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来自高收入人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户籍制度，实行福利的全国统筹，会发生什么？深圳的高收入者交了税，但福利却要分给全国所有人享受，包括那些从未在深圳工作过、从未为深圳经济发展做过贡献的人。这公平吗？

经济学告诉我们，当人们可以免费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搭便车，而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努力工作。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体系崩溃，所有人都受损。

从这个角度看，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在维护小锅饭相对于大锅饭的优势。它确保了福利的享受者和福利的提供者在地理上是重合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

深圳的福利主要由深圳人享受，深圳的税收主要由深圳的经济活动产生，这种对应关系虽然不完美，但比全国大锅饭要合理得多。

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完全取消政府提供的福利，让市场机制来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没有政府福利，当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没有，都不重要，不影响什么嘛。

因为当下，人们本来就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居住地，完全根据市场信号来做决定。

在福利制度暂时无法取消的情况下，维护户籍制度，保持小锅饭模式，确实是边际上更优的选择。

这不是因为户籍制度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相比于取消户籍但保持福利的大锅饭模式，它产生的扭曲更小。

进一步，搞社保，搞医保，也不要搞全国模式，一个县的农民，搞一个医保，就自己这一个县的全部农民搞互助保险，比全国的要好得多，他们交的钱要更少。

原来的农保只是农村人的，现在变成了城乡居民医保，就把城里人和农村人搞到一个锅里吃饭，那结果是，要交的钱越来越多。

所以啊，大锅饭，小锅饭都不好，但边际上更优的方向，应该是让锅变小，直至没有。

以当下的中国福利制度，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反而会形成一口超级大锅饭。

那有人要问，外地人到本地怎么上学呢？开放办学不就行了吗？原来东莞都有打工学校的呀，即使政府一定要搞免费教育，也可以发教育券啊，让他们自己选择在哪上。

如果全国人民在一个锅里吃福利，那麻烦可就越来越大了。

中国人又不是没吃过。

人民公社刚搞时，有几万人的公社，后来出事后，变成小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搞集体生产，就缓解了，经济就有一定的恢复。

进一步到家庭承包制，不就更好一点么。

吃一堑，要涨一智。

但是，虽然灾难明显，八十年代也在痛骂大锅饭，但好象我国民众对大锅饭恋恋不忘，还想再吃一回。

吃吧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