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和江苏的一哥之争，根本没有什么模式之争

刚才看到一篇文章《经济第一大省，悬了！》。

文章的主题是对广东和江苏两省的GDP进行比较，发现江苏今年的GDP与广东的差距在缩小，大有超越之势，广东保持领先的变数更大；主要原因是广东是外贸大省，疫情以来供应链被切断，疫情后贸易战升级“脱钩断链”。

进而说，两省的“一哥”之争，是“模式之争”。广东是“高度集中的两极分化”，意思是珠三角高度发达，而粤西北差距很大；而江苏是“均衡发展”，意思是各个城市比较均衡，百强县比较多，民企虽然散装，没有广东的腾讯、比亚迪等超级民企，但却在总量上超过了广东。

然后说，两种模式，谁会笑到最后？答案是看自身调整能力，未来依旧有悬念。

这种文章你看完以后，有任何启发吗？没有。

整篇文章言之无物，没有任何切中肯綮的分析，纯粹就是用地域概念吸引眼球，故弄玄虚，数据列陈，显得很厉害的样子。

而且重要的是，本来是好好的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他这种“大棋式”的写作手法，却透露出怪异的计划经济气息：什么广东的两极分化，江苏的均衡发展？给人感觉似乎有一张大手在规划着广东和江苏，两地似乎在进行着一场两种经济模式的比对试验。

首先是，以一种集体主义的广东江苏，和合计数并且还不靠谱的GDP来对比两省的经济，有什么意义吗？

没意义。

广东人和江苏人，会整天盯着他们省的GDP生活和骄傲吗？他们忙着搞钱呢，才懒得看那些幺蛾子。他们会很在乎两省谁是大哥吗？不在乎。你拿着广东GDP第一去跟一个河源人说，我们当大哥了，他说那关老子屁事。你对一个连云港人说，我们马上就GDP赶上广东了，再加把劲啊，他说你要加把劲你加把劲，我要打麻将。

你选择去什么省份工作，会先看一下该省的GDP总量吗？你看的是哪里机会多，哪里好赚钱，哪里好找工作，哪里适合自己生活。没有几个神经病，整天盯着宏观的总量数据、平均数据生活。

只有那些需要用数据出台政策，拿这作为干预你的生活的依据的人，才整天盯着宏观数据。GDP下降了，赶紧刺激消费啊；CPI下降了，赶紧降息发钞票啊；基尼系数高了，赶紧搞再分配啊。

自由市场，不需要这种统计。

GDP，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拙劣统计。它变态式地关注消费问题，而不关注资本、生产、真实的财富和生活水平问题。GDP反映的就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终端消费品的销售情况。

它首先没有统计至关重要的资本品。

消费品都是由资本品一级一级转化而来的，资本品就是“中间产品”。资本存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今后消费品的供给和人类生活水平。一国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思路，掏空国民的六个钱包，GDP是会大涨的，但是那意味着掏空资本，生产能力下降，未来供给下降。

同理，两国可能GDP相当，但是资本存量不同，那么资本存量高的国家，经济实力就高于低的；或者，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那么GDP可能差不多，但是一国在积累资本、一国在消耗资本，未来的形势就绝对不同。

很明显，甲企业和乙企业销售量一致，但是甲企业有大量的留存利润，乙企业没有，那么甲企业将在生产和创新能力上超越乙企业。一国居民的储蓄率比另一国高，投资来自于储蓄，所以储蓄率高的国家将具备更加持续的发展动能。因为投资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马车”。

其次，GDP反映不了财富水平。

一国国民将财富投入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中，GDP在增长，资本积累在增加，变得更加繁荣；另一国为了好看，在沙漠里建楼、在崇山峻岭荒无人烟的地方修高速，然后修了炸，炸了修，GDP也能增长，但是那就是在毁灭财富，走向贫穷。

俄罗斯在打仗呢，人民穷困潦倒，但是你要是看它的GDP，可能还是增长的，因为把稀缺资源全都用来造炮弹了。一枚炮弹5万，俄军工集团再贪污“一点”、利益输送“一点”，那就成500万了，GDP绝对蹭蹭涨，比广东人卖早茶创造的GDP，高出不是一点半点。可是俄罗斯人吃不起广东早茶的。

第三，GDP受到价格指数的影响。

价格高了，当然GDP就高了。但是价格高是好事吗？明明价格低才是好事。经济发展的成果反映，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价格越来越低，让更多贫穷阶层也买得起，由此改善他们的处境。

长时期普遍的价格上涨，除了天灾这种不可抗力因素，必定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信贷扩张——发钞票。钞票发多了，购买力就下降了，所以就价格高了。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为了“经济增长”，各国难道应该开始比赛看谁能印钞票？谁能比得过津巴布韦啊。

你说那就以美元来计算GDP。可是美元才是货币超发的源头，美联储就是全世界的央行，短短几十年间，美元购买力丧失了95%以上，看看美元与黄金比价走势图就知道了。所以，按照美元计价的GDP，同样是假的。50年前美国的GDP，要比现在低得多，但是那时候美国人的可比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得多。所以用一个刻度能随意调节的尺子量长短，能量出个毛线；GDP增长对美国人员有什么作用呢？

公布GDP的时候，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完全是不懂经济学。以为增发了10%的钞票，价格就上涨10%吗？没有的事。价格并不是与印钞量同时同比例增长的，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发钞了，有些商品价格上涨特别快，有些商品甚至价格还下降，因为生产力的进步速度超过了发钞速度。坎蒂隆效应，了解一下。

第四，GDP只统计看得见的，统计不了看不见的。

把所有交易，全都监控起来，纳入统计，GDP就上来了；许多交易游离于监控之外，GDP就统计不足。监控，是为了干预和收税。

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很多交易没有被监控，有巨量的民间经济游离于魔掌之外，所以人们生活才好的。越是穷地方，才越是恨不得把一切都监控起来；然后把一切都监控起来了，就越穷。

结论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美国，GDP是被低估的，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绝对没有两国统计的人均GDP看起来那样大；人民币汇率，也是被低估的。广东和江苏的GDP，也是被低估的。

不过，高估低估，都不要紧，我们讲“韬光养晦”，数据上低一点，没啥坏处，免得某些大旗党整天高潮不止。

关键要说的是，GDP这玩意儿，看看做个参考就好，一点都不重要，真实的人类生活体验才重要。整天喜欢关注GDP的人，要么是居心叵测，要么是犯神经。

第二个问题，广东江苏，有什么“集中”和“均衡”的“模式之争”吗？

没有。

他们都是一个模式：改革开放模式，自由市场模式，“搞钱模式”。

长三角珠三角，包邮区，就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自由市场的高地。

如果江苏广东是一个国家，GDP将排到世界前10，妥妥的发达国家。很多年前，广东一省的GDP，就超过了俄罗斯，而且相比于俄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型经济，广东的产业结构健康程度和人民富裕程度，甩俄国10条街不止。

这没有“地理决定论”的意思——尽管地理是一个因素——而是说，它们就是伟大的市场经济结出的硕果。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再好的地理条件，也没用，反倒会封锁海禁，向内陆迁移50里；如果不开展自由贸易，再好的水道也无用，再好的港口也会长草。

是改革开放，让这两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明珠；是市场经济，让这里的民众享受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繁荣。

这不是因为谁规划得好，指挥的好，而是因为不规划了，不指挥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了。

在自由市场之下，所有人都有权自由迁徙，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总之就是更自由了。所以这两个最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力资源和资本，进行了庞大而复杂的分工协作，几何式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因而繁荣了。

只要在自由市场之下，那些自然资源好、资本存量高的地方，就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前往，人口和财富就更加集中了。一国市场环境好，就会吸引人口的净流入，财富也会流入；反之就人口和财富净流出。一省、一市，也是同样。

所以，说什么广东过于集中，江苏很均衡，这都是伪命题。我还说东亚和非洲不均衡呢。这都是自由市场“用脚投票”的自然结果，有啥好说的呢？强行让广东更均衡、让江苏更集中，才是胡闹。

说什么结构调整是模式之争，完全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市场经济下，一切服从消费者需求，产业调整也好，腾笼换鸟也罢，都是企业家行为，都是市场经济的功绩。没有市场经济，你调整一下、腾个笼子换个鸟试试看，那是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的，是要坐牢和杀头的。

朝鲜和韩国，有模式之争；庇隆主义的阿根廷与米莱的阿根廷，有模式之争。中国的广东和江苏，没有模式之争。他们都是——

更加远离计划统制，更加接近市场经济，更加喜欢搞钱，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真要竞争，怎么竞争？

张五常教授曾经说过“县际竞争”的概念。他说：

“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有今天的成就与地方干部的工作分不开。各个县好像是一个个企业，县际之间的竞争好像公司间的激烈竞争，正是这样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政府要从商业机构的角度考虑怎么来分配”。

县际竞争论的核心是使用权的转让。他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认为，市场主体可以不拥有所有权，只需拥有使用权，只要使用权能够自由转让，市场就可以运行，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就等同于所有权本身。而地方政府就是虚置的所有权主体。

他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拓展到乡镇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并断言：以县为主角的地区竞争，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奇迹能够“奇上加奇”、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最大秘密。

张五常就是典型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用现象解释现象。这是错误的方法论的结果，必须用正确的理论工具，发现经济现象中真正的因果关系。

看似是县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搞得轰轰烈烈，经济腾飞了，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是县政府引领了经济进步吗？不能。

是因为改革开放，释放了人的自由，解放了生产要素市场，由此，各类生产要素——重要的是土地——变成了可交易的产权，有了市场价格。所以县政府才能卖地，才能实施国企的私有化、承包制改革。

怎么能说产权是谁的不重要，只要有使用权能交易就行呢？没有所有权，哪里来的使用权？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产权就没有自由，就没有经济进步。

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是所有权在县政府手里，而看不到的是，通过要素市场的交换，产权已经实质性地从县政府手中转移到了无数企业家手中，这个过程是产权制度的重大进步，由此才激发了资本积累和经济进步的进程。

这恰恰是确权的过程，私有化的过程。正是这一所有权明晰的过程，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动力。

产权的完整程度，不是看名义，而是要看实质。就像美国的房产和中国的房产，前者是完全的所有权，后者是70年产权，同等条件下，你说谁的产权私有更高呢？

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因为美国有房产税，中国没有。假如一年征收2%的房产税，剔除按评估价不断增长的计税依据，美国人50年就要重新买一遍自己的房子。所以当然是中国的房产产权更完整。

又像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将过去集体所有的土地，进一步地确立到承包人的名下，尽管这仍然不够，名义产权还在村集体组织名下，但是它就是往私有产权方向的进步，所以马上就吃饱饭了。

只要产权明晰，企业家才能就会充分发挥，资本积累、经济进步就是自然的过程。一切问题都是产权，产权就是自由。

组织市场经济的是企业家，是他们在投入资本冒险、在配置资源、在经济计算，不是县政府。县政府之所以开展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不过是因为，这个时候发展经济恰恰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把县政府当成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简直是毫无经济学常识的胡言乱语。

张五常的根本性错误就在于，他预设了县政府会经济计算，有盈亏机制约束，假定政府能够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我们明明看到，如果没有企业家，县政府搞所谓的竞争，结果是什么？是烂尾、是人去楼空铁生锈的工业园区、是巨额的地方债务、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形象工程。

所以，假如广东和江苏，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之间要竞争，到底竞争什么？

竞争看谁产权保护更完整。看谁管的更少，对市场的干预少，进一步地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进一步推进自由，把施加在市场经济——也就是每个人——头上的各种枷锁统统撤除。

这个事情要靠谁呢？不是靠县政府，而是民众的观念。

比方说东北，那么好的地理条件，那么好的工业基础，如果民众观念支持，把机构和人员大幅度裁撤，免税30年，管制和干预措施砍掉，想不繁荣都难。但这事情你依靠东北的县政府的官员，他们会做吗？

一个地方，若是经济发展落后，最应该分析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民众，观念上是不是支持自由市场，有没有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有哪些阻碍市场的因素需要破除。

权限的下放，固然有边际改善的可能。但是如果民众整天要求什么税收的公平，看谁缴税少了就喊打喊杀，然后要清理税收洼地严征管；任何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然后这也不准那也不行；整天不想着咋搞钱，而是装腔作势地“道德高尚”关注和干涉别人的生活。这时候，即便有那么一点地方上的权限——自由的缝隙，也会被堵上。那就进步不了。

说到底，靠什么竞争？

靠民众的观念。

广东，江浙，民众的观念好，拥抱市场经济，闷声发大财，所以经济就好了，生活就富裕了，待人也温和有礼讲信用了。在这种环境下的政府，也就不敢胡来，因为民众的观念不答应。

反观有些地方，民众想的是搞关系，谁有裙带关系谁就有利益，那就会不断地向上赋权，当地政府就说了算了。最后就变成动物丛林了，你抢我我抢你，那就走向贫穷，而且也不配谈道德。

这是一场观念的竞技场，市场的观念胜出了，那就有更多的“广东和江苏”；司马南的观念胜出了，已有的“广东的江苏”，也会消失。

第四个问题，让广东江苏“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

先看这个图：

2022年，深圳市“一般预算收入”实现11074.8亿元，上交中央后，留下4012.3亿元，然后，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发给”深圳392.2亿元。其他的钱，支援其他省份了。感谢“刘晓博说财经”，见下表：

问题来了，深圳这么牛逼的城市，实现的税收与留下来的，差了7000亿。税收必定打击资本积累，打击财富创造，降低经济进步速度，减少民众福祉。那么我们不谈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了，把这7000亿直接减掉如何？

成都人生活得很安逸，恐怕得感谢广东人江苏人吧。

我们要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非常正确。但是实现的手段是什么？

是靠转移支付输血吗？当然不是。是靠实行市场经济。靠保障产权，靠减税降费，靠减少再分配。由此，依靠资本积累，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提升劳动生产率，由此，供给增加物价降低工资率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就会节节攀升。

这正是40年伟大的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

试想，将7000亿如果留在深圳，那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7000亿的储蓄，就会转化为7000亿的投资，这些投资，将安排多少就业，推动多少技术进步，提升多少工资率。把7000亿投在深圳效益好，带动的就业和工资上涨多，还是投在大凉山效益好呢？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大凉山的人，如果想要走出贫穷，不是守在大凉山，而是要走出大凉山，来到“深圳”啊。深圳这地方，你就是捡破烂，都捡得比大凉山多，都保证比大凉山吃得好。这才是共同富裕的办法。

如果把这些钱投到大凉山，安排了5000个就业，但是看不到的是，深圳少了5万个就业。如果把这些钱给大凉山发福利，那么这些资本就彻底毁灭，大凉山的人由于有了这些吃不饱饿不死的福利，就不再出来了，他们就被禁锢在大凉山之上。

再分配的福利制度，毁灭了资本，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供给，影响了所有人的福利；它阻碍了人口的自由的向上的流动机制，减少了分工合作，固化了阶层界限，扩大了贫富差距。

你能发多少福利，就能制造多少懒汉，就能制造多少贫穷。西方福利国家的错误路子，走不得。

一个人的富裕，要靠自我奋斗，而不是靠别人施舍；一个国家、一个省份同样如此，要从观念上拥抱市场经济，而不是依靠其他地区的接济。

不能让落后地区拖累广东和江苏这些富裕省份，这样做的结果是，落后地区将继续落后，富裕省份将变得不再富裕、或者达不到本应达到的富裕程度。

哈耶克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长蛇阵”。他意思是，经济进步共同富裕的过程，就像一个长蛇阵，前面跑得越快，就带动后面跑得更快；如果前面跑的速度变慢了，那么后面就更慢。

那么，就要让广东江苏都跑得更快一点，让富人产权有保障，专心致志地搞钱，他搞的钱，本来就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结果，然后又会用这些钱继续投资，安排更多的穷人就业，拿到更高的工资。这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市场经济的道路。

有人又要说了，你光讲经济，根本就不懂政治，不懂整体布局，不懂战略目标。好，即便假定要实现这些目标，手段是什么？

照样是要实行产权有保障的市场经济。如果打击广东和江苏和先富的人，那样必将降低财富总量，你又怎么更好地实现“战略”呢？那些崇山峻岭中的高速公路，不是广东人江苏人创造的，难道是充话费送的？许多人绝对没有对那些高速公路做出贡献，只是在享受，但马云绝对是做出贡献的，那么如果打击马云，谁掏钱修那些路呢？

希望广东江苏，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步子更大一点，负担更轻一点，跑得更快一点，一个省吸引落后地区1亿人，这就是最好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